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校侍卫官回忆：不了解这些标志和暗语，刺杀蒋介石就不可能成功

蒋介石在一生中经历过多少次刺杀 ，那是一个秘密，沈醉在指派沈醉去给老蒋当外围警卫时，曾对他说过：“1931年，在蒋介石的上海公馆里，曾发生过一次暗杀事件。那次是因为他的警卫被人收买了，半夜里，向他的床上连打数枪。而那天他正巧住在宋美龄的房里，所以没有丧命。”

戴笠当然不可能在沈醉面前直呼老蒋的名字，那段话是沈醉写在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中的。曾经给老蒋当过中校侍卫官的赵秉钰在《一个侍卫官的经历》中透露，不识破那些特殊标志和不定期更换的暗语，要想刺杀老蒋几乎是不可能的：老蒋有两辆希特勒送的两辆防弹轿车，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他坐的是哪一辆。

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在担任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时候，给老蒋当过一段时间外围警卫，直到特赦和“恢复起义将领身份”后，还对那段经历津津乐道，看着还有点沾沾自喜的意思：“只有一次，外面下大雨，我跑进去躲雨。他在窗口看见了，隔着窗户问我：‘外面的人带没带雨衣？’‘都带了，下雨也照样巡逻！’我连忙回答，他才放心地点点头。这就是他多次到上海对我说的最长的一句话。”

沈醉一度以为戴笠死后，他帮毛人凤挤走郑介民，自己就有机会当保密局局长，那当然是异想天开：沈醉既非浙江人，也不是黄埔生，甚至连中学都没毕业，老蒋就是再糊涂，也不会将这个“店小二”提拔为保密局局长。

沈醉要是真给老蒋当过侍卫官，那么走俞济时的路子，当个保密局副局长还是有可能的——当年老蒋的侍从室地位远在其他特务机构之上，戴笠到死也只是军统局副局长，正局长一直由侍从室人员兼任，侍从室一个中校，也不是沈醉那样的军统少将能惹得起的，某些电视剧中军统“蓉站女站长”敢对老蒋的侍卫官下手，保密局的头目跟“侍从室主任”称兄道弟，那更是不可能的。

沈醉站在老蒋院外淋雨还颇为得意的时候，老蒋的侍卫官们则可能在灯红酒绿的地方逍遥，曾任“中校侍卫官”的赵秉钰回忆 ：“蒋介石的‘御林军’，对外都称为侍卫官。他们在穿着上都是一种颜色，夏穿哔叽，冬穿毛呢做的大衣、西装、中山服。平时看到穿着一个颜色的西装，歪戴着呢帽，手枪高高翘起在屁股上，带着女人在马路上，或开着小吉普兜风的人，不消问，就是这些所谓‘侍卫官’在耍威风了。”

不管是军统还是后来的保密局，都无法跟老蒋的侍从室主任相提并论——那个“俞主任”可是正儿八经的上将军衔，戴笠那个中将军衔只是临时的职务军衔，死后才追赠转正。

熟悉那段历史的都知道戴笠毛人凤在俞济时面前有多谦卑，咱们今天且把俞济时和戴笠、毛人凤之间的关系放在一边，接下来要聊的是“如何刺杀蒋介石”。

赵秉钰回忆：“我从江西调回重庆，派到军委会侍从室特别警卫组。说实在话，军统局的人都说很不容易进去。他们看见我们就眼红，我们自己也沾沾自喜，以为今后可以青云直上了。在这里面的人，见官高三级，心里头乐滋滋的。（本文黑体字，均出自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1988年第3期第4期连载的赵秉钰《一个侍卫官的经历》）”

赵秉钰给老蒋当了四年侍卫官，在他看来，老蒋的脾气是很暴躁的，绝不像沈醉说的那样“和气”，而且身上是带着枪的：“蒋介石的脾气是经常发作的，只要稍微有点什么事情不顺心，马上暴跳如雷。我就亲眼看见蒋介石在郑洞国、曾泽生起义后，气得在客厅里一枪把那只大洋狗打死了。”

老蒋是上海“白相人”出身，还曾拜黄金荣为“老头子 ”，对江湖上的事情比较了解，所以他只相信他的亲戚和同乡和“学生”，对其他的人都是严加防范，俞济时的族叔俞飞鹏是蒋介石的表哥，两家一向走得比较近，俞济时也就成了老蒋身边的“许褚”，毛人凤把郑介民挤出保密局，也是走了俞济时的路子。

毛人凤跟俞济时不是一个档次，所以老蒋的很多侍卫官明明是出自军统特训班，但当了侍从官，毛人凤却就只能奉承而不能指挥了：“回到南京以后，俞济时已是国民政府军务局上将局长，重权在握，大小问题唯俞济时之说为是。戴笠已死，毛人凤也无能为力了。”

毛人凤是一头老狐狸，他才不会跟老蒋的侍卫官私下里联系，更不会打听老蒋何时出行、要去哪里，他只是按照俞济时的指令负责外围警卫，这样即使老蒋遇刺，他的责任也不是最大——有俞济时在前面顶着呢。

俞济时为了保障老蒋的安全，可谓煞费苦心，他严格规定各警卫区侍卫人员，平时一律不能离开，不论蒋介石出不出来，均须在家等候。从早上起床，到晚上9点以后，才可休息。“缺勤”一次或丢了‘识别证’，至少要关禁闭三个月，严重的甚至会被枪决，绝不会像电视剧演的那样，侍从室人员居然还能跟江湖人物会面、跟地下党接头。

老蒋的侍卫官们都是有明显标志的，而这标志也是经常换，穿着昨天的衣服在今天执勤，可能就要被抓起来。

据赵秉钰回忆，虽然标志经常换，但有些细节一直没变，外人要是细心一点，还是识别出其身份的：“我们除佩戴国民政府证章外，还有特制的圆形梅花小‘识别证’，中间绘有‘SG’两个英文字母，这个“识别证”非常重要，是一种“特别通行证”，可以出入为一般人所不能出入的地方，‘识别证’经常更换，只是图案的改变而已，调来换去始终改不掉‘SG’和梅花图案。”

除了特别是标志，侍卫官们还有联络暗语：“蒋介石每次外出，官邸侍卫官值班人员即以无线或有线电话，向各警卫区发出通知暗语说：‘大夫出诊了，赶快准备挂号。’”撤勤时，由后面随车侍卫人员发出无线电话说：‘大夫看完了病，下班了！’”

除了暗语，他们还有肢体暗号，有时候是左手或右手往后或向前，有时候是左右手插在左或右的裤包里，这种肢体暗号也是不定期变换，手势不对，就可能被“查勤”的人击毙，所以要想混到老蒋身边开枪，那实在是太难了——除非你领到了当天的识别证并知道当天的暗语和暗号。

即使带着识别证，知道暗语和暗号，想刺杀老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掌握了老蒋的行动规律——赵秉钰给老蒋当了四年侍卫官，对此有一些了解，但也不全面：“蒋介石一般在上午看报批阅重要文件，下午两三点起，会客、应酬和散步。蒋介石在南京时，多去中山陵、汤山一带散步，差不多每天都要去走一趟。每个礼拜都要同宋美龄去中山陵旁边的小教堂里做礼拜。蒋介石有两辆防弹车，是希特勒送给他的。他每次出去，不是乘坐第一辆，就是乘坐第二辆。”

像赵秉钰那样的中校侍卫官，也不知道老蒋出行的时候具体坐哪一辆车，甚至俞济时也未必知道——坐哪一辆，全是老蒋临时起意。

1949年11月，赵秉钰被派到云南给老蒋打前站，那时候他被临时晋升上校，也就是以“昆明分遣组上校组长”的身份跟沈醉联络，赵秉钰当时还挺高兴：“到昆明纵然发生了天大的问题，也可以依靠情谊深厚的老友沈醉解决。”

赵秉钰只是一个中校侍卫官，却能跟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中将游击司令沈醉成为“情谊深厚的老友”，看来他所说的 “见官大三级”并非虚言，不过搞笑的是“老友沈醉”并没有帮赵秉钰解决什么问题，赵秉钰进了昆明就再也没能走出去——老蒋没来，卢汉却起义了，于是赵秉钰和沈醉都进了陆军监狱。

通过沈醉和赵秉钰的回忆文章，我们会发现刺杀老蒋确实不那么容易，难怪连刺杀大王王亚樵都失手了。

王亚樵的失败，可能是没有掌握老蒋具体行动日程，也没搞到侍卫官的标识和暗语，这就给读者诸君出了一个难题：您看了沈醉和赵秉钰的文章，能否找到老蒋安保上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