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古滇国的三个实证

目前发现的最早关于云南地名文字记载的简牍。

蒋志龙介绍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

开篇语

近日，国家文物局揭晓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结果，昆明市晋宁河泊所遗址凭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重要学术价值成功入选。为展示昆明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最新进展，讲好昆明推动中华文明保护、传承和发展的鲜活故事，生动呈现近年来河泊所遗址考古取得的积极成果，今日起，本报连续刊发“河泊所遗址背后的古滇文明系列报道”，为读者解密河泊所遗址背后的文明历史。

4月29日，春日的滇池东南岸，目之所及，一片安然景象。当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穿着红色马甲出现在河泊所遗址上蒜镇第一小学考古发掘点时，天空飘起了一阵春雨，但是他脸上洋溢着笑容，似乎雨水带来的不是麻烦，而是“接风洗尘”的温馨。

就在不久前，国家文物局揭晓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结果，蒋志龙负责的晋宁河泊所遗址凭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重要学术价值成功入选。

“河泊所遗址所在的云南滇中地区，是石寨山文化(俗称滇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河泊所遗址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是一处商周至汉晋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梁王山、左卫山、金砂山、天女城山、龙潭山围绕滇池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内。河泊所村至上蒜镇第一小学区域为遗址核心区，面积约3平方公里，是石寨山遗址中文化堆积最厚、遗存最丰富的区域。核心区北侧为出土著名的‘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蒋志龙对河泊所遗址的一切可谓了若指掌。

说起河泊所遗址，自然避不开古滇国。那是一个以神秘著称于世的神奇国度，常以“神秘而短暂”来形容，但是，蒋志龙从上世纪90年代就认定，古滇国一定在晋宁。而这个坚定的信念，从一个个出土的实物中得到了证实。

一枚印章 回应一个质疑

“元封二年……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於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是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古滇国的记载。

虽有文字记载，但是古滇国是否存在，因缺少实物佐证而一直存疑。

1955年3月，在省政府支持下，云南省考古工作队赴晋宁石寨山做第一次试探性发掘，基本确认石寨山属于一片青铜时代墓群。伴随着一些精美青铜器的发掘出土，古滇国由此揭开了一层神秘面纱。

真正的转机发生在1956年11月。当时，考古工作队在石寨山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发掘。随着发掘工作持续展开，各种奇珍不断出土，一个古代王国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在第六号墓底的漆器粉末中，一枚金印被清理出来时，考古队员们欢腾雀跃起来。当一名考古队员捧着金印，小心翼翼地刷去印痕填土，“滇王之印”四个典型的汉篆明白无误地映入眼底。

金印背上蟠着一条蛇纽，回首逼视，两眼熠熠放光；印身四边完整无损，光彩夺目。虽然印的体积不过方寸，但作为历史的见证，这方寸之印确乎比千斤还重，它在学术上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有了它，古滇国的传说完全被证实，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古滇国神秘面纱被揭开。而考古研究也表明，现在的河泊所村可能就是古滇国的都邑所在。

一枚封泥 开封一个国度

要证明一个“古国”的存在，除了墓葬，还需有城池、大型建筑、村庄、聚落和生活痕迹予以佐证。

蒋志龙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参加考古工作时，他就有了一个理想：一定要找到古滇国的都邑。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系统考古工作一直没能实施。很多年过去，蒋志龙已从青年步入中年，他的理想还没有实现。

2008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合作，在滇池盆地发现了70多个滇文化和汉文化遗址。其中，河泊所遗址是规模最大的一处遗址。

2014年，“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计划”获批实施，围绕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遗址持续开展考古工作。蒋志龙作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泊所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一直带队工作在考古一线。

时光不负有心人。2019年1月，蒋志龙带领考古队员在清理90号灰坑时，惊喜地发现了滇国相印、王敞之印、田丰私印等封泥。

“知道‘滇国相印’封泥出土的意义吗？它与‘滇王之印’相互印证，不仅弥补了古代文献关于古滇国史迹记载的缺失，还从实物资料上进一步证实了古滇国的存在；更表明汉武帝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同时，也设立了‘滇相’，建立起一套行政管理体系。”蒋志龙说，与封泥一同出土的还有瓦片、陶罐、陶釜以及其他铜质和石质的文物。

一枚简牍 证实一段历史

随着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工作越来越深入，古滇国的样子也越来越清晰。

文字简牍的发现，为古滇国描绘了最清晰的轮廓。

“2022年以来，河泊所遗址出土简牍5万多枚，其中有字简牍14000余枚，但多数为残片。”这些简牍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滇池”“云南”“成都”等字样。

河泊所遗址考古工作队工作人员苏东晓介绍，有几枚简牍记有年代信息，如汉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七年(公元前80年)和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汉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还有一片记有“永建五……”，如果永建是指年号，则是东汉顺帝时期(永建五年为公元130年)。结合内容分析，河泊所简牍属于两汉时期。

更加引人关注的是，有两件文书传递使用的封检均题写着“滇池以亭行”。相关研究表明，这是秦汉时期封检题署的常见格式，“滇池”指文书发送目的地为滇池县，“以亭行”指按亭传递(大致十里设一亭)。这表明汉朝在益州郡建立了邮传制度。

从“滇王之印”到“滇国相印”，再到有滇池字样的简牍，一个个具体的实物证明了古滇国的存在。“短暂而神秘的古滇国，很可能在后来演变为了益州郡。”蒋志龙说，考古发现益州郡郡治与古滇国都邑比邻，就是最好的证明。(记者赵书勇摄影报道)

来源：昆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