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掉公款的中年男人，跪在办公室抽自己耳光 | 人间

搞赌博的人，输了想赢，赢了还想赢得更多。老尤有时赢几百，有时输几千，甚至输得眼红了，包一排老虎机，指挥旁边的闲人一块帮他打。

配图 | 《凡人歌》剧照

“啪——”

“啪——”

“啪——”

同事老尤跪在地上，左一下，右一下，自己抽自己耳光。老板坐在办公桌后面，老板的亲戚站在一旁，二人黑着脸，一声不吭。

公司办公室设在沪郊某小区一楼，阳台上安着一道玻璃移门，我去公司汇报工作，看到了以上场景。

我纳闷，老尤自己抽自己，出了何事？此情此景，进去显然不妥。我离开玻璃门，在一旁草地上转悠、等待。原本，我今天要找老尤要钱，他上个月300、300、600，分三次找我借了1200元，说好这个月给我，还没给。

约莫半个钟头后，老尤背着公文包出来了。他的头发乱糟糟的，眼眶发红，显然刚刚哭过；他瞅见了我，只是摆了摆手，扭腿走了。老尤身材魁梧，胡茬浓密，是个典型的豫北大汉。他步履沉重，穿着的灰色衬衣下摆随风飘动。他的背影，无比落寞。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尤。

我们公司是深圳某传媒公司的上海办事处，做建材家居行业杂志广告业务。公司经营的杂志，有的有国际刊号，从香港引进，实行广告代理业务；有的与有国内外刊号的杂志合作，出下半月刊，有广告总代理权限。

我们老板是办事处的负责人，2006年夏天，我从陕西往上海找工作，他把我招进公司。老尤比我晚入职小半年，他刚来时，老板让我带一带他。

2006年11月开始，我带着老尤在江浙一带的建材企业跑业务。老尤1970年出生，属狗，比我大一轮。上海是大都会，商业繁荣，信息发达，当年人口有1600万，还在持续增长中。从上海来的人和事，对江浙企业主很有说服力。

我们常去江苏常州某小镇。深圳总部邮来了杂志，我和老尤从上海出发，各扛一箱杂志，40多斤，先坐703路公共汽车到达徐家汇，又从徐家汇地铁站乘坐上海地铁一号线往上海火车站，购买火车票，前去常州。

火车行驶几个小时，我们便看到了常州的天宁寺，它是常州市区的地标建筑。

常州属江南鱼米之乡，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人杰地灵，物产丰饶，是沪宁线上的重要节点城市。改革开放以后，常州制造业更是发展迅猛，在重型工业、建材业、纺织加工业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常州人起得早，睡得晚，喜欢吃咸肉，把豆腐皮叫作千张，勤劳能干，敢闯。

我们在常州站下车后，扛着杂志，到常州汽车客运站坐巴士车前往我们要去的小镇。早晨七八点从上海出发，到我们常住的旅馆时，已经下午三四点了。

我们到的小镇，人们闯出了路子，找到了致富商机，开办出大大小小数百家生产强化木地板的企业，年产量数亿平方米，销往国内300多个大中城市、海外106个国家和地区。这个小镇被称为“世界强化木地板之都”。

我和老尤住的旅馆已破败了，标准房80元一天，整个旅馆空气难闻，弥漫着地毯的霉味和狗尿的骚味，但是周边业务资源集中，全是地板厂。

镇上也有好一点的旅馆，但是离得远，价格又贵，我们是出门做业务，不是出门当游客，能省一点儿是一点儿。

也许有人会纳闷，住旅馆公司不报销吗？为什么要给老板省？每个人在乎的东西不一样，谁都不容易，那时的我坚信给老板省钱也是员工应该做的事。

旅馆老板姓安，50多岁，养着一条大狼狗。大狼狗关在铁笼子里，见了住店的客人就“咣咣咣”吼叫。对！就是“咣咣咣”，而不是“汪汪汪”。狼狗太大了，发出声音时，像是有什么铁家伙在它嘴里砸它牙齿似的。

旅馆有两层，地方很大，是租赁来的，楼下是餐饮部，楼上是住宿的。签订合同时，甲方承诺了硬件的问题，只要是关于硬件的问题都算他们的，让安老板放心干。然而，安老板的旅馆开起来，只红火了不到两个月。

安老板的旅馆开业是在夏天，刚一开业，顾客蜂拥而至，来一楼吃饭——新店开业，尝鲜嘛！不料，用电量增大，电容不够，接二连三停电，影响了顾客的用餐体验。有一次，有人在安老板这里办婚宴，进行到婚礼高潮时，停了电，舞台上黑乎乎的，屋子里黑乎乎的，人们的惊呼声此起彼伏。

安老板去找甲方，甲方答应帮忙解决。双方找到电力公司，希望增容。电力公司不给增，说这个场地是民用的，不能增容到工业级别。这坏了事了，安老板办旅馆投入了巨额资金，却因为用电的问题没法好好经营。

一来二去，人们不再到安老板这里吃饭、办宴会……安老板把甲方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他的损失。用电的问题到底在不在当时规定的硬件范围内，不得而知。只是安老板的官司打得并不顺利，双方一直扯着皮。

安老板以较低的价格打理住宿生意，勉强度日。住宿客人很少，只能有一点儿算一点儿。

老尤第一次跟我到小镇时，我在旅馆门口向老尤交代，让他早上去右手边的那些企业，下午去左手边的那些企业。

“去了干啥？”老尤问。

“去给企业老板送一本杂志。”我回答。

“送了杂志干啥？”

“老板翻看杂志的时候，你可以问问人家最近生意怎么样，如果人家回答你，你就接着他的话说下去，顺着他的意思说，找到合适的时机说出——在咱们杂志上做广告可以为他带来更多生意。”

“如果人家不做呢？”

我笑了，“你不知道你来干啥的啊？”

“来做广告的！”

“那你还问这样的话？一家不做，你就继续跑另一家，把在上一家说过的话，在这一家继续说，直到做成业务。话说三家，你就会说了；话说三十家，你就是专家了。”我这样教老尤。

老尤似懂非懂，他背着公文包，胳肢窝里夹着杂志，大踏步，去往那些工厂。清晨的阳光斜斜地照过来，老尤的身影在地面上被拉得很长。

2006年，在这个生产强化木地板的小镇上有很多跑业务的人。

一个生产成品的制造业企业要把产品生产出来，背后有若干个配套企业；要把产品销售出去，也需要依靠各个方面的合作者。这就产生着业务，需要有人跑业务。

有人来小镇推销木工机械，有人销售原材料，有人承接企业的金刚石刀具磨刀业务。当然，还有我们这样的人做广告推广业务，地板厂自己的业务员也要去外面跑发展代理商的业务。

一个产品从原料开始，经过生产、运输、销售，到被人们购买、使用，要经过一道道工序，也要经过一条条流通渠道，都离不开业务员起推波助澜作用。业务员承载产品信息，是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信息员。

从根本上来讲，做业务的过程，是交朋友的过程。与老板交朋友，与财务人员交朋友，也与拥有资源的人们交朋友。与老板熟悉，交了朋友，谈成业务，他会成为你人生路上“步步为营”的立足点；与财务人员认识，交了朋友，到了付款环节就会“有如神助”；与拥有资源的人交朋友，会事半功倍，为做成业务节约时间、赢取机会。

起床时，我已联系过我的“司机”付伟。老尤步行离开后，一辆摩托车刹在了旅馆门前，付伟跨在摩托上招呼我上车。

付伟是河南信阳人，属兔，75年生人，他拖家带口，带着母亲、妻子、两个儿子，从家乡信阳到常州讨生活。因付伟脸蛋生有许多雀斑，他绰号叫“麻子”。

“麻子”在小镇上开摩托车招揽生意，俗称：跑摩的。他跑摩的好几年了，对这地方很熟悉，我跨坐在“麻子”身后，让他带我去指定的工厂。他会记好每天跑了几家客户，跑了多少路，最后我统一跟他算费用，一般每天的开销在六十到八十元（我在谈业务时，“麻子”还可以去继续拉人，我谈完事再打电话给他）。这种费用老板不报销，这是我为了提高业务效率，自己产生的花销。

老尤刚来，他必须一家家拜访企业，锻炼自己的业务技巧，寻找到自己的客户。我已经在这里跑了几个月业务了，建立了自己的客户关系。我把杂志样刊给客户送过去，与客户交换最近市场上发生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写成市场分析文章、行业动态、企业动态等刊登在我们的杂志上。

老尤在旅馆附近跑，我在老客户处跑。

忙碌了一天，“麻子”载着我回到旅馆，刚好，老尤也回来了。我介绍老尤和“麻子”认识，他俩都是河南老乡。那天我签了一万八千元广告，心里高兴，我说：“你们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请客，咱们仨喝一场！”

我们聚在路边的一家小饭馆，炖了一只鹅，要了一瓶酒，三个人喝了起来。

老尤酒量不行，两三口酒下肚，就说起了他的往事。老尤原先是他家乡一个国有银行的职员，炒股票赔了后无心工作，借了很多钱去海南做期货，又赔光了，回家乡后银行开除了他，债主也上门讨债，妻子变卖家产替他还账后和他离了婚。老尤的经济条件不如前妻，他们的儿子归前妻管。老尤和我们公司老板的亲戚是朋友，亲戚要来我们这里工作，他也跟着来这里寻找机会。

说罢，老尤给我敬酒，说：“兄弟，我啥都给你说了，我啥都不会，全靠你了，你要给哥多教呢！”

“麻子”没对老尤说的话起任何反应，喝高兴了的他只是大嚼鹅肉，对老尤说：“小王这个上海来的小家伙，夏天时，我在路上第一次遇见他，他满头大汗，背着个书包，抱着厚厚一摞书，跟个他妈的刚出校门的学生一样……”

“麻子”嘴巴毫无遮拦，好像是在说我是个学生要给老尤当师傅呢？但我没有怪他，跟他说不清，在他自己看来，他只是实话实说而已。毕竟我只有二十四岁，工作一年多，上一份工作是在兵器工业集团下属某单位做技术干部，没在社会上闯荡过，也还面嫩。离开国营单位是因为我觉得活得太规矩、太死板，我这个“学生”想自己闯一闯。

我们三人碰杯。老尤喝了一会儿就喝多趴桌上了。我和“麻子”干完一只鹅，干完剩下的白酒后还觉得不到位，又每人干了两瓶啤酒。

老尤在陌生企业拜访、跑业务，遇到了一些问题。

比如，门房的老头不让他进厂，他该怎么办？企业老板说，在你们的杂志上登广告就没有什么用该怎么回答？回到旅馆后，他问我这些问题该怎么处理、怎么回答。

我告诉老尤，这些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知识再全面的课本也给不出这些问题答案。就门房老头而言，有的老头可能是老板他爹，有的老头可能是雇来的，有的是混日子的，有的是兢兢业业的，等等。每一种情况都不一样，但基本上，只要你看起来像是个要跟企业老板谈事的、能给企业带来利润的，都能过了门房老头这一关，可以堂而皇之进入工厂。

老尤问我：“怎么样显得像你说的那样？”

我教他：“进门的时候要傲慢，抬头挺胸，目不斜视……”

是啊，在社会上行走，面对刻薄的小人物时，鼻孔该朝天时要朝天，否则，事情太难缠，不好对付。

我回答着老尤问出来的种种问题，我们探讨业务技巧。老尤心怀疑虑，决定跟在我后面跑一跑，看看我是怎么跑到业务的。

“麻子”联系了别的摩的司机，给老尤也安排上了专用的“司机”。我们一前一后，来到某地板厂。

这家地板厂的老总姓唐，之前是跟别人合伙的，三个月前，我在别的工厂谈业务时，他还是那家厂里当销售部门负责人，现在他自己办厂了，厂房是临时的，但据说马上有大动作，100多亩地，全部要盖成新厂房。

我和老尤昂着脑袋，在门卫老头的注视下，一前一后进了唐总临时搭建的办公室。

唐总坐在沙发上，一个女的坐在桌旁做表格，后来知道那是唐总的老婆，老板娘。

我向唐总微笑点头，并递过一本我们的杂志，说：“唐总您好，上次见您还是在别的厂里，这么快您自己建厂了，恭喜啊！”

唐总接过杂志，随便翻了翻杂志，“啪”地扔在办公桌上，说：“瞎搞，这都没用的！”

老尤斜眼看我，想看我有什么反应。

我没有理会老尤，也没有接唐总的话，继续说：“这么大一块地方都是您的，不得了！很快将新厂房盖起来，机器放进去，产能一上来，不知得做多少生意呢，就像印钞机啊。”

“瞎搞，新厂房哪有那么快？！”唐总说。

“大概得多久？”

“至少大半年。”

“那也很快，最多半年，您这工厂就是这附近规模最大的了，到时候加盟商都要找上门来呢。”

“现在哪里还有上门的加盟商，都得靠业务员去外面跑，打广告去招……”说着说着，唐总自己提到了打广告，他又伸手拿过了我们的杂志，翻开，指着上面的版面问我：“像这样一版广告多少钱？”

“一期6000，每月一期。”我不卑不亢回答。

接下来，我什么都没有说，只听唐总和老板娘用常州话叽里呱啦说了半天，应该是说行情，说未来，说该怎么样经营好自己家的地板厂。他们说完，双方都在点头，肯定着对方的话，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

最后，唐老板告诉我：“瞎搞，企业搞大了，不搞没办法，先登上半年广告吧，后面再看效果。”

就这样，老尤看着我签了36000元广告。他目瞪口呆。

老尤说：“你这家伙运气好！”

我说：“是啊，我运气好。一起努力，你也会有好运的。”

我知道唐老板之前的经历，预估了他下一步的动作，选准时机上了他的门、顺着他的话交流理清了他的思路，顺利地签订了广告合同。

就这样，我解答着老尤的疑惑，为他做着示范，鼓励他好好做业务。甚至，在我看“麻子”给他找的那个摩的司机有点不太机灵时，还重新给他找了一个。

第五天，老尤开单了，他在一家做木线条（地板辅料）的企业签了半版广告，3000元。他拿着协议给我看，我说太棒了！他说，妈的，没谈好，要谈好的话，也签个36000。我心里不免咯噔了一下。

回到公司汇报工作，老板表扬了老尤，说尤经理上手太快了，还没有人这么快就能做到业务的，尤经理是第一个。老尤脸蛋通红，说：“谢谢老板，我一定会做得更好的。”

能不能做出第一单业务，意味着一个人能不能在业务员这个领域里待下去。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大发展，不知有多少人踏入过做业务的河流，又不知有多少人因做不出第一单业务退出了业务员的江湖。

做业务的人，做出了第一单，就会越来越顺，做出很多单。有的业务员，下了许多苦工、花了好长时间做成了第一单业务，这种人多会厚积薄发，会回过头再攻下许多之前没有攻克的客户，创造出很好的业绩。还有的业务员，轻松做下了第一单业务，会生出极大的自信心，从此信马由缰，驰骋在自己的业务领域，成为非常优秀的业务员。业务越多，收入越多，做业务的人会更加爱做业务，这都是成交了第一单业务引发的。

老尤在常州做出了第一单业务后，每个月的杂志到了，他都会马上联系我，要一起出发去常州。他积极努力地工作着，不断签出3000元、6000元、15000元等数额的广告。

不过，他对自己签的单始终不太满意，说遇到的都是小客户，没意思。他也常对我签出的单有所指点，说要是他跟进我的客户，肯定能签出两倍金额的合同。

2007年3月，因为有国际地板展，各家企业都努力招商，老尤那个月累计签署了二十多万元广告，回款也有五六万元，工资也破万了。

慢慢的，老尤在上海也介入了橱柜行业的业务，他在沪郊搜索橱柜门板、人造石、厨房五金企业，然后带着我们的橱柜杂志，前去拜访这些企业的负责人。他的包里装着厚厚的名片夹子，还装着公司统一印刷的一式三份的协议，随时准备给客户打电话，随时准备签合同。

他也经常请我帮忙——他签订一些客户广告的时候，答应送人家一些软文，他不会写，让我帮忙写。那些事情都不复杂，一般他来找我的时候，他一边说，我一边马上就帮他解决了。他很感激我，要请我吃饭。

我们都在外面打工，举目无亲，除了跑业务就是跑业务。我和老尤是同事，谁请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起吃吃喝喝，吹吹牛，也算是工作之余的休息，我们俩也就去喝酒、吃饭、聊天。

老尤爱说自己的过往，他说自己搞期货的事情，说自己多么后悔，又自顾自地说已经这样了，后悔也来不及了。我见过他给儿子打电话，让他“好好写作业，一定要听妈妈的话”，他还让儿子找他妈妈要卡号，他要给他们打钱。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共同做业务和外出时，我见到了更质朴的老尤。

一次是在常州的小镇里，“麻子”骑着摩托车带我去给一家木工机械厂送杂志，行至半路，天上下起瓢泼大雨，地面有个水坑，我们连人带摩托摔倒在水坑里。起来后，我发现我的裤子从脚跟撕到大腿，杂志也全湿透了。

我给老尤打了电话。老尤找了安老板，安老板驾驶轿车拉着老尤来找我们。老尤特地给我带了几本杂志，他说：“我猜你的杂志不能用了。”我找了一段儿细铁丝把破裤子扎起来，我们冒着雨，把新一期杂志送到了客户手中。

另一次，是我们做业务回来在上海乘地铁时。一位母亲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坐在我们旁边，一不留神，孩子就尿在了地铁上。

一个青年跳起来，指着这个母亲道：“外地人，没素质！”

那个母亲道：“孩子太小，没办法……”

青年嚷嚷：“没办法就不要乘地铁，没素质，没素质。”

老尤刚好站在那个青年身后。我看见他额头青筋暴起，要转过身去揪那个青年的衣领，我赶忙插在中间，挡开二人。

许久，老尤长叹一声，从公文包掏出一卷纸，铺在孩子的尿液上，把地板擦干了。

大家都安静了。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一件事情发生后，有的人会就事论事，也有的人要上升到人格、品格或道德。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谁来处理这件事。老尤这么干，我很佩服他。

我的客户源比较稳定，我提议让“麻子”带着老尤跑常州，“麻子”熟悉环境，这样帮他多开拓一些长期客户。

老尤没有答应，“兄弟你的好意我领了，我自己会想办法。”

老尤和老板的亲戚、老板的司机合租在离公司不远的一个小区。有时候跑业务回来，他们没事干，坐在一起打扑克。我也跟着他们打过。有人提议说不来钱没意思，少弄点钱吧。我说弄钱我就不打了。他们三个打，一次一块钱、两块钱地打着。

赌博是恶魔，害人性命的。

我跑在业务的道路上，经常和其他做机器、板材销售的业务员碰面。碰了面，免不了交流企业信息，听他们说起一些小道消息。

从他们口中，我听到过：某几个厂里的老板过年期间聚集在某个厂里赌博，有人把自己的厂子输掉了；有澳门赌场的业务员伪装成销售经理，专门在制造业聚集地区应聘职业经理人，应聘到厂后，用一两年的时间讨好老板和老板的老板朋友，最终将这一帮老板带到澳门赌博，老板们输掉了天文数字，这种赌场业务员算是“杀了猪”；跑业务的谁谁谁赌球，负债累累，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

人们会说，这是大赌，平常人打牌不过是小赌怡情。

这显然是错了，所有的大赌都是从小赌开始的，赌着赌着，不知哪一瞬间就要失掉身家性命呢。一定要防微杜渐，远离诸如“只是玩玩”“小赌怡情”“自己人在一起打牌少玩点钱没关系的”这种场景，做能把控的自己。

2008年3月，又有国际地板展，在我们杂志做广告得到回报的常州老客户接二连三地联系我，要打广告，让我快点去常州。

我联系好“麻子”在小镇等着我，让他啥也不要干，专心致志陪我跑半个月业务。然后我打电话给老尤，说赶紧出发，老尤在电话里让我等两天。

正是做业务的好季节，我耐着性子等了两天，再次联系老尤，老尤说再等两天。我去公司找他，公司别的同事说好多天不见他了——我们是做业务的，不坐班，以业绩论成绩，基本在外面做业务，有事需要对接了才会回公司。我又赶往他租住的房子，敲门半天，没动静，我打他电话，手机铃声在屋子里响起，紧接着他接了电话，开了门。

我问老尤：“啥时候去常州？”

他上了床，躺下来，说：“再等两天。”

“还等啥等，来不及了，早去早做业务。”我说。

“心情不好，不想动……”他懒洋洋地说。

我问：“有啥事么？”

他说：“媳妇要钱，家里老父亲病了，也要花钱。”

“那你打钱回去啊。”我知道老尤这两年业务不少跑，提成也不少。

“早都打完了，现在没钱打，我得躺着想想办法呢。”他说。

我取了两千元给老尤，说只能帮这么多。

我还要跑业务，就独身去了常州。

这个时候，小镇地板行业的职业经理人多了起来，但是小镇上的企业家都是白手起家，文化水平不高，通常在管理理念上与职业经理人不一致，职业经理人也不见得能派上什么用场。于是，为了实现职业价值，这些职业经理人到东家窜窜，西家窜窜，胡乱拉拢经销商，引发着行业秩序的不稳定，价格战严重。

过了五六天，老尤才从上海去常州小镇，跑起了业务，他在小镇上认识了一些职业经理人，经常和他们混在一处，人家也介绍客户给他，他的业务模式也变得直接起来了，他不再解释、不再顺着别人的话说，他只是昂着头给职业经理人说：“打点广告吧，支持一下兄弟。”他的派头十足，颇有一些不容置疑的风范，那些职业经理人们也就爽快地答应了，说：“支持就支持！”

旅馆的安老板被老尤发展为他的司机。安老板开着自己的车，跟着老尤跑一天，老尤给安老板三百元。安老板对我说：“你要跟小尤学呢，包个车，快，安全，档次高！”

我说：“我没尤老板有钱么！包不起么！”

职业经理人们很支持老尤，签订广告后，有人付了老尤现金。老尤从现金里直接抽出两千元还我，大方地说：“谢谢兄弟！”

做业务员的人，敏感。

一个合格的业务员，能够觉察出很多别人觉察不到的东西。

比如，有一栋办公楼下有一个收费的停车场；停车场外的马路两边也停着车；停车场收费，马路两边不收费；这个时候，马路两边还有空位，如果是个合格的业务员，他绝对不会停车在马路两边的空位上。

你要问业务员是什么理由，业务员会告诉你：“你以为这个办公楼里的人们把车停在收费的停车场里，他们是傻子吗？”

只要你继续观察，你就会发现，这个业务员的直觉是对的，很快，就会有交通警察来给路边的违章停车贴罚单。交停车费只要交五块，罚款一次罚二百。

业务员的敏感能省钱、省事。

老尤从业务款里潇洒地抽出两千元还我后，又潇洒地抽出一些钱递给安老板，说：“去给你那爱犬弄点好吃的！”

那是公司的业务款，不是个人的钱。老尤那样弄，触动着我的敏感神经，我觉得他的事儿要麻烦。但我不能直接说他，他毕竟比我大十二岁，而且是好面子的人。

我问安老板：“你给你的大狼狗吃馍还是烫点黑面吃？”

安老板一脸鄙夷，道：“吃什么馍吃馍，吃剩米饭，加菜汤……”

我记得在我们陕西，小时候我们吃馍，狗总跟在后面想吃馍，那是狗最梦寐以求的东西。我没想到南北差异这么大，这里的狗竟然是吃米饭的。

我愕然，对安老板说：“这钱是辛苦钱，不要给大狼狗弄好吃的，吃了糟蹋，要珍惜呢！”这话我也说给老尤听，我想提醒他，出门跑业务，不能大手大脚。老尤毫不在意，他哈哈笑着说：“狗吃米啊，这狗还挺会吃！”

我们毕竟是深圳总公司的上海办事处，始终与总公司之间隔着老板这一层关系，资源和信息都不全面，老尤多次发出感慨：老板不知道在我们身上要抽多少油水呢，咱们辛辛苦苦跑业务，挣不到钱，只有老板才能挣到钱。

我们老板很忙，他是行业专家，组织策划着行业里的许多活动。我说，让咱们干老板的事儿，咱们也干不来啊。

老板那个时候为许多企业牵线搭桥，组织明星代言产品的活动。老尤也志在必得，去企业里与职业经理人大谈明星代言事宜，说某某企业的代言是他促成的，为企业创造了多少多少效益。

我常劝他不要乱讲。

他说：“你以为老板是咋谈成明星代言的，他就是这么谈的。”他天天提，没谈成一个。我没提过，后来反倒对接成功过明星剧照的使用权。

2008年8月，与我同时入职的一个同事买了一辆雪佛兰乐风轿车，汇报工作的时候，同事把车开到公司来，我真替同事高兴，也咨询他驾驶证怎么考，买车怎么买。

老尤则说：“同样是跑业务，他凭啥买车？”他嫉妒。

我说：“那你也考驾照买车么！”

老尤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我对开车没有兴趣，我喜欢坐车。”

9月，业务淡季，老尤多次找我借钱周转，每次几百元，借了还，还了借。老尤也借了其他同事的钱，有三五百的，也有一两千的。

10月，老尤的事东窗事发了。我在玻璃移门外看见老尤跪在地上自己抽自己耳光，也目睹了他离开时落寞的身影。

目送老尤离开后，我推开移门，走进公司。在漫长的沉默之后，老板的亲戚告诉我，老尤在游戏厅打赌注很大的老虎机，用掉公司很多业务款。

我问老板亲戚具体的数额是多少，老板亲戚不说。他也没有说老尤具体用什么方式挪用了业务款，我想，是怕别的业务员模仿。

2007年秋天开始，老尤已经用跑业务的借口，钻到了一些游戏机房，寻觅到了一些可以赌博的老虎机，在里面上游戏分，搞赌博。

搞赌博的人，输了想赢，赢了还想赢得更多。老尤有时赢几百，有时输几千，甚至输得眼红了，包一排老虎机，指挥旁边的闲人一块帮他打。

他把跑业务积攒的十多万元全部输了进去，又急于翻本，对业务款动了念头。

我问老板亲戚：“那他给家里打过钱没有？”

老板的亲戚眉毛上扬，“打个屌打！”

我推测，老尤应该是一次性收了多家企业半年或一年的广告款现金，而每次登广告时，按月上交给公司。如此一来，他虽然挪用着公款去打老虎机，并且输了不少，但只要有源源不断的新业务进来，他拆东墙补西墙，公司就不容易发现。

但是，老尤挪用的钱多了，又遇到业务淡季，纸里包不住火了，公司要催款，企业要样刊。深圳总部联系到企业，企业联系到我们办事处，老尤的秘密被揭开了。

当时的老尤已经输红眼了，他包着一家游戏房的所有老虎机，如果不被发现的话，还不知还要闯出多么更严重的祸患呢？

老板的亲戚说：“报案吧，是朋友关系。不报案吧，这个烂摊子谁处理呢？”

老尤边抽自己耳光边哭，说自己不是人，辜负了老板的期望，对不起老板，对不起朋友……

老板心软了，让老尤打了个欠条，由老板的亲戚做担保，说好什么时间还清欠款。

当然，老板不再收留老尤了，他被扫地出门了。

干了近两年广告业务员，老尤就这样尴尬地离场了。

我们后来通过一次电话，是我打给他的。我问他近况如何，他说他在郑州一个物流仓库做装卸工，他让我把我的卡号发过去，他把欠我的1200元打给我。

世上的事，说什么都没有用，光说不做，说了也白说。我没有发卡号，我知道发了也白发。

年底，我拿了驾驶证，买了辆两厢小轿车。上海的“沪A”牌照太贵，“沪C”牌照不能进市区，于是我到我的业务大本营常州上牌。

我找不到去常州车管所的路，让安老板带我去，也把“麻子”叫上了。一路上，我们喜气洋洋。

我买了车，“麻子”以后做不到我的生意了，但他依然为我高兴，依旧说着第一次见我时我像个刚出校门的学生那样的话。

突然，安老板问我：“最近怎么没见小尤呢？”

我有些沮丧，我说：“尤经理去别的地方跑业务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Terra 实习 | 思宇

王文东

陕西人在上海，果品行业从业者，也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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