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怎么看崇祯这个明朝最后的皇帝？

明王朝灭亡的内在原因

1944年3月10日，郭沫若在重庆写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3月19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日，文章的主题是讲李自成农民军进京以后功败垂成。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郭沫若，称：“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那都是讲革命行将胜利时可能出现的问题而说的，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共产党执政已七十三年了，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天下没有长盛不衰的事，如何从历史上吸取一点他们所以失败的教训，增强一点忧患意识，或许是当前对我们最有益的事，这是我所以讲晚明剧变和明帝国崩溃的缘由。当然，这只是从增强一点忧患意识角度而言的。

《明史·流贼传》的序言，对崇祯朝所以走向灭亡作了一个简要的概括，其云：

庄烈帝承神、熹之后，神宗怠荒弃政，熹宗昵近阉人，元气尽澌，国脉垂绝。向使熹宗御宇复延数载，则天下之亡不再传矣。

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

这一大段话，有几点需要说明。其一，明帝国崩溃的原因，并不始于崇祯帝。实际上神宗是一个逐利之君，矿监、税使遍天下，正如黄宗羲所言：“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明夷待访录·原君》）故其长期以来的怠荒弃政与熹宗时东林阉党斗争及阉党魏忠贤的暴虐无道已经动摇了国家统治的社会基础，党争的问题伤了国家的元气，士大夫的分裂使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殆尽。崇祯即位以后，两党相争的局面很难完全改观，尽管他即位以后对阉党的处置是有力的，然而其影响还在啊！崇祯帝即位不久，就处理了魏忠贤与客氏，不久应倪元璐之请毁了《三朝要典》。到崇祯二年（1629年）下令定阉党逆案，处死二十五人、充军五十人、判刑赎为民一百二十九人、革职闲住四十四人。处理这么一批人，在朝与他们相关的有很多人。《明史·刘鸿训传》讲到刘鸿训参与内阁机务时，由于处置阉党而受到攻击。史载：

鸿训至，毅然主持，斥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田景新、孙之獬、阮大铖、徐绍吉、张讷、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人情大快。而御史袁弘勋、史、高捷本由维垣辈进，思合谋攻去鸿训，则党人可安也。弘勋乃言所修、继春、维垣夹攻表里之奸，有功无罪，而诛锄自三臣始。又诋鸿训使朝鲜，满载貂参而归。锦衣佥事张道浚亦讦攻鸿训，鸿训奏辩。给事中颜继祖言：“鸿训先朝削夺。朝鲜一役，舟败，仅以身免。乞谕鸿训入直，共筹安攘之策。至弘勋之借题倾人，道浚之出位乱政，非重创未有已也。”帝是之。给事中邓英乃尽发弘勋赃私，且言弘勋以千金贽维垣得御史。帝怒，落弘勋职候勘。已而高捷上疏言鸿训斥击奸之维垣、所修、继春、大铖，而不纳孙之獬流涕忠言；谬主焚毁《要典》，以便私党孙慎行进用。帝责以妄言，停其俸。史复佐捷攻之。言路多不直两人，两人遂罢去。

阉党对刘鸿训的攻击这次虽未达到目的，后来刘鸿训还是被罢斥了。又如钱龙锡，在内阁时曾具体主持过阉党逆案的事，因此也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明史·钱龙锡传》称：“御史高捷、史既罢，王永光力引之，颇为龙锡所扼，两人大恨。逆案之定，半为龙锡主持，奸党衔之次骨。”结果硬是把他牵连进袁崇焕案。史载：“时群小丽名逆案者，聚谋指崇焕为逆首，龙锡等为逆党，更立一逆案相抵。谋既定，欲自兵部发之。”结果钱龙锡还是被戍十二年。故党争时隐时现，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客观公正地处理当时的人事问题。

崇祯用人不当

其二，崇祯帝即位时，是从信王入宫即帝位，对朝廷诸臣僚的情况不明，君臣之间很难建立良好的共事关系。如内阁的选人，他靠枚卜，这有很大的偶然性。《明史·钱龙锡传》云：

庄烈帝即位，以阁臣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皆忠贤所用，不足倚，诏廷臣推举，列上十人。帝仿古枚卜典，贮名金瓯，焚香肃拜，以次探之，首得龙锡，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辅臣以天下多故，请益一二人。复得周道登、刘鸿训，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明年六月，龙锡入朝，立极等四人俱先罢，宗道、景辰亦以是月去。标为首辅，龙锡、鸿训协心辅理，朝政稍清。

李标、钱龙锡、刘鸿训这几个人都不错，问题是这种方式确立的内阁，阁员与崇祯没有长期共事的经历，靠枚卜很难一下子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而崇祯这个人自尊心太强，疑心重，容不得不同意见，听不得半点批评，即所谓“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以刘鸿训为例，他得罪崇祯帝是因为一件事和一句话。一件事是请崇祯为边兵发帑，“关门兵以缺饷鼓噪，帝意责户部。而鸿训请发帑三十万，示不测恩，由是失帝指”；一句话是批评崇祯不成熟，“鸿训居政府，锐意任事。帝有所不可，退而曰：‘主上毕竟是冲主。’帝闻，深衔之，欲置之死。赖诸大臣力救，乃得稍宽”（《明史·刘鸿训传》）。内阁年长的大臣尚且如此，其他大臣们还敢说话、任事吗？故刘鸿训等传末的赞语称：“庄烈帝在位仅十七年，辅相至五十余人。其克保令名者，数人而已，若标等是也。”孟森论此事云：

夫劝发帑市恩，损上益下，不失为君子之事君，纵未能从，何致遂以此失指?则帝之吝财，犹有万历遗风。闻言己为冲主，即深衔而欲置之死。自圣至此，又好诛戮大臣，艰危之日，欲以救亡，何可得也?人主虚中求善，来者尚多面谀；示以气矜，正直之士，自知无幸。后来入阁纷纷，以卑劣之徒为多，而所谓奸臣，则温体仁久任至历八年，周延儒亦前后两任。（孟森《明清史讲义》上）

温体仁、周延儒两人正是入奸臣传者。《明史·奸臣传》称：“周延儒、温体仁怀私植党，误国覆邦。”周延儒是靠“善伺意指”（《明史·周延儒传》）固位，二次入相。《明史·温体仁传》称温体仁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他对崇祯是“务为柔佞”（《明史·周延儒传》）。刘宗周在崇祯九年十月责温体仁疏称：

小人之祸人国无已时也。皇上恶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讦进；皇上录清节，而臣下多以曲谨容；皇上崇励精，而臣下奔走承顺以为恭；皇上崇综核，而臣下琐屑苛求以示察。究其用心，无往不出于身家利禄。皇上不察而用之，则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有所不觉矣。呜呼！八年之间谁秉国成，臣不能为首揆温体仁解矣。（《明季北略》卷十二《刘宗周疏责温体仁》条）

《明季北略》卷十《童谣》条载：

初，崇祯三年，温体仁相，京师童谣云：“崇皇帝，温阁老。”七年，为首相，京师又有谣云：“崇祯皇帝遭温了。”

“所欲推荐，阴令人发端，己承其后。欲排陷，故为宽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明史·温体仁传》）而崇祯帝不会克制自己情绪，很容易发怒，在发怒的情况下，处理问题往往偏激，后果就不好。如更改敕书的事，本来是一件小事，崇祯帝一怒就变成大事了。《明史·刘鸿训传》称：

旧例，督京营者，不辖巡捕军。惠安伯张庆臻总督京营，敕有“兼辖捕营”语，提督郑其心以侵职论之。命核中书贿改之故，下舍人田佳璧狱。给事中李觉斯言：“稿具兵部，送辅臣裁定，乃令中书缮写。写讫，复审视进呈。兵部及辅臣皆当问。”十月，帝御便殿，问阁臣，皆谢不知。帝怒，令廷臣劾奏。尚书自严等亦谢不知，帝益怒。给事中张鼎延、御史王道直咸言庆臻行贿有迹，不知谁主使。御史刘玉言：“主使者，鸿训也。”庆臻曰：“改敕乃中书事，臣实不预知。且增辖捕卒，取利几何，乃行重贿?”帝叱之。阅兵部揭有鸿训批西司房语，佳璧亦供受鸿训指，事遂不可解。

这里讲到，“帝怒”“帝益怒”“帝叱之”，《明史》崇祯时期许多传中都讲到帝怒。如这次改京营兼辖捕营敕书之事，本来不是大事，结果从中书到兵部，到内阁大臣，均受牵连，刘鸿训为此“下廷臣议罪”（《明史·刘鸿训传》）。崇祯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明史·何如宠传》称：“大学士刘鸿训以增敕事，帝怒不测，如宠力为剖析，得免死戍边。”故在发怒的情绪下，刚愎用事，一定会误事。在这种状态下，使用刑罚的结果，自然是“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崇祯时，阁臣被戮二人为周延儒与薛国观。《明史·薛国观传》末称：“国观险忮，然罪不至死。帝徒以私愤杀之，赃又悬坐，人颇有冤之者。”遣戍者刘鸿训、钱龙锡，二人皆非其罪。而温体仁则善于利用崇祯帝易怒的特点，凡其“欲排陷，故为宽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喜怒哀乐乃人之常情，这是属于人认知非理性的范畴，但要受理性节制，听任个人情绪的宣泄去处理政事，古往今来，这方面教训太多，也太惨痛了。《礼记·中庸》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崇祯处理国家大事，凭一时感情用事，恰恰违反了致中和这个基本原则，还不被奸人和小人利用而闹个天下大乱吗？这又能怪谁呢？

崇祯滥杀大臣

其三，崇祯帝滥用刑罚，连分管刑罚的长官刑部尚书自身都难保。《明史·乔允升传》载，乔允升天启初为刑部侍郎，天启三年（1623年）迁为刑部尚书，后被魏忠贤黜而落职闲住，崇祯初复为刑部尚书，“时讼狱益繁，帝一切用重典。允升执法不挠，多所平反”。崇祯二年（1629年），乔允升因事遣戍，其本传云：

二年冬，我大清兵薄都城，狱囚刘仲金等百七十人破械出，欲逾城，被获。帝震怒，下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赏、提牢主事敖继荣狱，欲置之死。中书沈自植乘间摭劾允升他罪，章并下按问。副都御史掌院事易应昌以允升等无死罪，执奏再三。帝益怒，并下应昌狱，镌佥都御史高弘图、大理寺卿金世俊级，夺少卿周邦基以下俸，令再谳。弘图等乃坐允升绞，而微言其年老可念。帝谓允升法当死，特高年笃疾减死，与继荣俱戍边。

而论允升等无死罪的副都御史掌院事易应昌论死，后来因久旱无雨，请缓刑，改遣戍边卫。从这件事也可看到在崇祯帝手下办事很难，他年轻气盛，动不动用重典，官员没法按章办事。《明史·易应昌传》末称：

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书十七人。薛贞，以奄党抵死。苏茂相，半岁而罢。王在晋，未任改兵部去。允升，遣戍。韩继思，坐议狱除名。胡应台，独得善去。冯英，被劾遣戍。郑三俊，坐议狱逮系。刘之凤，坐议狱论绞，瘐死狱中。甄淑，坐纳贿下诏狱，改系刑部，瘐死。李觉斯，坐议狱削籍去。刘泽深，卒于位。郑三俊，再为尚书，改吏部。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议狱落职闲住。

管理司法的官员频频更迭，那么多人受处分，怎么办得好案子呢？一切听命于崇祯帝个人的决断，那冤案、错案连绵不断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史·钱龙锡传》称：“帝好察边事，频遣旗尉侦探。龙锡言：‘旧制止行于都城内外，若远遣恐难委信。’”这件事反映了崇祯帝不信任官僚机构正常的情况禀报，故要另外派遣亲信去前方侦探，这个做法得来的情报不全面、不可靠，边疆战事依靠这个指挥战斗、处理总督往往出错。《明史·郑崇俭传》称：

帝自即位以来，诛总督七人，崇俭及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抃也。帝愤寇日炽，用法益峻，功罪不假贷，而疆事寖坏，卒至于亡。

其中有好几个人罪不至于死，有的根本是错杀的。如袁崇焕，便是崇祯帝误信后金离间而将其处死；郑崇俭并没有过失，也是错杀的。福王时，给事中李清言：“崇俭未失一城、丧一旅，因他人巧卸，遂服上刑。群臣微知其冤，无敢讼言者，臣甚痛之。”杨一鹏被杀，也有冤，因责任不在他身上，是温体仁的责任。《明史·杨一鹏传》称：

先是，贼渐逼江北，兵部尚书张凤翼请敕一鹏移镇凤阳，温体仁格其议。贼骤至，一鹏在淮安，远不及救。帝闻变大惊，素服避殿，亲祭告太庙，遂逮一鹏及巡按御史吴振缨、守陵官泽。泽先自杀，一鹏弃市，振缨戍边。

此卷末之赞语曰：

流贼之肆毒也，祸始于杨鹤，成于陈奇瑜，而炽于熊文灿、丁启睿。然练国事、郑崇俭先罹其罚，而邵捷春、余应桂亦或死或戍。疆埸则剿抚乖方，庙堂则赏罚不当，偾师玩寇，贼势日张，谓非人谋不臧实使之然乎！

这个“人谋不臧”的最后责任还在崇祯帝自己身上。

在前方总督的结局是如此，在中枢的兵部尚书又如何呢？《明史·张凤翼传》：“帝在位十七年间，易中枢十四人，皆不久获罪。”王洽是崇祯元年（1628年）拜兵部尚书，次年后金兵入关，遵化陷，再日始得报，帝怒其侦探不明，又以廷臣玩忽，拟用重典，而周延儒为迎合帝意，遂攻他“本兵备御疏忽，调度乖张”，检讨项煜说：“世宗斩一丁汝夔，将士震悚，强敌宵遁。”帝颔之。这是暗示崇祯杀王洽以示威，结果王洽瘐死，论罪，复坐大辟。陈新甲则因和议事泄密而被弃市，这本来是奉旨办的，崇祯却诿过于人。再看地方大员巡抚这一级官员，《明史·颜继祖传》云：

终崇祯世，巡抚被戮者十有一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而河南李仙风被逮自缢，不与焉。

颜继祖被杀是因清兵陷济南，而杨嗣昌令其专防德州，济南因此空虚，这件事责任在杨嗣昌，不在颜继祖。邵捷春被杀因张献忠入川，这个问题的责任也在杨嗣昌身上。《明史·邵捷春传》载邵捷春之言：“令甲失一城，巡抚坐。今以蜀委贼，是督师杀我也。”这个督师就是指杨嗣昌。传末称：“捷春为人清谨，治蜀有惠政。士民哭送者载道，舟不得行，竞逐散官旗。蜀王为疏救，不听。敕巡按御史遣官送京师，下狱论死。捷春知不可脱，明年八月仰药死狱中。”当然，被处置的并非都没有罪，但冤案、错案不少，对中高级官僚如此严厉处置的后果很不好，谁还能悉心为朝廷办事呢？在当时的环境下，国事已非，丧师失律，不尽为所犯之罪，为中枢调度不当，所陷者亦多，人皆不能自保。李自成从陕西进北京，一路上地方官与驻军投降的多、抵抗的少，此情势所逼也。

崇祯任用宦官的问题

崇祯帝刚即位时，鉴于魏忠贤等专权，尽撤诸方镇守中官，委任朝政于大臣。后来廷臣之间门户党争不息，同时兵败饷绌，大臣们互相指责，于是他又想到复用近侍。《明史·宦官二·张彝宪传》称：

崇祯四年九月，遣王应朝等监视关、宁，又遣王坤宣府，刘文忠大同，刘允中山西，监视军马。而以彝宪有心计，令钩校户、工二部出入，如涂文辅故事，为之建署，名曰户工总理，其权视外总督，内团营提督焉。给事中宋可久、冯元飙等十余人论谏，不纳。吏部尚书闵洪学率朝臣具公疏争，帝曰：“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众莫敢对。南京侍郎吕维祺疏责辅臣不能匡救，礼部侍郎李孙宸亦以召对力谏，俱不听。彝宪遂按行两部，踞尚书上，命郎中以下谒见。

朝廷派了这些监军，反而引起不少新的问题。“已而诸监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诸将亦耻为之下，缘是皆无功。”（《明史·宦官二·高起潜传》）“八年八月始下诏曰：‘往以廷臣不职，故委寄内侍。今兵制粗立，军饷稍清，尽撤监视总理。’”（《明史·宦官二·张彝宪传》）不到一年时间，次年七月，清兵自喜峰口入关，“复遣太监李国辅、许进忠等分守紫荆、倒马诸关”（《明史·宦官二·高起潜传》）。到了十月间，《明通鉴》卷八十五“崇祯九年”载：

时上久罢内遣，而边警骤至，以诸臣类萎庳不任，仍分遣中官卢维宁等总监通津、临德等处兵马粮饷，而意颇讳言之。

（金）光辰疏请罢遣，上怒，召对平台。风雨骤作，侍臣立雨中，至以袖障溜。上责光辰，光辰对曰：“皇上以文武诸臣无实心任事，委任内臣。臣愚以任内臣，诸臣益弛卸不任。”上大怒，声色俱厉，将重谴光辰，而迅雷直震御座，风雨声大作。光辰因言：“臣在河南，见皇上撤内臣而喜。”语未终，上沉吟，即云：“汝言无复尔。”然意亦稍解。翌日，诏“光辰镌三级调外”，时谓光辰有天幸云。

自己这样做了，明知违反祖训，但不愿意人们借此说话，此后又命内臣高起潜为宣大总监。高起潜在内侍中以知兵称，故崇祯帝委任之。实际上高起潜根本不会用兵，《明史·宦官二·高起潜传》云：

然起潜实未尝决一战，惟割死人首冒功而已。明年，起潜行部视师，令监司以下悉用军礼。永平道刘景耀、关内道杨于国疏争，被黜。既而与兵部尚书杨嗣昌比，致宣大总督卢象昇孤军战殁，又匿不言状，人多疾之。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犯京师，“帝复命起潜监宁、前诸军，而以杜勋镇宣府。勋至镇即降贼”（《明史·宦官二·高起潜传》）。宦官杜之秩降于居庸关。李自成围京城时，“益以内侍三四千人专守城事，百司皆不敢问”（《明通鉴》卷九十“崇祯十七年”）。最终开京城大门迎李自成的还是曾任司礼秉笔太监的曹化淳，他曾在光宗时的王安名下。当然，太监中不是没有殉节的，如王承恩是在曹化淳名下，他是随崇祯帝一起吊死在煤山的。方正化在崇祯末出镇保定，殉职而死。做到以一死报主恩，那是极少数。时内臣殉难者，更有故司礼掌印太监高时明，司礼秉笔太监李凤祥，提督诸监局太监褚宪章、张国元四人。虽然不能说洪洞县中无好人，但毕竟多数人则是如杜勋那样，换一个主子，“吾曹富贵固在也”（《明史·宦官二·高起潜传》）。问题是崇祯帝对身边内侍，亦并不真正识人啊！

崇祯的性格问题

崇祯性格上的问题，在崇祯二年（1629年）即有所显露。那时任顺天府尹的刘宗周，便诚恳地向他提出了做事不可“程效太急”，否则欲速则不达。《明史·刘宗周传》载其奏疏，今摘录如下：

陛下励精求治，宵旰靡宁。然程效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

夫今日所汲汲于近功者，非兵事乎?诚以屯守为上策，简卒节饷，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岁月，未有不望风束甲者。而陛下方锐意中兴，刻期出塞。当此三空四尽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饥军而军愈骄，聚天下之军以博一战而战无日，此计之左也。

今日所规规于小利者，非国计乎?陛下留心民瘼，恻然恫瘝，而以司农告匮，一时所讲求者皆掊克聚敛之政。正供不足，继以杂派。科罚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灾伤，一切不问。敲扑日峻，道路吞声。小民至卖妻鬻子以应。有司以掊克为循良，而抚字之政绝；上官以催征为考课，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国家有府库之财，不可得已。

功利之见动，而庙堂之上日见其烦苛。事事纠之不胜纠，人人摘之不胜摘，于是名实紊而法令滋。顷者，特严赃吏之诛，自宰执以下，坐重典者十余人，而贪风未尽息，所以导之者未善也。……

且陛下所以劳心焦思于上者，以未得贤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发为精明，以告讦为正直，以便给为才谞，又安所得贤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备，或以短而废长；责之太苛，或因过而成误。

且陛下所擘画，动出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过不给，谗谄者因而间之，猜忌之端遂从此起。夫恃一人之聪明，而使臣下不得尽其忠，则耳目有时壅；凭一人之英断，而使诸大夫国人不得衷其是，则意见有时移……数十年来，以门户杀天下几许正人，犹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气，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辙将复见于天下也。

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潜滋暗长而不自知者。

刘宗周这些批评还是很中肯的，在重大决策上，功利化效果不好。在军事上急功近利，没有根本的战略思想指导，战役是打不好的。许多军事上的问题，不在战争本身，还得从政治、经济上寻找原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以单纯军事观点来看待战争，无论东北还是西北的战事，都只会日益恶化下去。

要用兵，便要用饷，吏治败坏，结果农民的负担不断加重，而前线士兵不断因缺饷而哗变。惩治贪吏，仅靠杀也不行，本质上还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还得治本清源。

在人事上，不能过于求全责备。人无完人，问题是如何用其长，建立长久的互信和良好的互动关系。崇祯用人的随意性太强，任免内阁大臣，“仿古枚卜典，名金瓯，焚香肃拜，以次探之”，这样择人可能善，也可能恶。

崇祯帝好专断独行，天下万机，靠“一人之聪明”怎么能周全呢？凭个人“自用之心”去处理许多问题，不是好事。许多事出人意表，正直的人救过不及，小人则用猜忌谗谄以逞其恶。周延儒、温体仁那样的奸臣就能利用崇祯帝这一特点以逞其奸了。

刘宗周最后几句话说得非常确切，由“操之太急”而转为“功利不已”，转为“刑名不已”，“流为猜忌”最终“积为壅蔽”。君臣关系处于这种状态，国事还能处理好吗？整个官僚机构还能有办事的效率吗？

到了崇祯八年（1635年），刘宗周又对崇祯帝说了一番逆耳的忠言，他说：

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诸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业，故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流寇本朝廷赤子，抚之有道，则还为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为本，收拾人心在先宽有司。参罚重则吏治坏，吏治坏则民生困，盗贼由此日繁。（《明史·刘宗周传》）

崇祯二年刘宗周上疏，至此过了六年，事实证明刘宗周的话讲到了崇祯性格问题的根本上。崇祯对这些意见是听不进去的，认为其言迂腐而不能用。随后刘宗周又上《痛愤时艰疏》，再次对崇祯提意见。对这些逆耳忠言，崇祯帝的态度如何呢？

疏入，帝怒甚，谕阁臣拟严旨再四。每拟上，帝辄手其疏覆阅，起行数周。已而意解，降旨诘问，谓大臣论事宜体国度时，不当效小臣归过朝廷为名高。（《明史·刘宗周传》）

他还是不能冷静地探讨自己的问题，因而无法加以纠正，反而责难刘宗周“归过朝廷为名高”，这样的话，崇祯的性格问题根本就无法解决了。

崇祯吊死在煤山，书衣襟为遗诏：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明通鉴》卷九十“崇祯十七年”）

似乎他很爱百姓，是群臣误国，把亡国的责任推在群臣身上，这样说得过去吗？《明史·流贼传》序言之末称：

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序言对崇祯帝还是抱着同情的态度，其潜台词则为“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君为臣纲”嘛，皇帝自身不正，如何能对臣下提出要求呢？《明史·文震孟传》称：

震孟在讲筵，最严正。时大臣数逮系，震孟讲《鲁论》“君使臣以礼”一章，反覆规讽，帝即降旨出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于狱。

崇祯帝对乔允升的处理，还是“允升法当死，特高年笃疾减死”，戍边。这仍不是“君使臣以礼”的态度。《论语·八佾》：“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可见君臣关系是相对的，不是单方面的，上梁不正，下梁能不歪吗？《论语》中齐景公还有这个说法：“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问题的根子还在崇祯帝自己身上，他对臣子如此杀戮，而且是大量地错杀、冤杀，怎能不众叛亲离呢？实际上君是亡国之君，臣若周延儒、温体仁、杨嗣昌之类也都是亡国之臣。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的臣子不少，但多被崇祯帝冤杀了，这又能怪谁呢？不能开杀戒，滥杀人的帝王没有好下场，这是为历史反复证实了的真理。明亡时，阖家殉难的臣子不少，怎能说他们都是亡国之臣呢？说到底，还是君王自己的问题。

本文节选自朱永嘉著《从万历到康熙：一次历史周期率的典型剖析》（胡杨文化策划，山东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