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92 年 1 月我与西方记者的采访谈话录《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出版，我赠书于钱学森先生。
钱老读后复我一信。信中钱老其意谆谆，希望我写一部研究帝国主义的书。但是后来我没有写出来。
事实上我现在知道，我愚钝而见事迟，之所以当时不可能写出此书，是因为我当时以为帝国主义只是一国谋霸，即冷战后的美国谋求对世界的单极霸权。
我当时还不了解犹太金融家的跨国组织共济会的存在，因而没有意识到帝国主义是一个超国家的世界组织体系（集合金融，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意识形态的一体性存在）。
今天的新现实是，由于中国的伟大复兴，这个旧的体系被撕开了缺口，而坐在这个体系顶端的美国面临深刻的危机。
现在钱老已千古。那么我现在能写此书吗？可惜，已是病残之身垂垂老矣，心有余而力不足也。一叹！
【钱学森先生1992年2月10日给何新的信】
100732
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
何新委员：
节日前收到您赠的尊著《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十分高兴；在前几天假期中阅读后，更加高兴！
大概是十年前吧，我们曾因讨论思维学问题有过通信，我也建议要研究“何新树”。后来就未再联系，原因是我对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戒心；现在看来，这完全是我的对情况不明之过错。
读了您的书后，我又想起我在1984年曾向宦乡同志建议，让他写一本继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后的书，讲今天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书。他未写就离开了我们！
现在我要请您考虑写这本非常重要的书。可以吗？
此致
敬礼！
钱学森199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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