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吹墓柏下

清吹墓柏下

黎荔

受儒家“未知生焉知死”传统的影响，魏晋时期文人多讳言死亡，然而，东晋诗人陶渊明却创作了大量直面生死的诗文，占现存作品的50%以上。《拟挽歌辞三首》、《自祭文》等作品以甚至以“死者视角”虚构葬礼场景，开创了中国文学“自挽诗”的先河，可以说“贤如孔孟、达如老庄”皆未如此书写。

读渊明诗，会发现死亡是这位田园诗人的资源，他以一种如此天真平静的态度在书写死亡：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

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

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

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殚。

起首一句“今日天气佳”，就像小学生日记的第一句“今天天气很好”，陶渊明的风格到底是什么？南朝钟嵘说他“文体省净”，宋代人说他“平淡”。读渊明诗，其中很大的乐趣，就是看他心平气和地说一些大白话，那么真实、坦诚又出人意表。“今日天气佳”然后怎样呢？好天气带来了好情绪，情绪要表达出来，就要“清吹与鸣弹”。大家就这样在好天气的感召之下，一起吹着笛子，弹着琴出去远足了。远足去哪里？——“周家墓柏下”。

这群“清吹与鸣弹”的人结伴出行，去墓地里郊游了！诗题和正文之间有着小小的错乱，题目看起来像是去扫墓，正文却毫无扫墓时的沉重与哀悼之感，甚至十分快乐。诗人像一个没心没肺的快乐牧童一样，在好天气里吹着笛子，感到心满意足，随即用一种几乎完全不懂得死亡，也不恐惧死亡的口气问道：“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古人墓上种植松柏，“柏下人”其实就是墓中人。感慨柏下长眠者，人生怎能不为欢？清歌一曲发新声，新酒使人开笑颜。未知明日生死事，快意当前且尽欢。“墓柏”完全没有影响春游的欢乐。死亡、坟墓这些不和谐因素，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奇异的诗歌张力。

整首诗写的都是很普通的活动，所用的语言也很普通。说不平凡，因为所游是在人家墓地的柏树下，“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要“为欢”偏又选择这种容易引人伤感的地方。在引人伤感的地方能够“为欢”的人，不是极端麻木不仁的庸夫俗子，应该就是胸怀超脱，出入自如，能勘破俗谛，消除对于死亡畏惧的觉悟者。陶渊明并不麻木，他明显地“感彼柏下人”死后长埋地下所显示的人生短促与空虚；并且又从当日时事的变化，从自身的生活或生命的维持看，都有“未知明日事”的无常之感。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为欢”；还能做到胸中郁积尽消，欢情畅竭，当然有其高出于人的不平凡的了悟与超脱。

读陶渊明的诗，常常会觉得他对死亡没有恐惧，总要主动去试探，从坟墓到去荒村，到死去的动植物，他俯仰天地，探索“死亡到底是什么”。生死主题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等作品中已经出现，“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生非金石，焉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以上均见《古诗十九首》）这种哀叹人生短促的声音，已经成为诗歌中相当强烈的呼唤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魏和西晋，曹操的《短歌行》，阮璃的《七哀诗》，曹植的《薤露行》，以及阮籍《咏怀》八十二首中的若干诗篇，陆机的《短歌行》、《挽歌诗》等等，都是慨叹生之短促、死之难免，并思考着应当如何度过有限的一生。生死主题的普遍性，与汉末以来战乱频仍、人的大量死亡、人口急剧下降的现实有很大关系。

陶渊明诗歌中的生死主题既有继承前人的成份，又有不同于前人的地方。他不再限于哀叹人生的短促，而是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智慧化解人生短促所带来的忧愁，迎接死亡的到来。在他看来，人本是禀受“大块”之气而生，死亡无非是回归本原：“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我认为《拟挽歌辞三首》的开头和结尾两句最能表现陶渊明的生死观。从陶诗看来，他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灵，而是具有与“大化”合一的身份、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他的诗歌的情怀显得高出于以前同类的作品，而有了新的面貌。

陶渊明的生死观显然深受庄子哲学的影响。庄子是一个以生为苦，以死为乐，坦然面对死亡到来的人。在庄子看来，整个人生就是一个“苦身疾作”（《至乐》）而又“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齐物论》）的辛苦劳作过程，况且人生充满痛苦，无长久而真实的快乐，“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惽，久忧不死，何苦也！”（《至乐》），那么死就是一种解脱、一种休息：“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大宗师》）。受其影响，陶渊明也主张“委运任化”，顺应自然，不以生死为意，生与死是宇宙万物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如同流水的上下游，自然有序，无需过度忧虑或恐惧。人应以豁达、自然的态度面对生死，将生死看作自然循环的一部分，坦然接受生命的终结。不但生与死无所谓，生命的长短也无所谓，死去即是回归大地，这是自然而然的。人只能顺应自然，顺应了自然也就排解了各种苦恼。

对陶渊明的时代和人生越了解，就越觉得不可思议——他是如何在完全清醒、毫不乐观的前提下，在最黑暗、动乱的时代，依然葆有澄明的生活和心地？回到开篇的那首诗，“未知明日事”，既包括了对人生无常的感慨，也包括了对当日政局的困惑，但是接下来的一句是“余襟良已殚”——快意当前且尽欢。忧患虽深，但此时当下却全然惬意、满足。明日发生之事诚不可知，然生死之忧则未尝不知。诗人洒脱之处恰在于此。纵知此忧，今朝且尽情欢笑，生无所憾。这对于生死问题的了悟与超脱，是一种自然运化观、朴素生死观，比起当时“服食求神仙”、追求“神不灭”的士大夫，不知高出多少倍。陶诗对死亡的先见之明不是一般的叹老嗟贫、看衰人生，而是提醒人们日月迁逝、时不我待，应以更为珍惜的心态和更为敏锐的感受去回味“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的美好时光。关于有生之物都将逝去的意识，在陶渊明这里，变成了一种用来放大生命价值的工具。

不能简单地说陶渊明的人生态度是消极的。他是旷达而不是消极，他还是想在有限的人生中有所作为，《荣木》以及《杂诗》中的一些篇章透露了这层意思。只是生不逢时，欲有为而不可得，他像一切有志之士一样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如果只看到他委运顺化的一面，而忽视了他对自己一生的遗憾，还不能说是真正懂得了陶渊明。

试问我们又有几人，能做到如渊明那样，越过个人安危、时代动荡的牵绊，用未流失的全部心灵能量去反映存在，对世界毫无扭曲的反映如明镜相照，带来真醇自然、澄明无碍的境界，回到生命本身的活泼泼，作为人生摆脱停滞，继续开展下去的关键，以对生命本身的欢庆，作为人生意义本真的起点。这种态度不仅体现了陶渊明对生命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对人生意义的独特思考。所以他的创作打破了魏晋文学的主流模式，以田园为载体构建出了“向死而生”的美学范式，直接影响到王维、苏轼等后世文人。陶渊明的生死辩证，千载之下，依然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