人们实在难以想通，自由主义追求自由，怎么会和独裁走到一起呢？

邵建：胡适的选择

来源：本文选自邵建著《胡适与鲁迅》（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1月）

如果追述李泽厚先生对胡适的评价，当他认为胡适的思想尤其政治思想浅薄、无聊、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时，那么，他紧接着提出的问题又是什么呢：“唯一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由一个主张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为何会最终走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李泽厚：《胡适 陈独秀 鲁迅》，见《中国思想史论》（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第918页。）

该问题是个老问题了，它当然不是李泽厚最先提出，早在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等人就拎出它来，作为胡适甚至不止是胡适而是整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罪证。当然，李泽厚也不是最后提出这个问题的人，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被人们时时挂在口头。

当年胡适等人的取舍，似乎最大限度地“败坏”了自由主义本来就不好听的名声。人们实在难以想通，自由主义既然追求的是自由，怎么会和独裁走到一起呢？

凡是提出这样问题的人，不妨先行考量一下自己的政治学知识。

蒋介石政权的确是“独裁”政权，独裁人人痛恨，因此，人们往往忽略不同独裁之间的区别。

根据20世纪的世界政治制度来看，它至少存在着两种独裁形态，一种是“威权型独裁”，一种是“极权型独裁”。这两种不同形态的独裁有其共同性，如党、政、军权力往往垄断于一人之手，并且按胡适所说，这种权力还不受法律限制。但，它们之间的不同似乎被忽略了。

如果说“威权型独裁”基本上是一种传统型独裁的话，极权型独裁则是它的现代形态。

极权型独裁表现为“政治全能主义”，它从两个方向上把政治权力发挥到极致：一是权力的范围，一是权力的程度。前者，权力走向“无限”，即政治权力渗透于社会每一空间，它使经济、文化和一般社会生活都高度政治化。整个社会已然没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没有民间社会可言。社会的边界在哪里，权力的半径就指向哪里。后者，权力走向“无形”，作为一种深度渗透，政治权力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进入看不见的思想、观念、意识和人心。

思想范畴本是人的自由的最后的领地，当初，自由主义争自由也是从这里起步，从而导致政教分离。而意识形态恰恰是以“有形”入“无形”，试图进行思想整合和控制，使之走向新的政教合一。

因此，美国的汉娜·阿伦特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在极权主义统治中的首要地位，后来的极权主义研究者，如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也共同的把极权主义的第一个特征视为“无所不在的官方意识形态”。

根据我个人的阅读，胡适最早使用“极权”概念是在《独立评论》时代，尤其是赴美后的1941年。这年夏天，他应邀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做政治演讲，题为“民主与极权的冲突”，该讲演接着发表在《美国政治社会科学学会年报》上。这个英文讲演的题目虽然是意译，但不走形，因为胡适文中大量使用“极权”这个概念。

胡适根据美国《纽约时报》上马克思·伊司曼的文章，不仅归纳了包括以上两点在内的极权体制的20个特点，以此和民主体制进行比较；并十分明确的把极权体制锁定在当时的三个国家上：斯大林主义的苏联、纳粹主义的德国和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

1947年，胡适又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一文，它实际上是上文的继续，尽管文中没有用“极权”这个词。但，胡适所做的甲式政党（以英美政党为代表）和乙式政党（以斯大林主义苏俄政党为代表）的条款性比对，也依然是在比较民主与极权的不同。应该说，这样的对比对于胡适本人，带有自我清算的性质。然而胡适一旦认清革命后斯大林政治的极权面目，他自然要作出反向的选择。

和极权体制相反的当然是民主体制。可是，对中国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不是一个现成的体制，而是一个在现实土壤中尚待形成的体制。因此，胡适与其说是选择民主，毋宁说是在选择有可能走向民主的体制土壤。

如上，极权政治的范围无远弗界，而威权体制有国家与社会的区分，它的权限不可能由国家向社会无限延伸。一般情况下，这个政权并不干涉民间社会和私人领域的存在，也不干涉私有经济和市场。

另外，威权体制不搞意识形态，它是一种有形的权力且止于有形，没有以意识形态统一意识的诉求，也不进行思想控制和表态。由于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文化等领域中的事务，不是国家包办，而是取决于个人或各自不同的社群。

当时的国民党，从本质上来说，是专制的政党。比如它搞一党专制、搞党化教育、搞新生活运动、搞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等，都是向极权主义靠拢的表现。但由于各种机缘、条件和因素，它直到自己丢失权力的那一天，也没能完全极权化，充其量是摇摆于“威权”与“极权”之间。

另外，根据胡适的判断，“孙中山究竟是受英、美政治影响最深的人，所以他虽然采用苏俄党制，终不肯承认一党专政是最后境界，只承认是过渡到宪政的一个准备时期”（转引自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六），台北：联经出版，1984，第1962页。）。

这个时期，胡适还可以在国民党外办《新月》、办《独立评论》。虽然，这些杂志可以被查封，就像查封了还可以再办。但极权体制却不需要这样，它预先就不让你出现。

这就是当时中国自由主义之难，它不是在民主与极权之间选择，而是在“威权”与“极权”之间选择。胡适斥极权而择威权，并非对它的认同，而是一种基于“宽容”的考量。这里的宽容不是别的，是一种制度空间，或者说，宽容就在于空间。

力主政治宽容的胡适紧盯的不是民主自由满天飞的口号，而是它可以播种的土壤。极权体制作为一种刚性体制，权力之外无空间，内里也不存在转圜的余地。因此，民主口号满天飞，却着不了地。威权不然，它有它权力达不到的地方，这地方再小，也有一个“宽度”，可以“容纳”不同的声音。

这个空间，外在于体制，它恰恰就是可以播种民主种子的土壤。自由主义正是在这块土壤上开展自己的工作，并试图以渐进的方式，一寸一寸拓展之。它之所以反对暴力革命，是因为推翻威权的暴力需要集聚更大大暴力，这种暴力一旦被集聚，就不可避免的极权化，当它摧毁威权的暴力时，连同被摧毁的势必包括那原本就弱小的空间，于是，民主与自由彻底失去生长的土壤而仅流于满天飞的口号。

由此可见，胡适的选择不仅是可以解释的，而且可以说他的眼光更有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