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过去！

几天前，河北师大在读博士姗姗电话采访我，想让我聊聊80年代《青年评论家》报与我的关系，为她的博士论文做准备。

她说，她在翻阅这张纸时发现，它与其前身《文论报》差别巨大，为此她感到了诧异且不解。她的感觉告诉她，这其间一定发生过什么故事。
为此，她专门采访了当年这张报的头头,结果他们均是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于是她决意要探究出其中的缘由，因为她发现《青年评论家》在85年的文学思潮中起到过重大作用，最令她惊奇的是，与其前身《文论报》竟如改天换地。
我问，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姗姗说，她先是在这张报上发现了我的名字，猜报纸的改变与我可能有关系；后又在丁东、邢小群夫妇写我的文章中发现了我与《青年评论家》的创始关系；再后来，她搜寻到了我的公众号，这才找到了我。
姗姗问我，《文论报》与《青年评论家》竟像在南辕北辙，从文字到思想，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样貌，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说，可以说，没有我，就没有《青年评论家》报。我说，我84年夏天在敦煌参加文学评论研讨会，认识了一拨同一代的文学同道，于是萌生了改变当时佐得可笑且令人窒息的《文论报》，为正在崛起的一代青年评论家走上历史舞台提供一个阵地，同时开宗明义地亮出我们这一代评论家之身份的大旗，为崛起的青年一代正名。于此前，各种传统势力仍在顽强地抵制与压抑着我们，我们必须奋起反抗。
很快，我在文联遇到了强大阻力，这是我事先没想到的，我原以为，改开已是时代大势，河北太落后了，难道就不想跟上时代的脚步？彼时，我刚从江西南昌调到河北省文联仅半年，完全不了解当地的现实状况。
我据理力争，到处串连，在当时文联主席徐光耀（老作家，也是电影《小兵张嘎》编剧）的支持下，这事居然短暂地通过了，并迅速完成改报名注册登记。但很快，有人告状告到了宣宣，上面电话打下来了，形势遂急转直下。整个文联大楼无人敢再和我说话聊天，并把我的改报思想以打小报告的形式密告上峰。文联甚至决定开除我，或退回江西。最后，依然是徐光耀出面保护了我。
报名《青年评论家》因已换名注册，向全国征订了，所以无法再恢复《文论报》原名，故而此名＂坚守＂了一年之久。届时，全国各地的青年一代批评家（大多还是在校学生，或正在读研者）纷纷投稿于我。在最初的几个月，我几乎天天在为发表他们的稿件而与报领导抗争，身心俱疲。
1985年，也是当代文学思潮之＂文学革命＂的一年，＂寻根文学＂横空出世，一举改变了整个当代文学走向，文学亦由此恢复了其自身的纯粹本质，开始有了超越历史时空的形上之叩问。
《青年评论家》报仅仅维持了1985年的整一年，86年又恢复为《文论报》。我认，我最终沦为了一名＂失败者＂，因为文联大楼人人视我为敌，不敢和我说话，用异样的眼神看我，文联领导内部甚而决定不允许我出外参加任何会议，施加各种压制与人身迫害，但他们亦知，从来没有真正打垮过我，我依然高昂着头，走我的路。
1988年，在北京的李陀、张暖忻（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沙鸥》与《青春祭》的导演）知道了我的遭遇，联名写信嘱我进京，以借调的名义，让我进了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当剧本编剧，从此，开始了我延续迄今的流浪北京的生涯。

这套系列照片----地铁里的读书人，令我特别感慨。
遥想上世纪的80年代，在北京地铁上，随处可见读书人，进入90年代后读书人就渐少了。然后千禧年降临，地铁上更难得再见读书人。再然后，除了一张张绷着呆滞木然的脸，便是一水的刷手机者。我偶尔偏头一扫，在他们的手机屏幕上，不是抖音，就是短视频，唯难见到的是读书人。
所以我怀念80年代，那个虽然举步维艰，但依然充满希望的年代！
而现在，我只能在遥想中凭吊那个消失在历史时空中的年代，我向她致敬！

快走近一小时后，拐进写字楼大食堂吃完午餐，回家路上，竟遇同楼的高大姐，我在80年代的老朋犮，她当时与先生同在人民日报，80年代末又同时＂因故＂不得已地离开了报社。
高大姐拦住我说，我昨晚在国家大剧院看了法国版契诃夫之《樱桃园》。
不好，高大姐说，问题出在女主演上，她演电影好，演话剧完全不行，人又矮，还穿双高跟跟鞋。她不行。高大姐挥着手说。
演得好不好与人矮，与高跟鞋有什么关系？我不禁自问。
她是一太好的电影演员，我说。我也在网络上看过她演的广场版的《樱桃园》，是不行，我说。
哎，明晚大剧院有瓦格纳的《女武神》，你不去看？高大姐兴致勃勃地问。
票太贵，算了，我说。我看了大剧院版这个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之第一联《莱茵的黄金》，极棒，非常值得看，我说。
高大姐笑眯眯地颠了，脸上挂着明晚要看瓦格纳之剧的喜悦。
嘿，大姐，随时招呼我去你家吃饭哈，我们聊天。我笑说。

2025年5月28日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