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光230亿！雄心勃勃的印度制造，为何沦为全球笑柄？

多年前，莫迪政府在雄心勃勃地宣布“印度制造”战略时，曾放出豪言，要将印度打造成“下一个世界工厂”，挑战“中国制造”的全球地位。

为此，印度政府投入高达230亿美元，推出一整套扶持制造业的重磅计划。

然而，就在今年3月21日，路透社的一则独家报道揭开了这场宏大叙事的尴尬结局——这项历时四年的计划不仅未能实现既定目标，甚至被印度政府内部承认“失败”，决定不再延期执行。

原本指望成为国家经济引擎的“印度制造”，为何最终沦为国际社会的笑谈？

曲折的印度经济

自1947年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以来，印度正式走上了民族独立和经济自主的发展道路。

那一年，印度以一个资源匮乏、基础薄弱的农业国家身份重新站在历史起点上，面临着无数挑战与选择。

如何摆脱殖民创伤，建设独立、自主、可持续的现代化国家，成为印度执政者亟需回答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印度走出了一条颇具特色、但又充满波折的经济发展路径。

在独立初期，印度政府决定不完全照搬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也没有照抄苏联的计划体制，而是由开国总理尼赫鲁主导，确立了一种被称为“尼赫鲁式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体制。

政府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希望通过国家力量建设独立的工业体系。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印度的经济增长虽然稳定，但远未达到外界的期待。

年均GDP增速仅维持在3%至5%之间，被一些经济学家讽刺为“印度教徒式增长率”。

这一时期印度农业仍占据经济主导地位，工业基础逐步建立，但出口乏力，对外贸易增长缓慢。

政府为了加强工业能力，大量借鉴苏联经验，建立起一批以钢铁、电力、化工为核心的国有重工业企业，同时也通过“计划经济”形式设定发展目标，并尝试构建完整的工业体系。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工业基础，但国家干预过度、效率低下、体制僵化等问题逐渐显现，加之官僚主义和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经济潜力无法有效释放。

进入1970年代后，印度经济的步伐明显放缓。

虽然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改革调整措施，如推动农业现代化、提高粮食产量、改善基础设施等，使得印度逐渐实现了粮食自给，工业体系也更加完整，但经济运行依然受到结构性瓶颈制约。

同期，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已在全球市场上崭露头角，而印度却仍然徘徊在经济低速增长的区间。

即便如此，这一时期的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电力供应、煤炭运输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服务业的苗头也在逐渐显现，特别是信息技术和外包服务初步浮出水面，隐约预示着未来的转型方向。

1980年代，印度的改革步伐稍有加快。

时任总理英迪拉·甘地提出“新经济政策”，在保留国家主导地位的基础上，试图逐步放松对市场的控制，放宽对私营部门和外资的限制。

政府开始着力于压制通货膨胀、改善民生，并在财政政策上更为灵活。

同时，印度加强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推动铁路、公路、电力系统现代化改造，也扩大了煤炭和能源资源的生产与运输能力。

尽管经济增长有所起色，但结构性问题依旧严重，财政赤字扩大，外债压力上升，宏观经济波动频繁，市场信心仍然不足。

到了1990年前后，印度面临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

财政赤字高企，外汇储备几近枯竭，国内债务迅速膨胀，国际收支压力巨大。

正是在这样的危机推动下，1991年新政府决定实施彻底的经济体制改革，摒弃过去的策略，转向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为核心的新发展模式。

这场改革也成为印度经济历史上的分水岭。

自1991年至2013年，印度经济开始显著提速，GDP年均增长率达到6%以上。

服务业特别是信息技术和软件外包行业迅速崛起，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印度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吸引外资规模大幅增长，外贸结构也更加多元化，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然而，这一阶段的工业和制造业并未随服务业一同起飞，反而在后期增长乏力，无法承担起经济升级的主导作用。

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始终维持在15%左右，远低于新兴工业国家的平均水平，也使印度在全球产业链中始终处于附属地位。

于是，2014年，随着莫迪政府上台，“印度制造”计划应运而生。

印度制造的得与失

2014年，莫迪政府高调提出“印度制造”计划，希望借此将国家从“服务业一枝独秀”的经济结构，拉到更加平衡、具备产业基础的“制造型大国”轨道。

这一计划一经提出，便承载了极高的国家战略期望。

它不仅被看作是振兴国内就业、塑造工业实力的突破口，也被印度寄望为未来参与全球制造分工、挑战“中国制造”的重要跳板。

这项计划推出后，印度的确在部分领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

最明显的成果体现在电子制造和制药行业。

在全球企业寻求供应链多元化的背景下，印度电子装配产值明显提升，手机、消费电子等产品制造增长显著。

苹果、三星、小米等企业相继扩大在印度的生产基地，使得印度逐步成长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制造国。

与此同时，印度政府推出了诸如“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等财政支持政策，鼓励企业扩大产能。

政策覆盖14个制造行业，涵盖电子、汽车、通信、制药等多个关键领域。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参与PLI的企业累计实现产值超1500亿美元，部分行业如手机、药品的出口增长势头尤其突出。

但成绩的背后，也隐藏着诸多令人尴尬的现实。

“印度制造”的总体推进情况，远未达到最初设想。

印度原本计划到2025年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5%提升至25%，但截至目前，这一比重不升反降，反而滑落至14%左右。

这一趋势不仅意味着“增长乏力”，更暴露出整个计划在覆盖行业、资金落实与实效考核上的种种问题。

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尽管政策看起来完备，落地却严重滞后。

据印度商务部披露，截至2024年10月，计划中的激励资金只有17亿美元兑现，不到承诺总额的8%。

大量企业虽完成了生产任务，却迟迟未能拿到应有的激励款项。

有的企业甚至中途退出，原因在于“补贴兑现缓慢”、“流程复杂”、“回报不及预期”。

部分行业如纺织、钢铁、太阳能等本被寄予厚望，却几乎未能复制手机与制药行业的成功模式，显示出整个计划在产业层级传导上的失衡。

此外，“印度制造”也未能带动大规模就业的目标。

计尽管制造业总产值有所增长，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有限，自动化趋势明显，实际吸纳就业效果十分有限。

这对一个仍以劳动力资源为优势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失落。

不仅如此，印度在全球制造链中的嵌入程度依然偏低，出口产品以中低端为主，尚未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自主品牌或核心技术。

这导致印度制造虽有体量，却缺乏溢价和影响力。

可以说，“印度制造”这场国家级工程虽然取得了局部突破，但在总体结构上尚未突破既有瓶颈。

它的“得”在于调动了全球制造业关注印度的目光，确实吸引了一定的资金、技术和产业链迁移；

而“失”则体现在其成果的极度不均衡，以及政策实施与产业基础之间的巨大落差。

印度困境的根源

“印度制造”计划的推进并未取得如期成效，固然与外部环境和行业周期有关，但更深层的障碍，却来源于印度自身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难题与结构性矛盾。

从独立之初的经济体系构建，到自由化改革后的政策执行，再到“印度制造”所遭遇的重重阻力，困局背后，显现的是一系列尚未被根本解决的制度根源。

最首要的，不可忽视的是印度体制内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痼疾。

在过去几十年中，冗杂的行政体系一直是限制印度政策效率的关键因素。

无论是企业设立、土地审批，还是财政激励的落地，都要经过多层政府机构的流程交错，往往旷日持久、效率低下。

正如路透社所披露，在“生产挂钩激励计划”中，大量企业虽完成生产指标，却迟迟未能获得应有的政府补贴，就是由于政府行政体系推进缓慢、审批环节拖沓所致。

这种官僚惯性不仅削弱了政策激励的及时性，也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

此外，政策执行力不足也成为印度经济改革中的常见现象。

从表面看，印度政府每隔几年便推出新政策、设立新目标，改革意愿似乎十分强烈，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政策缺乏延续性、落实不彻底的问题始终存在。

例如，“印度制造”原定要提高制造业占GDP比重、创造一亿个制造岗位，然而政府缺乏对项目进展的实时评估机制，既无法及时调整战略，也无法纠偏资金使用方向，导致部分行业空耗资源，收效甚微。

表面繁荣之下，缺乏有力的政策执行体系，使许多改革举措在落地过程中变了样、走了形。

第三个制约因素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协调障碍。

印度是一个典型的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在土地、劳工、税收等方面拥有高度自治权。

然而，各邦之间发展不平衡，政策标准不一，加上政党更替频繁，中央政府在推动国家统一战略时常常遭遇地方阻力。

此外，司法效率低下也被视为掣肘印度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

由于法院案件积压严重，企业在面对合同纠纷、土地产权问题、劳工冲突时往往得不到及时裁决，法律的不确定性和诉讼成本居高不下，使得不少外资企业在进入印度市场时选择“轻资产”模式，避免与本地法律体系打交道。

这种司法环境无疑降低了制造业中长期投资的意愿，尤其是对于那些依赖法律清晰度与产权保护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言更为不利。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印度的人力资源结构与教育基础之间的脱节。

表面看，印度拥有全球最年轻的劳动力结构，适龄工作人口庞大，是其发展制造业的“人口红利”。

然而，联合国发布的教育评估报告显示，印度仍有数以亿计的成年文盲，女性识字率和参与就业的比重更是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大量劳动力虽“有量”却“无质”，技术训练不足、专业技能缺失，使得印度始终难以培养出支撑制造业升级所需的中高端产业工人。

综合来看，印度制造推进困难的背后，不单单是产业基础薄弱，更是治理结构、政策机制和制度环境上的系统性问题所导致。

从决策机制到行政流程，从司法保障到劳动力结构，各个环节都暴露出难以迅速应对现代产业需求的体制惰性。

在这些深层问题没有根本性改变之前，任何宏大计划最终都可能止步于纸面。

参考资料：

张晓旭、梁泽恒、汪寿阳：独立后印度经济发展的演进及特征分析，《国际经贸探索》，2024.9

印度这个大计划失败了——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