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公布“清廉账户”：估计反腐败的善意难敌人性的贪婪！

据《广西日报》报道，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专门出台通知，再次公布了“广西清廉账户”。4月2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调研，并主持召开工作座谈会。明确表示，今年6月30日前，主动上交赃款可获从宽处理。

各省市自治区，乃至各个地方党政机关设立廉政账户反腐，已经有些年头了，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名称不一样。媒体早期报道的有：1999 年江西省南昌市设立的“拒礼拒贿资金账户”，2001 年浙江省宁波市的“581廉政账户”，后来全国各地便陆续流行起来。大家都知道，但凡流行的东西，最容易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廉政账户也不例外。随着时间推移和反腐败的深入，这种“廉政账户”的漏洞逐渐显现出来。曾经轰动全国的湖北省监利县（现已改市）连续四任县委书记被查处的案件中，杨道洲、杜在新两人都曾向当地“廉政账户”上缴过收到的行贿款，博得过“廉政标兵”的美名。但是，此后一个在黄冈市副市长任上被查处，一个在荆州市委副秘书长任上被查处，他们被查处的原因都是在担任监利县委书记时的腐败问题。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安徽省六安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魏力生上交了 75 万元，却掩盖其受贿 300 余万元的事实。贵州省凯里市原市长洪金洲以 5500 万元“廉政金” 掩盖其2000 万元赃款。这些案例说明，廉政账户也很难阻止腐败分子的贪欲。

当初提倡廉政账户，本意是为党员干部因社会不良风气而被动受贿后，上交那些无法退回或不便直接退回的一般礼金。作为反腐的一条特殊制度，只是对人情世故的一种变通，并不包括那些工程建设领域、买官卖官的巨额行贿受贿资金。从法律层面看，廉政账户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认定，虽然坦白也许可以从宽，但刑法并未设立主动退赃的免责条款。官员收受财物后即便上交，仍有可能构成犯罪。在制度设计上廉政账户与法治精神存在一定的冲突，有“以钱赎身”之嫌。基于其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所以在2016 年之后，广东、甘肃、四川、福建等全国许多省都相继撤销了廉政账户。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并且正在不断深入，永远在路上。特别令人深思的一个问题是，一些反腐败机关的工作人员，比如有些曾担任过中央、省一级巡视组领导的人，一面查处别人腐败，又一面隐藏自己的腐败。造成了今天查别人，明天又被别人查的怪现象。这种现象说明，在腐败问题上，廉政账户的制度温情，根本难以抵御人性的贪婪。广西这种“最后通牒”式反腐，从前已经有过多次，事实上收效甚微。用老百姓的话说，那些腐败分子都是洞庭湖的麻雀——吓大了胆。可能大家都注意到，随着第五轮中央巡视组的展开，近日落马的领导干部不少，其中最新的一个，是4月29日安徽省纪委监委发布的主动自首的安徽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副厅长、一级警务专员刘海石。此人多年来被人实名举报而不倒，这次却突然主动自首了。我想，刘海石的自首绝不是他的主观觉悟，而是他已经承受不起反腐高压了。

是否会主动坦白并如实上交赃款，本质上是成本收益的博弈。从心理学角度，“最后通牒效应”，可能会促使个别干部在截止日期前采取行动。但历史经验表明，这种 “窗口期”往往容易导致“选择性退赃”。资料显示，2014 年广东省廉政账户共收到 6500 万元，但同期查处的腐败案件涉案资金却远超这个数字，甚至还不及查处某一个官员收缴的赃款多。

反腐败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要明确从宽处理的具体标准。如上交金额比例、配合调查程度等。特别是应实名上缴，并说明每一笔款项的来龙去脉。然后根据上缴款项顺藤摸瓜进行核查，建立 “上交必查、查必有果” 的闭环机制，防止个别些贪腐分子“象征性退赃”蒙混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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