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史就是一部文明史

作者 吴靖

教育学者朱永新曾说过一个著名金句：“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

要想更深刻地了解阅读的力量，反思当今时代的阅读困境，我们必须深入阅读文化的内部，去探索和思考人类的阅读史，玩味其中能发现的一条条重要线索。

在这一方面，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弗兰克·富里迪所著的《阅读的力量：从苏格拉底到推特》一书堪称个中典范，这部西方阅读文化领域里程碑式的作品引领我们深入阅读历史的长廊，拨开关于阅读的层层迷雾，对各种功利主义阅读和工具主义的读写能力观予以深入批判，并呼吁重建一种“以寻求真理和意义为旨归”的阅读文化观，为当今深陷阅读困境的时代提供了种种深刻的洞见。

《阅读的力量：从苏格拉底到推特》

[英]弗兰克·富里迪 | 著

徐弢 李思凡|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11月

口语vs写作

从知识和文化的生产与传播角度看，人类历史经历了口传文化、印刷文化和互联网文化3个重要节点。当人们为互联网时代阅读文化的衰落感到担忧时，回顾2000多年前苏格拉底与柏拉图那场关于口传文化与书写文化的纷争公案，或许对我们今日的反思饶有助益。思想敏锐的富里迪正是以此为主题，拉开了这场漫长的阅读之旅的大幕。

公元前四世纪初，柏拉图写下了关于爱情、美景与雄辩的对话体著作《斐德罗篇》，记载了雅典市民斐德罗与伟大的雄辩大师苏格拉底散步时迂回曲折的对话，最后他们谈及了书面文字。

苏格拉底认为写作会把健忘注入人的灵魂，带给人的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智慧的伪装。在他看来，通过口头演说铭刻在学习者灵魂中的智慧词句远胜于用墨水写下的字词，对字母这一技术的依赖会改变人的头脑，让人们面临变成浅薄的思想者的危险。而在几乎同时期的孔子那里，也有着“述而不作”的传统。

与雄辩的苏格拉底不同，他的学生柏拉图是一位写作者。虽然柏拉图也明白写作以外部符号替代内部记忆的潜在危险，但他更看到了书写能够在人类智能方面为文明带来的巨大益处，而这样的裨益已然体现在他本人的写作中——他为后世留下了24篇文章和4封书信，所有这些作品对人类文明史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二十世纪伟大的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甚至断言：“西方2000多年的哲学史只是柏拉图思想的一系列注脚”。

对于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这段著名公案，富里迪援引著名传播学者沃尔特·翁道出背后真相：“柏拉图那种入木三分的哲学思维的养成，唯一原因便是书面写作对思维过程产生的影响。”

随后，他进一步阐释道：“书面文化不光对科学的发展是必要的，对历史、哲学、文学以及任何艺术都是绝对必要的，事实上，就连对语言本身（包括口头语言）的解释，也是必要的……书写能力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对人类更加完整的潜能的充分实现是必不可少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体会到，由字母引发的革命对我们的语言和思维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2000多年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这段公案似乎有了定论，苏氏对书写造成记忆丧失的担忧看来只是杞人忧天，书写文化为人类文明带来的巨大进步象征着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全面胜利。

然而，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所面临的境况显然与苏格拉底时代的人们不可同日而语，又一场关乎技术与文明的革命已然席卷全球，在柏拉图身后辉煌了1000多年的书面文化正在被一种“网络文化”或“数字文化”所取代，人脑中的神经回路又一次面临着重新排布的命运。

朗读vs默读

古罗马时期，阅读和写作被视为一种交流传播的有效工具。尤其是阅读，被当时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视为一种用来增加个人财富的有效的和高回报的技能。不过，富里迪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古罗马时代的阅读体验完全不同于我们现在的阅读体验”。那是因为，当时的人们阅读的是一种用大约20张纸莎草黏合而成的卷子，与后来出现的纸张极为不同。而且，罗马人写出的文本没有单词的拆分，这就使阅读成为一种大声地解释文本的体力活动。

这一时期，古罗马出现了由散文作家和诗人主导的诵读活动，即公共文艺朗读。作者和出版商把诵读当作一种自我推销的方式加以利用，但记忆和口头交流依然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罗马人能够通过诵读之类的口头阅读，即“以一种‘二手方式’来‘了解文本’”，并在这一意义上被看作是拥有读写能力的人。这种更加外在的阅读方式，与我们所理解的现代阅读观相去甚远。阅读的历史在静静地等待着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

对此，富里迪写道：“在阅读史上，被人们讲述最多的一个片段就是奥古斯丁同安布罗斯主教在公元384年的相遇”。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一个备受争议的段落里，向我们报告了他在偶然遇到这位正在全神贯注地默读一本书的圣人时所感到的巨大惊奇：“当他阅读的时候，他的眼睛注视着书页，他的心灵探究着意义，但他的声音是静默的，他的舌头是静止的。”至少在公元四世纪的西方，默读依然是一种罕见的存在。

直到《忏悔录》出版了几个世纪之后，如今人们所熟知的这种由个人独自进行的默读才逐渐取得优势地位。这一至关重要的阅读方式得以在西方普及的技术前提，乃是对文本中的单词进行拆分的技术的出现。这项技术可能起源于爱尔兰，并在九世纪到十一世纪逐渐扩展到了欧洲大陆。对此，富里迪援引历史学家保罗·桑格尔指出：“对单词的拆分是‘早期中世纪对于西方的书面交流技术的发展所做出的一项独特贡献’。”

事实上，富里迪在书中所反复强调的阅读改变人的自我意识的巨大力量，其实与人类的阅读方式由朗读向默读的关键转变密不可分。正是默读这种在无声状态下进行的带有解释性的阅读行为，极大地助长了读者从外在世界转向内在世界的倾向，这对于提升自学和个人反思的文化意义发挥了关键作用。中世纪后期，阅读（默读）通过“勾画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为个人的概念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

正是在这一时期，一种具有独特的身份和文化地位的读者形象开始出现，与之相对应的阅读观的特征就是：“把书籍看作一种用来确立自我意识和实现自我激励的工具”。正是默读，促进了人们对于想象和思考那些不可思议之物的探索，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不必受到审查的交流媒介。

于是，一个新的世界出现了，它活跃着白日梦、性幻想、异端思想和颠覆性的观念。可以说，没有默读，以及它所开创的这个新世界，就没有哥白尼、牛顿和现代科学，也没有莎士比亚、康德以及所有伟大的、革命性的思想和艺术。

泛读vs精读

深入审视和探究整部阅读史，我们会发现只有少数关键性问题贯穿始终，其中一个就是泛读与精读的关系问题。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一个困扰众多读者的重要难题。在人类历史上，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的著名作家塞涅卡是最早关注并思考这一问题的人之一，这位斯多葛派哲学家或许不是第一位描述书籍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人，但却是最早发现阅读对人类心灵具有强大影响的作家之一。

大约在公元前63年，塞涅卡在其著作中告诫新读者，要当心那种从一个文本跳到另一个文本的诱惑，并避免因此而导致的分心。紧接着，他呼吁阅读经验有限的年轻读者，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思想大师们所撰写的有限的经典书籍上。不难想象，塞涅卡对当时早期罗马帝国所出现的公共朗读“狂热症”嗤之以鼻，他一再呼吁读者们不要忽视那条将精神秩序同道德混乱区分开来的边界。

显然，塞涅卡是精读者的一个典型代表，这一群体主张阅读少数大师的经典作品，并对泛读这一形式保持高度的警惕。在随后的岁月中，尽管关于书籍过多的抱怨一直存在，但真正让泛读与精读的关系问题成为全社会热议的焦点，乃是十五世纪斯·古滕堡掀起的“印刷革命”。

在此，富里迪援引安·布莱尔的研究评述道：“到十六世纪中期的时候，关于印刷纸影响力的评论常常会聚焦于印刷书籍庞大并且逐渐增长的数量。”于是，便产生了类似于阅读指南一类的书籍，以此来和全面到来的图书爆炸做斗争。

但这显然是不够的。在整个十七至十八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们都曾探讨如何进行良好的阅读。著名哲学家伊拉斯谟和康德等人向读者提出的建议是：要有选择性地阅读，以避免阅读过多的书籍。这不由让人想起中国古代先哲老子在《道德经》中的告诫：“少则得，多则惑。”无论如何，这股阅读的大潮开始向社会各个阶层蔓延，对于阅读的热情在十八世纪早期的英国已非常显著，法国很快赶了上来，德国也紧随其后。

按照德国历史学家罗尔夫·恩格尔辛的界定，十八世纪出现的大众化阅读以及阅读公众的日益增长被称为一场“阅读革命”。直到十八世纪下半叶之前，大部分具备读写能力的人仍在精读：阅读并反复地阅读数量很少的书籍，尤其以《圣经》最有代表性。而在十八世纪中期到晚期之间，人们的阅读方式以及人们体验这种活动的方式发生了一次实质性的转变，即从精读向泛读的转变。

从精读到泛读的转变，意味着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进行苦思冥想式的阅读，转而通过对不同书籍和报纸加以浅尝辄止的浏览，来进行更加实用和更具选择性的、以寻求信息和知识为目的的阅读。日益增强的时间观念也加速了这一转变，人们逐渐将时间视为一种宝贵的商品。约翰逊博士曾这样反问：“一本书可能没有任何益处，或者仅有一点点值得了解的内容，那么我们为何还要把它读完呢？”显然，他代表了泛读者的立场。

从此以后，如何在泛读和精读之间掌握一种精妙的平衡，成为一个优秀读者所必备的条件。面对不断爆炸的人类知识，如果只是精读少数古代大师们的经典作品，显然不能满足成为一个现代人的基本要求；而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世界，仅仅是浅尝辄止地跳转与浏览，也无法形成深度阅读所要求的探究性、思想性以及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当然，这一切在如今这个极易分心的碎片化时代，变得更加困难了。

媒介vs内容

二十世纪以来关于阅读的诸多迷思中，媒介与内容之争最引人关注。为此，富里迪以“脱离内容”这个醒目的标题作为全书的结语，来提醒读者这个时代的阅读危机中存在的最大问题。

1960年代以来，一种执着于新技术和新媒体之影响的思想倾向在文化景观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最为系统地阐释了这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他认为真正重要的东西是媒介，而不是内容，并且把“内容”描述为“窃贼手中的一块美味多汁的肉，其用途是干扰和分散‘心灵的看门狗’的注意力”。

这个令人悲哀的结论将印刷文化中形成的内容——知识、智慧和文化遗产——统统变成新媒体的附庸，而后者彻底丧失了权威性。在此，富里迪悲凉地提醒读者：“我们所在的时代是一个信息的时代，而不是一个思想的时代。”如果说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时代，阅读被作为一种增长知识、促进理性和提升审美趣味以及实现自我完善的媒介，而在媒介压倒内容的当今时代，阅读的意义和价值变得十分可疑，甚至是无足轻重。

在漫长的人类阅读史中，阅读这一行为总是与寻求意义的活动相关联，而且意义——无论是宗教意义、哲学意义还是科学意义——总是通过提供对真理的洞见来获得自我实现。而一旦阅读的对象和内容让渡于承载它的媒介，阅读本身将陷入一场空前的危机。对此，富里迪清醒地指出：“阅读一旦丧失了寻求真理的潜能，便会沦为一种平庸的活动。阅读一旦沦为了工具性的技能，它的作用便会局限于对文本的解读和对信息的获取。”

令人担忧的是，富里迪所描绘的阅读景观正在日益成为一种社会现实。无论是刻意吸睛的“标题党”，还是碎片化的“微博体”，抑或对各类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的随意的删减或阉割，都是对内容本身的轻视甚至无视。就这样，当人们习惯了3-5秒一个刺激点时，深度阅读和思考的能力将会永久性退化，而意义也成为了一种随意性的东西。诗人约翰·弥尔顿曾指出，读者的力量和真正权威都是通过他们自身的判断力而获得的。如今，判断力成为了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

这正是我们时代所遭遇的关于阅读的悖论。一方面，阅读活动最令人兴奋和最具转化力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读者进行解释并获得意义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学会如何进行批判性地思考并最终做出自己的判断。而另一方面，种种功利主义的、工具性的乃至脱离内容本身的平庸化阅读却可能降低和损害读者的判断力，从而在事实上剥夺了读者的权利。正是在此意义上，富里迪在全书结尾处写道：“通过培养读者的判断力来重新发现阅读的价值，是当今时代面临的最重大的文化挑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