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搞钱如此荒诞，没有比这更无耻到极点的事情了！

hi，我是胖胖。

很多时候，人情社会里，是靠“讲情面”、“守规矩”维系。

但不得不说，有些“情面”在胖胖看来只是面子工程，有些“规矩”也只是潜规则。

而一旦有些规则不保护真正有情有义的人，却成了利己者的工具，那么再多的风俗文化也只是笑话。

在江苏某地，一个人去世，需要办8万块钱的丧事，才能证明他真的死了。

这不是一句讽刺，而是真实发生在4月29日的一则事件。

据荔枝新闻和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报道：

4月29日，江苏常州一位68岁的老人老丁于4月22日在鼎武医院去世。

老丁是低保户，生前无配偶无子女，由干女儿胡女士长期照料。但问题来了：由于胡女士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亲属，她无法开具死亡证明。

荒诞的是，老丁的侄子提出，如果胡女士想开死亡证明，就必须以房产过户为由要求胡女士操办，就必须按照村里的习俗标准操办一场价值8万元的丧事，其中包括28户村民每户一条中华香烟、900元标准酒席6桌、三天四顿饭、2万元鼓乐队、2万元墓地……

说白了，房产不过户，不给8万，不配合证明他死了。

这个侄子的态度也很明确：

要么你按我们传统办，要么我不签委托书，不配合。

这件事后来在街道和村委的协调下，亲属才在4月29日签署了委托书，胡女士终于可以去医院开具死亡证明。

而原先街道方面的回应也很“按部就班”：

开死亡证明需由亲属办理，胡女士非亲属不能办；办丧事费用没统一标准，属于当地风俗；因老丁系低保户，丧事费用可减免。

听起来好像每个人都没错，但老丁的死，却被卡在了8万块钱的门槛上。

从现有的新闻披露情况来看，整件事不是在争执谁死了，而是在争执：

谁有资格证明你死了，谁又有资格去办手续。

医院不办，是因为胡女士不是亲属。侄子不办，是因为想让胡女士掏钱，是想以房产过户为由要求胡女士操办。村里不办，是因为要“尊重习俗”。

说白了，整个过程就是一场真空下的“人情接力”。

每一个该出力的环节，都把“程序”当作借口，把“风俗”当作遮羞布，把“协调”当作甩锅。

我们常说“人情社会有温度”，但在这起事件中，人情成了阻断法律程序的门槛。

死亡，本该是一个人一生最基本的权利终点，现在却变成了一场讨价还价的买卖。

咱们扯扯，谁有资格证明“死亡”？

新闻中，你像街道的回应，死亡证明应由亲属办理。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照料了老人多年的人，仅因没有血缘、没有结婚证、没有法律身份，就连“他已经过世”这样一个客观事实都没资格去证明？

这暴露的“格式化”与“教条化”，它没有为现实中的非典型家庭关系、非血缘照护者留下哪怕一条通道。

那么这种设计的初衷到底是什么？是保障公正、还是为了维护什么？是为了厘清事实、还是机械地套用格式？

胖胖看到，这起事件的另一个关键点是：

村里也提出要按照8万元标准办丧事，才愿意配合。

这就不是简单的风俗问题，而是以“风俗”为外衣的利益输送和胁迫。

报道里说得很明白：丧事要按习俗来，酒席、鼓乐、香烟、墓地一样都不能少。

什么是“习俗”？是大家都这么做。

但当“大家都这么做”演变成“你必须这么做，不然我们不配合”，那就不再是风俗，是赤裸裸的绑架。

为什么是8万？

不是因为死者想要热闹送别，而是因为活人要“面子”、要“烟酒”、要从死人，要从胡女士身上“捞一把”。

最讽刺的是，死者是低保户，生前吃饭都困难，但死后却要操办8万的丧事，才配“有个说法”。

这就不是风俗，这是一种勒索。

你不能说“每户送中华烟”是习俗，也不能说“2万请乐队”是民意。

这分明就是一套被默认、却没人愿意触碰的地方性潜规则。

而村里的“协调”，也并非中立。

他们既不是代表执行公共事务，也不是真正为死者家属考虑，而是充当了习俗的传声筒和执行者。

协调了三天，死亡证明都没办下来。

街道没有介入程序解决问题，而是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双方调解”。

那胡女士作为照料者，应该怎么“理解”被要求出8万元办丧事这件事？

如果街道可以推动委托书、临时监护授权，那为何不一开始就出面？如果村里的风俗已经影响到了法定程序的执行，街道是否应依法制止？

他们什么都没做，只是在媒体曝光后才火速组织签署委托书，然后对外宣称“事情解决”。

当然，这里面胖胖有一点质疑就是

记者不敢深挖谁在“借风俗之名行勒索之实”，也不追问村里为何默认这种行为。

而是转头开始普及“风俗背景”“低保可减免”“亲属委托机制”等等，好像这不是一件职责失守的公共事务，而是一场误解与沟通问题。

这其实是对公共舆论方向的一种软化处理。

表面上是维护和谐，实际上是避免问责。

那你说说，在这个社会里，什么时候“穷人”的死亡也能变成一种奢侈？

所以在这个事件里，最值得警惕的不是“习俗”，也不是“误解”，而是那句潜台词：

一个人如果没钱、没关系、没身份，就连死，也得多等几天才能被“承认”。

这才是最大的荒诞。

咱们讲道理，就不该让一个死者的体面离去，取决于有没有烟、有几桌酒、有多响的锣鼓队。

也不该让一个照料老人的普通人，在老人去世后，被人指着鼻子说：“你想办手续？先拿8万来。”

这里面，需要对人情社会的边界重新划线，更需要一整套现代化的、非亲属路径的公共事务处理方法。

老丁死得不光是穷，他死得还“没资格”。

穷人生前是拖累，死后是负担。

而一个社会最大的悲哀，就是真正关心你的人，被挡在门外；真正冷漠的人，却能用习俗来设卡。

总有些灰色空间，被设计成利益分配的场所。

死者只是一个符号，关键是谁能从这个事件里“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