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我的事情只到三十六岁”

1936 年，张学良和杨虎城实行兵谏，挟蒋联共抗日，“把天捅了个窟窿”，为历史留下著名的“西安事变”一章，也划开他一生两段。他在回忆录中说：“我的事情只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这显然是看重事功且要惊天动地的人才有的想法。事实上，张学良享寿百岁，“以后”的岁月还长，其大量阅读，其专题研究，其漫长思考，其生命与赵家四小姐的完全契合，都是在三十六岁之后展开的。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遭幽禁，从浙江奉化开始，先后移监于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的郴州、沅陵，贵州的修文、开阳、桐梓和重庆，辗转流离，终于1946 年11 月2 日被转至台湾，幽禁于新竹县竹东镇井上温泉。张学良这天日记说：“今日迁移，但余始终不知去向何处。早六点一刻，由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八点四十分抵武昌徐家栅机场加油，十二点一刻抵台北松山机场，余始知是到台湾……下午二点一刻由台北乘汽车动身，约五点半抵新竹，宿于招待所。”奉化之后、贵州之前的张学良，精神上陷于孤寂。从贵州始，赵家四小姐赵一荻追随到他身边，不离不弃，陪伴寂寞英雄。张、赵由此开始了他们台湾幽禁阶段的早期生活。

《张学良与赵一荻的清泉幽禁岁月1946 —1960》一书中，有两幅相邻的照片。一幅是张学良在窗前读书，另一幅是赵一荻在用缝纫机缝制衣物。清净，安静，传递着二人日常家居生活的信息。这段时间里的记事簿、日记、信函、口述、照片……成为后人研究张学良的珍贵史料。

张学良被幽禁后，读书不辍，并有了研究明史的想法，且兴味日浓，不时托人从外面买书，还列出书单，请毛人凤帮助寻购。据说，宋美龄得知张学良的治史兴趣后，专门约请一位明史专家，到张学良的山中居所，行“伴读”之责。宋美龄还曾托信差转送给张学良大量书信。

1950 年4 月，张学良接连收到两封宋美龄的来信。其中一封说：“自我返国，我就一直安排和你见面，所以未给你写信，但每次要去看你时，总临时有事……但我向你保证没有忘记你……”她希望张学良“仰头振作”。这一时期，张学良与外界的联系渠道，主要是书信，但不能直接寄达，皆须转交，即便家书也是如此。其日记中记得清楚——

1950 年4 月16 日日记：“老刘交来蒋夫人亲笔信，言将来寓探视……”

1950 年5 月1 日日记：“给凤至和孩子们写信，上蒋夫人一函，将信附去托转。”

1950 年5 月15 日日记：“六妹来信……”

1951 年4 月26 日日记：“ 上蒋夫人书， 附家信三件……”

1951 年5 月5 日日记：“上蒋夫人书，附对高山人之意见。”

从张学良上述日记影印件看，他并非逐日作记录，大概是觉得值得记的时候才记。紧接4 月26 日所记，就是5月5 日的“上蒋夫人书”，可见在那段时间里，他唯一作记的就是书信往还情况。

其1951 年6 月14 日日记说：“周先生由竹东同一专差，索要前上蒋夫人关于高山人意见书原稿，要立即抄交原人带回。由周抄，余签名，交来人当晚返去。”紧接该日文字的，是9 月1 日日记：“见报载蒋夫人感冒，致书问候。”所记者，还是书信。1955 年初，张学良感受到一种入台以后前所未有的寒冷。是年春，赵一荻因咽部出问题，不得不动手术。是年夏，她开始连续尿血，发烧时体温高至39.5 度，四肢冰冷，颤抖，被送到台北中心诊所，检查结论是膀胱炎或肾盂肾炎。赵一荻为此住院两月之久，张学良一人待在井上温泉，开始了“两地书”。

当时的台北和井上之间，未通公路，音问不便。赵一荻托人带回的信，不能及时送达。中秋前后，张学良的一封信断断续续写了三天。10 月15 日，赵一荻出院回家，张学良手中积累了她写自医院的近三十封信。

张学良的日记里，记录了赵一荻病体逐渐好转的过程。女主人回家了，他们与世隔绝、朝夕相伴的山居岁月继续绵延。不知何人为张学良和赵一荻留下了他们在书房的多幅照片。自然光，构图工稳，人物闲适，气氛静谧。照片上的赵一荻，背后排列着大量藏书。那是她漫长伴读岁月的证明。其中一幅文字说明是：“赵一荻也老了，看书时也离不开老花眼镜了。”

这类图片数量之多，支撑起“张学良台湾幽禁期间读书影像”专题章节。其中的照片连续看下来，给人手不释卷的强烈印象。这一章节，是他隐居生活中大量阅读的实况记录。其中说，每年元旦，张学良都会启用一个新日记本，写上当年的读书计划，一本本读来。有时在室内，借助桌上的一个斜面支架阅读；时常在室外，阳光下，或端坐于石凳、石阶，或仰卧于躺椅，单手持卷，读到入神。随着时光延伸，当年少帅山中老。视力衰退，眼疾困扰，读书越来越不易。从照片看，张学良伏案的姿势越来越低，眼睛离纸面的距离越来越近。是光线原因吗？专题照片里，室外读书的场景多于室内。书上说：“散步时带着书，走累了，坐下看一会儿书。这是张学良的习惯。”张学良的一生，在其三十六岁之后，还大有可说。

本文摘自《锦书来》，作者：张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