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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至1910年间,洛克菲勒家族拥有的标准石油(中国叫美孚石油),在中国煤油市场稳步成长,一些人认为这部分抵消了标准石油在美国的垄断将被打破的风险。标准石油在开发整个中国市场的基础设施时有效地利用了众多的代理商,早在1908年就延伸到重庆那样遥远的内地。
到1914年,全美对华出口的50%都是标准公司的石油产品。那年,标准石油仅在广东省的总利润就达3390万美元。尽管难免时而发生的抵制外国货以及在税收和土地使用权方面的摩擦,但相对来说,标准石油公司在中国还是相当受尊敬的:煤油很便宜,由中国商人经营,而且人人需要。
尽管有此成功,可是把油从美国运到中国,供应线还是太长。抱着在中国境内找到石油的希望,标准石油又开始在山西和直隶(今天的河北)两省寻找勘探权。
协议提出组成“中美合资”公司:“标准公司拥有控股权,中国政府则得到某个比例的股份。”
到1917年,实施合约的种种努力无果而终,双方都放弃了合约。标准石油得出结论是资源不值得开发,中国则担心外国公司控制石油资源的情形加剧。
标准石油公司在中国试图获取第一个合资勘探权的努力,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包括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在中国,洛克菲勒二世对标准石油的认同一直确定无疑,该公司是洛克菲勒一家这次亚洲之旅主要的后勤供应者。
标准石油公司在安排小洛克菲勒1921年中国行程,小洛克菲勒则做出格外努力以便与公司员工见面和交流。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文森特及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奇都在出席官方晚会的人员之列。
洛克菲勒一家很重视这趟旅行,在乘坐“亚洲女皇”号轮船横渡太平洋的两周的旅程中勤勉地阅读有关亚洲的书籍。在北京,他们下榻传统的中国庭院宅邸,受到商界领袖、外交家、传教士和中国总统的接待。在广州,他们与孙中山及夫人共进晚餐。
洛克菲勒一家人见到的中国在政治上尚不稳定,但在思想上颇具活力。洛克菲勒一家人并没有因为中国的混乱政局而踌躇不前。
他们冒险深入中国的农村,像在日本那样。参观明陵和长城的两日游是必须的,还在一家中国客栈留宿。
洛克菲勒一家在北京待了两周,大部分时间用来仔细考察新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并主持与其运营有关的会议。
成本是一个主要议题。
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独家资助在中国建立一所卓越的医学院,这个决定成为基金会迄今为止最大的国际资金承诺。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最大受益者中,北京协和医学院排名第三,仅次于洛克菲勒大学和芝加哥大学。
到195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国有化时,在协和的花费已经超过4000万美元。
小洛克菲勒在北京写给父亲的信中还为1921-1922年50多万美元的运营预算辩护,但他也热情洋溢地写道:
中美两国报纸都盛赞这个现代化的科学圣地,但是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绿瓦屋顶的背后,还有一个毁灭与再生的故事。
为了给北京协和医学院找到空间,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买下了教会拥有的协和医学堂的地产,然后又加了几处毗邻的地产,包括一处环绕着24英尺高墙的清代宫殿、湖泊和花园。这处地产曾经是17世纪初多铎(即豫亲王)的府邸。多铎是满族皇帝努尔哈赤的第15个儿子,曾率领骑兵征服了朝鲜,打败了明朝的皇家军队,建立了清朝。
1911年清朝垮台后,豫亲王的满族家族失去了一切特权,被迫卖掉宝贵的地产。洛克菲勒基金会用12.5万美元将其买下。
北京协和医学院在京的美国建筑设计师哈里·胡森描写了第一次访问豫亲王府的情形。
他受到豫亲王的满族家庭里穷困潦倒的寡妇的接待,后者请求允许她在自己的老宅里多待几个星期。
胡森记录了宫殿的美:
在几十年之后写作时,胡森为这所宅院的毁坏而痛惜:
胡森还记录了内政部长朱启钤请他以中国风格设计北京协和医学院,结合能让人想起豫亲王府宫殿的特点。朱请求洛克菲勒基金会不要“建造一座外国城市,像离美丽的紫禁城那么近的北京使馆区那样。”
胡森说,朱是一位很被看重的中国传统建筑设计师,他对最后引的方案显然很满意。胡森和朱经常见面,为的是学习“中国屋顶适当的倾斜、檐口突出的度、屋顶脊峰上大型饰物的细节、小型人物的恰当设计…及其他中国建筑学的秘笈。”
先前在皇宫里工作过的工匠被雇来雕饰绿色屋顶,重开官窑烧制琉璃瓦,原来遗留在遗址的物品也被整合到新规划之中,包括看门的大理石狮。很难得到高质量新砖,不过胡森高兴地发现可以重新使用豫亲王府墙上拆下来的传统北京灰砖来建造新校园的墙。
在CMB(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圈子里,没有关于拆毁豫亲王府辩论的记录。胡森确实记得,小洛克菲勒对新校园里中国传统建筑的细节很有兴趣,叫他“不惜工本”。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赞美最后的结果。
建筑师梁思成在1935年写道: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所在地仍然被称为原先的名字——豫王府,但有个偏差。因为发音相近,豫王府很快变成了油王府。北京协和医学院校友会至今仍被叫作豫王府协会。
小洛克菲勒对中国艺术的热情已经使他接触到了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他在此行各次演讲中多次提及这一点(尽管他有时把这些想法归于他的父亲):
为什么洛克菲勒一家和洛克菲勒基金会都感到义不容辞要把美国科学与医学中最好的部分带到中国呢?其原因之一就是对中国文明的这种尊敬甚至敬畏。
正如几十年后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所说:
洛克菲勒对中国文明的尊敬并未延伸到传统中医。出于对西方科学的自信,他们不曾想到西方医学也可能是舶来品,也没有想到传统的中医,就像传统的中国建筑,也可以纳入中国的洛克菲勒建筑中。
培养中国医学界领袖,雇佣中国的教职员工,确保协和医学院的影响涵盖全中国,这是洛克菲勒在北京的公开演讲的内容。
在奠基仪式上,洛克菲勒二世讲得十分清楚,协和医学院本身主要还不是一个人道主义机构:
对于洛克菲勒来说,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个科学机构,按照中国医学教育体系的样板而设计,他并强调,中国人很快就要自己领导这个机构,并建立类似的机构为人民提供医疗服务:
他继续说道,“首先,希望这所医学中心可以呈现给中国人民,激励他们在中国各地发展类似的机构。”
当然,在洛克菲勒的祈愿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基本特性之间确实存在一个矛盾,这一特性正如小洛克菲勒所说,“在中国建一所标准可媲美西方文明所知的顶尖机构的医学院和医院”。
尽管小洛克菲勒从来没有真正质疑过把美国医学教育模式用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性,但是在这些年中,他确实对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精英性质采取了更为批评的态度。他个人的中国慈善事业也变得更具社会取向,并在后来支持了洛克菲勒基金会针对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需求的新举措。
小洛克菲勒和妻子阿比回到纽约后并未忘怀中国。两人都向公众发表讲述了对中国的印象。
阿比谈了中国的教育需求及中国人民的亲切友善,还放了幻灯片,有明陵、颐和园及多个寺庙。小洛克菲勒和阿比个人对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初期工作的参与和对中国及日本文化的接触,为他们及其家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1921年之旅成为他们后人珍贵的回忆。家族连续有四代人游历北京,都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留影。小洛克菲勒的曾孙女温迪·奥尼尔,受旅行的启发,写下她如何发现了祖母巴布斯在北京写的信。
小洛克菲勒中国之旅的两年之后,洛克菲勒一家对中国的关注再次被小洛克菲勒的小姨子露丝·奥德瑞奇的一段插曲点燃。露丝是个勇敢的旅行者,已多次访问中国和印度。
1923年5月,露丝乘坐的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遭土匪打劫(临城火车大劫案)。包括露丝在内的所有外国乘客都在枪口下遭到土匪绑架,先步行后骑驴,被带到一个村子里。露丝把绑架她的人当朋友对待,故得到不错的对待。两天后,几乎与出事时一样突然地,外国人质都获释了。大多数值钱的东西都失去了,不过露丝母亲的几枚戒指开始藏在卧室的拖鞋里,后转移到村边一块石头下,过了一段时间都找回来了。
她给妹妹阿比的信中详细描写了这件事,登载在《亚特兰大月刊》上。阿比在回信中并不愿谴责劫匪,“他们或许是被穷困或饥饿所迫”,接着断言:“我肯定这件事丝毫不会扼杀你对中国的爱,也不会扼杀我们对中国的爱。”
这一事件成为洛克菲勒家族中国故事的一部分。
在中国的经历对阿比·洛克菲勒(小洛克菲勒妻子)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审美冲击。她位于缅因州“西大街54号”的宅邸建造了一个家人称为“佛堂”的两层空间(于1937年捐给了现代艺术博物馆)。
阿比并不满足于佛堂。1926年,她在缅因州鹰巢(Eyie)的夏宅建造了一处别具一格的亚洲式花园。其设计出自著名景观设计师比阿特丽克斯·法兰德之手,花园围墙试图捕捉“紫禁城墙壁的那种斑驳色调”,而其顶部覆盖的瓦就是18世纪为紫禁城制作的黄色琉璃瓦。
收购紫禁城屋顶琉璃瓦一事引发了相当的争议。1928年洛克菲勒二世给在北京的顾临发电报,请他确认可以找到这种瓦,并要大量购买。顾临答复说,“瓦片不理想,不建议购买,详情见信。”
他在信中详细说道,“我不能确定购买这种材料不会引起负面的公众效应。流言会很容易传开,说具有艺术价值的物品正从这个国家偷偷外流。”
在给设计师法兰德的信中,小洛克菲勒要求以她的名义购买瓦片,以避免不利于洛克菲勒的报道。她在复信中说道,“这件事看来相当微妙”,但她还是进行了这笔交易。这一系列为这些易碎的瓦片的复杂的购买、运输及付款过程使洛克菲勒、法兰德及安排交易的山中公司卷入数年的财务纷争。
尽管没有记载说购买瓦片给洛克菲勒造成了负面影响,但数年后,《纽约时报》确实报道了一则传闻,称小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曾计划花两千万美元来保护“旧帝国的珍宝”,使其免遭日本人毁坏。
1920年代,小洛克菲勒个人的中国慈善事业也得到增强,包括在社会福利、外方传教机构和历史保护等新的方面。
1910年,基督教青年会在白宫为其中国项目举行了一次筹款活动。小洛克菲勒个人承诺匹配捐助40万美元,激励了基督教青年会富裕的捐助者社区。马特被提名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董事,继续告知洛克菲勒有关基督教青年会中国项目的消息。
1924年,小洛克菲勒开始资助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项目,其目的是“为中国快速发展的各种产业推进更好的产业标准及条件。”基督教青年会在上海郊区浦东运营一个样板村数年,试图改善普通劳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对工会的调查也在广州进行。基督教青年会的这些项目由于领导层和政治上的原因遇到麻烦,洛克菲勒的支持到1930年代初就停止了。对洛克菲勒基督教青年会中国的影响意义重大。浦东项目让他看到,随着经济逐渐现代化,中国将面临多种经济挑战。
与基督教青年会的接触也让小洛克菲勒认识了晏阳初,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创始人、中华民国最杰出的农村改造者之一。
在纽约见到晏阳初时,洛克菲勒深受他吸引,大概因为他也是基督徒。1928年,他邀请这位社会改造家及妻子到他们在缅因州希尔港的夏季别墅和家人一起度过一周的时间。晏深信,要提高中国农村人口的社会经济水平,扫盲十分重要,他还在北京南边的定县开展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读书活动。
这项扫盲活动随后加以扩展,包括一系列社会经济服务,北京协和医学院学生也推出了一个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洛克菲勒的个人捐助达10万美元,而晏阳初也成了家族的朋友。甚至大约十年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小洛克菲勒的领导下将定县作为乡村改造计划的基地。
洛克菲勒一家与晏的联系至少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晚期:1948年,小洛克菲勒的儿子纳尔逊给了晏阳初1万美元,支持他的战后中美乡村重建联合委员会。
保护传统中国建筑是小洛克菲勒兴趣的第三个领域,这与他捐助修复凡尔赛宫、雅典卫城,当然还有殖民地的威廉斯堡遥相呼应。在访问北京期间,明陵和紫禁城的现状都令他忧虑,他立刻做出捐助修缮明陵。
这种兴趣在小洛克菲勒的儿子1929年到中国旅行时又被重新点燃。像父亲一样,年轻的约翰为中国建筑之美所震惊。
访问紫禁城之后,他写道:
约翰还记得父亲早年的描述,也带着对紫禁城现状的担忧离去,决定等回到美国继续进行此事。
在1921到1931年间,父子俩咨询了北京的顾临,他是耶鲁和芝加哥大学的东方通,为洛克菲勒在中国投资修复重要的历史遗迹奠定了基础。
小洛克菲勒从来不是一个情绪外露之人,但在给文森特的一封不寻常的信里,他表达了对修复中国建筑的热情:“在中国时,想到那些美丽的寺庙、宫殿,慢慢朽烂,毫无修复或保存的希望,我几乎痛哭失声。”
1929年,他曾为修缮紫禁城内几个小寺庙匿名捐赠。
到1939年9月,他准备继续推进此项目,告诉顾临“他日益强烈的保护历史建筑的兴趣”,并委任一名耶鲁大学教授查尔斯·豪兰去中国,研究可以选择的保护措施。
在给豪兰的指示(可能是小洛克菲勒的儿子约翰自己写的)里,一个大规模项目清晰可见:
豪兰被要求明确中国政府对外国援助的态度,以及如何设立一个“可能有一部分外国控制”的中美联合项目。顾临的答复总是谨慎的,他建议洛克菲勒低调开始,但到了1931年中,他又警告洛克菲勒可能存在潜在障碍:“我们附近又发生了一场小型战役。”
日本对满洲里的侵略已经开始,而豪兰的访问最终取消。现在我们只能想象,假如洛克菲勒真的参与了紫禁城的修缮,结果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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