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物 见“人” 见生活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出土的有字卜甲，发现月相名“朏”。">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出土的有字卜甲，发现月相名“朏”。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铜带鋬觚形器。

以上图片均由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办公室提供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铜带鋬觚形器。 以上图片均由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办公室提供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第二期出土的遗物（石质、骨质、金属装饰品，骨针、滑石珠、红玉髓等）。">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第二期出土的遗物（石质、骨质、金属装饰品，骨针、滑石珠、红玉髓等）。

“濛溪河遗址发现的植物遗存里有花椒，这说明，舌尖上的麻辣四川，可能从6万年前就开始了。”4月23日，在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终评会上，第一个项目的汇报就趣味十足，牢牢抓住了现场观众的注意力。

2024年，全国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259项、基本建设考古1481项，进入终评会的20个项目都是优秀代表。经过激烈角逐脱颖而出的“十大”，是累累硕果中最甜美的果实，体现了“大考古”理念的阶段性成果，从中也能看到考古事业发展的一些现象和趋势。

入选“十大”的项目多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重大项目的引领下开展。从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到早期国家形成的统一进程，再到边疆地区考古彰显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聚焦关键性历史课题。考古工作者们也在努力提高讲故事的水平，用鲜活的细节为宏大历史进程写下生动注脚。

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考古队长郑喆轩关于“花椒”的讲述是典型的一例。该遗址第一次系统展现了早期现代人的“食谱”，包括象、鹿、鱼、鳖、核桃、浆果等，他们会用火，喜欢用硅化木制作的石器，也使用木器，在石块、骨片、橡果等各种材料上留下神秘的刻划痕，他们或许还会利用草药——遗址发现了接骨草，这种植物在今天的中药里仍然存在。遗址全面展示了一个旧石器中期的社会，对研究东亚现代人起源演化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浙江仙居下汤遗址全景式呈现了距今9000年前后的中国最早的农业聚落，包括房址、墓葬、食物加工厂、红烧土广场、道路等几乎所有遗迹要素。

不少项目都是老遗址取得的新发现。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掘和研究，要想实现新突破，需要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清晰的学术目标，久久为功。

马家窑文化是世界最负盛名的彩陶文化之一。马家窑文化被发现至今已有百年，其生业经济、聚落形态、社会组织、文明进程仍模糊不清。黄河上游的农业资源远比不上中原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发展靠什么？马家窑彩陶为何能够快速扩散？带着这样的问题，考古团队在甘肃临洮寺洼遗址找到了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内涵最丰富的马家窑文化中心性聚落，展现了一种重视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新模式。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是规模最大的先周、西周时期遗址，学界相信是古公亶父迁岐之地。由于一直未发现先周文化的高等级建筑，致使遗址的性质不能最终确认。考古团队以厘清城市结构和判断遗址性质为首要目标，终于在遗址的王家嘴区域发现了先周文化建筑带，同时确认了遗址存在“宫城”、小城与大城3座西周城垣，得以将之前发现的大型建筑、铜器窖藏、墓葬等纳入城市的不同空间。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看来，城垣的发现可谓“纲举目张”，“过去几十年的散乱发现可以统筹画到一张图上，旧发现都被带活了”。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的发掘“十年磨一剑”。过去，盘龙城被认为是商王朝控制长江中游的重要据点。新发现表明，在二里头晚期，中原的势力已扩张到这里。结合过去的资料和最新考古发现，遗址古代景观被重建，城市聚落变迁过程得到清晰展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认为，新发现改写了人们关于长江流域早期文明发展以及长江、黄河流域文明统一进程的认知。商王朝的青铜器技术，很可能就是经由盘龙城传到了三星堆。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是目前发掘时间最长、面积最大、内涵最丰富的西周封国遗址。此次通过人类全基因组测序，首次在商周考古领域复原了古代家族树。北京联合大学校长雷兴山感慨，琉璃河考古的新突破，不是来自量的积累，而是系统性的跃升与质变。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呈现了新石器时代海拔最高的“打鱼人”的生活。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通过建筑基址、构件、佛像残件、纺织品等，勾勒出公元1世纪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模样，及其如何一步步与中原诸文化元素融合。

重要文字资料的丰收，是本次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另一个亮点。周原遗址在宫城南门外壕沟内出土卜甲、卜骨残片213片，初步辨识出刻辞295字，甲骨刻辞内容丰富，涉及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军事战争、数字卦等多方面，发现多个国族名、人名，其中首次出现“秦人”。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1万余件器物，其中载体丰富、内容多样的文字资料令人兴奋。椁木上发现大量墨书文字，此外还有青铜器铸刻铭文、彩绘文字及竹简等。琉璃河遗址出土作册奂器组合及铭文“太保墉燕”，成为北京3000年建城史的又一实证。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益州”铭文瓦当、1900余枚封泥、5000余片有字简牍，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土的“滇王之印”等相互印证，证明遗址为益州郡及滇池县官署所在。简牍上发现两汉时期30个纪年，时长跨度263年，证实自西汉中期武帝设立益州郡以来，中央王朝在此进行了长期稳定的统治。

上述新发现不仅是一年来考古成果的突出代表，更是多年学术研究的阶段性总结。期待更多精彩考古成果的涌现，带领我们一次次踏上穿越时空的文明之旅。

《 人民日报 》（ 2025年04月26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