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安德鲁：世界上最难设计的建筑。︱刘德科

保罗·安德鲁访谈录

记忆的群岛

原载于2019年10月16日《德科未来城市》

文︱刘德科

世界上最难设计的建筑，恐怕莫过于北京天安门前的那个「蛋壳」。

这块地，实在太特殊了：一街之隔是人民大会堂，另一街之隔是故宫。因此，盖出的房子绝对不能喧宾夺主。

它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选址，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工程一直未能上马。等到再度决定兴建它时，已是1997年，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拍板。如此高规则，只因它的名字叫做「国家大剧院」。

几十年的发愿时间和超高规格的决策流程，就像两个魔法师，把这个工程变成了这世上最难写的一道「命题作文」。你可以想象，无论哪个建筑师来设计，都将压力山大，并且很可能吃力不讨好。

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先生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竞标，赢得了这个绝世无双的项目。当时朱镕基总理在接见他时，一字一顿地说：「我们接受你的设计，会承担非常巨大的压力。我们给你的这块土地，是中国最珍贵的黄金之地。全中国人民都会来品评你的作品。有51%的人赞同你的作品，你就成功了。」

当保罗·安德鲁先生拿出它的「蛋壳」方案时，还是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把这么一个巨大的「蛋壳」放置在如此显赫的位置，即使出手再温柔，也难免遭受一堆骂声——民粹主义者因此痛斥「中国沦为国外建筑师试验田」，连开工仪式都被迫取消。

更糟糕的是，在建造过程中，巴黎戴高乐机场候机厅发生了屋顶坍塌事故——那是保罗·安德鲁先生的成名作。好几年前我遇到他时，还非常不礼貌地问了他这个尴尬的往事；他说，那真的不是因为他的设计才出了问题。

最终，保罗·安德鲁先生熬过了那段艰难时光。2007年，国家大剧院落成，既没有喧了故宫的宾，也没有夺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安静地躺在天安门广场西侧。它身畔的湖水，倒映着它自己和北京的天空。它的入口通道，被设计在湖水之下。

喜欢它的人，把它列为「中国十大新建筑奇迹」；不喜欢它的人，仍然会让批评声不绝于保罗·安德鲁之耳。

杭州

保罗·安德鲁先生在世时，我们曾经呆过一整个下午——中午一起吃了川味泡菜，然后四个人坐在一个茶室里闲聊。

当时他担任浙大建筑系名誉主任，每年都会花3个月时间在杭州，给学生上课。那天，他来看良渚文化艺术中心——安藤忠雄的作品；但是还没完全竣工，工地围墙上还有安藤的大幅喷绘照片。保罗·安德鲁先生倚在桥上，跟着河流与围墙上的安藤四目相对。我顺便拍张照片。

保罗·安德鲁先生说，把这张照片发给我。他要给他的朋友安藤看看。

巴黎

2018年10月11日，保罗·安德鲁先生在巴黎逝世，享年80岁。

那天，他的那本《记忆的群岛》，在我整理书架时，恰好掉落在地板上。斯人已逝，他柔和的赠言，还留在我那本泛黄的《记忆的群岛》的扉页上。

你可以说《记忆的群岛》是一部小说，也可以说它是一部诗歌，或者说它就是一部梦呓——如果有梦呓这种文学体裁的话。他把「遗忘」这个动词，比喻成「水」这个名词：「今天，遗忘在它不可遏制的上涨过程中，不再放过任何一座房子，任何一个花园。水涨得汪洋一片，一切都在难以言表的焦虑中消散；那是一种我熟悉的焦虑：是它创造出了我无力相对的墙，和我记忆中的群岛……」

斯人已逝，再读《记忆的群岛》，有更深的感伤与孤独。

我捡起掉落在书房地板上的《记忆的群岛》，看到了他在书中画的一幅乱麻。他说：「我知道，只需要一些耐心，就可以解开这一团乱麻，至少如果它只是由一根线绕成的。」

每次到北京，我都努力去看一眼保罗·安德鲁先生的国家大剧院。无论别人如何批评它，我总是借由它提醒自己：饱含创造力的艺术创作，总有办法化解任何规格的压力，最终向美挺进。

保罗·安德鲁先生在《建筑回忆录》书中说：「建筑师要做项目的奴隶，而非国王。」只是，很多人似乎都忘了，奴隶比国王更需要技术含量与艺术想象力。

保罗·安德鲁先生留在中国的最著名建筑作品，除了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国家大剧院，还有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我问他，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天花板上为什么会有无数支「箭」？保罗·安德鲁先生说，那是为了让光线顺着那些「箭」弥漫到辽阔的室内空间，让光线更柔和。

即便辽阔，也要柔和。

那些光，或许是保罗·安德鲁先生留在中国的最美礼物。

刘德科·建筑师访谈系列

主编-何玲 影像总监-费嘉

编辑-卢丹婷 编导-沈奕飞 摄像-王德正

商务总监-周慧慧 总策划-王冬莺 总编辑-刘德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