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袭莹就读的巴纳德学院是“野鸡大学”吗？

界面新闻记者 | 查沁君
界面新闻编辑 | 文姝琪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一场由婚外情引发的舆论风暴还在持续发酵，也在留学圈引发热议。

事件的焦点不仅在于涉事医生董袭莹的职业操守问题，更牵扯出其特殊的学术背景——本科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后通过北京协和医学院“4+4”项目获得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这场讨论很快演变为对两种教育体系的全民审判：一边是对“巴纳德学院是不是野鸡大学”的争论，另一边则是对“四年速成医学博士”培养模式的质疑。

巴纳德学院真的是网友口中的“野鸡大学”吗？

官网显示，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始建于1889年，是美国纽约的一所私立文理学院，只收女生。美国东北部有7所历史悠久的著名女子文理学校，被认为是女性高等教育的“常春藤”，合称“七姐妹”，巴纳德学院就是“七姐妹”之一。

1900年，巴纳德学院被纳入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体系，在哥大的官网上被单独列为其本科学院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本科一共有四个学院，分别为巴纳德学院、哥伦比亚学院、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

巴纳德学院在2025年美国最佳大学排名中位列全美文理学院第14位。根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数据显示，2024fall（秋季入学）哥伦比亚大学录取率为3.9%，巴纳德学院录取率为8.8%。

哥伦比亚大学与巴纳德学院虽然是两个独立的教学机构，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分享着历史，以及一段亲密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独特的关系。

据官网介绍，巴纳德学院是以教育家、数学家、哥伦比亚学院第十任校长弗雷德里克·A·巴纳德的名字命名。巴纳德曾为争取哥伦比亚大学招收女性学生而努力，但未能成功，彼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只收男生。

巴纳德学院的成立是由学生兼作家安妮·内森·迈耶的号召推动的。她同样不满哥伦比亚大学的立场，并坚定地致力于女性教育。她与一小群同龄人联手，向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请愿，希望设立一所附属的文理女子学院，并在两年内完成了她的计划。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哥伦比亚大学最终于1983年实现男女同校时，正如弗雷德里克·A·巴纳德近一个世纪前所希望的那样，人们或许会认为巴纳德学院很容易被并入。相反，时任校长艾伦·福特 (Ellen Futter) 努力争取学院保持独立，并根据哥伦比亚大学招收女生的决定，努力与其达成新的持久协议。

巴纳德学院由自己的校董、教职员工和院长管理，并负责自己的捐赠和设施。但在资源上，由于只有一墙之隔，两所学校的学生走动很频繁。学生们共享学术资源、学位、课外活动、运动场，甚至餐厅。

例如，所有本科生会一起上公选课，巴纳德学生可以去哥大上计算机或统计课等，哥大的学生也可以去巴纳德上舞蹈、艺术史等，两者互相补充。

一位名为Lauren的巴纳德学院学生发文称，她可以选修巴纳德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提供的3000多门课程。Lauren主修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这在规模本来就不大的学院里算不上什么专业。这意味着在选课时，她经常会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来填满课程表。

大多数学期，她经常要穿过百老汇大街，从戴安娜中心的表演课到哥伦比亚大学汉密尔顿楼上的语言课。“这种轻松的混合式学术环境，意味着我永远不会是任何课堂上唯一的巴纳德学生。”Lauren称。

巴纳德学院的课程设置以基础学科为主，开设了近50个专业，涉及人文、社会科学、艺术、自然科学和许多跨学科领域，以此来区别于以职业培训或科学研究为导向的综合性大学，强势专业包括文学、社会科学、心理学、艺术史、人文学科等专业。

综上而言，巴纳德学院确实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但有独立的招生、课程设置。所有巴纳德学院的学生毕业时都会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的学位证书，并由巴纳德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签名。

尽管巴纳德学院并非“野鸡大学”，但大众的争议核心仍在于，董袭莹作为哥大巴纳德学院的毕业生，其学历能否直接认证为“哥大毕业生”，并以此达到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的报名条件？

在董袭莹被录取的2019年，协和“4+4试点班”试点班招生简章要求包括，毕业于2018-2019年度QS世界大学排名或Times世界大学排名任一排行榜中排名前50名的大学，申请者的本科毕业院校必须是附件列表中出现的学校，巴纳德学院并不在其附件公布的生源学校名单中，但哥伦比亚大学显示在列。

据极目新闻援引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说法，境外学历认证将按照毕业证上标明的毕业院校进行直译。由于巴纳德学院学生的毕业证书上会注明“巴纳德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其毕业证为两校联发，属于哥大和巴纳德的联合学位，所以，学历认证上会有哥大的名字，但也看国内各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部门对哥大附属学院的认可度。

相较之下，围绕协和“4+4”项目的争议更具现实意义。这个2018年启动的项目，模仿美国医学院培养模式：招收非医学背景的本科生，通过四年医学训练授予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期待的“多学科DNA植入医学机体”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传统医学生需要5年本科+3年规培打基础，而“4+4”学生仅用一年规培就走上临床。

近期发表的论文《“4+4”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指出，现有数据显示，“4+4”培养模式下学生的学科成绩与传统八年制模式并无显著性差异，但临床能力和科研产出略低于传统八年制学生。

这种差距背后是体系性的水土不服。

美国的“4+4”建立在成熟的Pre-Med体系上：申请者要有生物、化学等背景，并通过MCAT标准化考试。而协和项目虽要求相关先修课，但缺乏统一考核机制。

董袭莹事件之所以引爆舆论，在于它触碰了两个敏感点：一是对教育公平的质疑——凭什么有人能用更短时间获得同等学位？二是对医疗安全的忧虑——当培养周期被大幅压缩，患者如何确信自己不是“教学实验品”？

这些质疑直指医学教育的核心矛盾：在医疗资源紧张的背景下，如何平衡效率与质量？

但将问题简单归咎于“4+4”模式或许有失公允。在美国，非传统背景医学生往往能带来创新视角：哲学专业的医生更擅长医患沟通，工程背景的医生在医疗器械研发上有优势。

因此，问题不在于模式本身，而在于配套体系——国内的规培制度能否确保临床能力？职业伦理教育是否到位？多学科优势如何真正转化？

该事件的启示或许在于：教育创新需要更完善的制度设计。对于“4+4”模式，可能需要延长临床训练时间、建立分层淘汰机制、强化医学伦理课程；对于公众认知，则需要更透明的信息披露，比如公布不同培养路径医生的临床失误率。

医学教育作为关乎生命的特殊领域，又该如何在创新与规范之间找到平衡？这些问题，远比围观一个“瓜”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