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研究丨基于可再生能源扩张的欧盟国家能源安全评估（结论部分）

基于可再生能源扩张的欧盟国家能源安全评估（结论部分）

【Energies 4月21日发布】

本研究在可再生能源持续扩张的背景下，对欧盟成员国的能源安全进行了全面评估。研究发现，尽管多数欧盟国家的能源安全已达到充分或中等水平，但尚无任何国家达到高水平能源安全。分析表明，能源安全不仅取决于能源来源的多样化，还与能源政策的有效性、基础设施现代化以及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密切相关。

本研究的一个关键发现是，欧盟国家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进程仍不均衡。

在分析期（2000至2021年）内，没有任何欧盟国家在能源安全方面达到高水平，这表明在基础设施、创新和政策协调方面仍需进一步改进。

虽然西欧和中欧国家（如德国、法国、荷兰和波兰）因能源多样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较好而表现出相对较高的能源安全水平，但南欧和东欧国家（如乌克兰、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则面临进口依赖和能源领域创新活跃度低等挑战。这种差距表明，所有欧盟成员国有必要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以提升能源安全。

本研究还强调了创新在能源安全中的关键作用。结果显示，能源安全指数较低通常与创新指标相关，表明在新兴能源技术的开发和部署方面活跃性不足。这表明，增加研发投资以及促进政府、产业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对于加强欧盟能源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同时，要在创新能力较弱的国家加强能源部门创新，需要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增强国家和欧盟层面的研发与部署（RD&D）能力。推动能源系统创新的关键机制之一，是有效利用欧盟范围内的政策工具。

例如，“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计划向研究与创新项目投入逾950亿欧元，其中包括聚焦清洁能源技术的项目。同样，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及“公正转型机制”（Just Transition Mechanism）的资金流，为存在结构性能源劣势的国家提供了关键财政支持，使这些国家能够投资于智能电网、储能系统以及下一代可再生能源技术。

为中东欧国家平等获取此类资金机会提供便利，有助于加速欧盟内部创新能力趋同。此外，培育区域创新集群并促进跨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将有助于促进知识交流，避免能源技术部署过于分散。通过欧洲专利局框架下的知识产权池化，增强专利合作，也能进一步放大各成员国在不同研发强度水平上的协同效应。

此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地缘政治背景凸显了创新的战略重要性，它不仅是现代化的工具，也是增强能源体系韧性的关键因素。拥有更强创新基础设施的国家，能够更快实现能源多样化，减少对政治不稳定供应方的依赖，并更灵活地应对重大冲击。因此，未来的能源安全评估，应更加明确地将创新政策的地缘政治维度及其在增强系统灵活性和自主性方面的作用纳入考量。

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进一步凸显了创新的重要战略地位，它不仅是技术现代化手段，也是能源系统韧性的关键要素。俄罗斯是欧盟最大的外部能源供应国，其天然气供应的中断暴露了欧盟能源依赖的脆弱性。拥有更完善和创新生态系统的国家，能够通过加速部署本土可再生能源、扩大储能容量和投资电网现代化，来更灵活、更迅速地应对冲击。德国凭借在太阳能和风能领域的先进技术和制度能力，在数月内提升了可再生能源的并网水平并扩建了基础设施。同样，立陶宛得益于其在能源基础设施创新方面的积极行动（例如克莱佩达 LNG 终端以及对智能电网的早期投资），在2022年中期前有效停止了进口俄罗斯天然气。与此同时，创新潜力较弱的国家仍缺乏天然气供暖和发电的替代方案，在适应新形势方面面临困难，并遭遇电网拥堵、储能能力不足以及快速扩大清洁能源解决方案准备度低的问题。

在此情境下，强化能源安全需要综合而多维的策略，不仅要涵盖创新发展，还要包括基础设施现代化、制度能力提升、有效的监管政策以及在地缘政治不稳定条件下的战略规划。主要方向包括能源来源多元化、分布式能源系统的发展、欧盟成员国之间互联互通的完善，以及提高储能备用容量。

此外，确保能源市场的灵活性同样重要，具体措施包括需求侧管理系统的数字化、平衡机制的发展以及可再生能源并网的深入。

从经济角度看，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不仅有助于提升能源独立性，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优先发展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和节能技术的国家，预计将获得长期收益，包括减少碳排放、降低化石燃料进口依赖，以及提高能源市场的稳定性。

在为全球能源市场改革贡献力量的同时，本研究也承认存在一些局限性和不足，有待未来研究加以完善。具体而言，“净零排放”概念的快速发展凸显了比较人为排放与二氧化碳清除的重要性，以评估能源政策的有效性。缺乏二氧化碳清除的数据限制了指标范围和“净零排放”政策缺口的评估。因此，未来研究应探讨将欧盟国家的能源政策与“净零排放”要求对齐的路径。此外，本研究仅关注特定类别（“可获得性”“补偿性”和“安全性”）中的有限指标，未来研究应在这些领域涵盖更广泛的指标。

进一步而言，更全面的讨论应整合近期能源转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洞见，尤其关注社会接受度和公众信任在能源治理中的作用。这些维度已被公认为影响可再生能源项目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虽然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效率仍是核心，但转型的社会层面——包括公民的认知、参与和地方影响——已成为决定实施速度和范围的关键因素。

众多研究表明，公众对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反对往往并非针对可再生能源本身，而是源于缺乏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过程不透明或成本与收益分配不均等程序性不公。例如，Rosenbloom 指出，以自上而下、技术官僚方式推进的转型更易在农村或弱势社区引发抵制；Monyeia 等人则展示了在贫困和能源不安全背景下，公平和能源正义问题如何削弱公众对低碳政策的支持。Myroshnychenko 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说明，在多个欧盟国家，监管壁垒和缺乏协商机制严重阻碍了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创业和初创活动，导致能源政策目标与地方能力或参与意愿不匹配，尤其是在中东欧地区。因此，社会接受度不仅是“软因素”，而是能源安全的战略支柱，因为它直接影响转型的节奏、空间分布与合法性。

此外，制度信任度低、治理结构分散化或长期存在环境不公的国家，更可能遭遇可再生能源部署的阻力，这种阻力可能表现为许可流程延迟、法律诉讼，甚至项目取消。

基于上述考虑，未来的能源安全与转型准备度评估应将定性与定量指标结合，涵盖能源与动力要素、依赖要素和政策要素，尤其应关注二氧化碳清除与“净零排放”目标的进展监测。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探究欧盟金融机制对成员国创新潜力趋同的影响。将不同地缘政治和制度背景的国家纳入研究，可更全面地把握能源系统脆弱性，并识别在全球性挑战面前提高其稳定性的有效战略。

编译：李家豪（新能源部）

审校：孙桂林（新能源部）

编辑：李家豪（新能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