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从中国赚走5000亿，澳洲为何执意反华？

在国际贸易舞台上，有一个国家的“身段”格外微妙：

一边将中国视为最大的贸易伙伴，靠对华出口每年赚得盆满钵满；

另一边却不断在外交、安全等领域挑衅中国，对华政策频频“踩红线”。

这个国家，正是澳大利亚。

据官方统计，中国已连续15年稳居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每一年，澳洲从对华贸易中所获顺差就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

但令人不解的是，面对这样一个给予巨大经济回报的合作对象，澳大利亚政府却一次次走上与中国对抗的道路。

那么，他们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呢？

潜力巨大的伙伴

中澳两国虽然地理相距遥远，文化背景迥异，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却在经贸领域建立起了密切且高效的合作关系。

1972年，澳大利亚在工党总理惠特拉姆的推动下与中国正式建交，成为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的市场需求。

能源、矿产、农产品成为中国最迫切需要的商品，而这些，正是澳大利亚最具竞争力的优势领域。

于是，中澳之间的资源型贸易迅速起步。

1985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额首次突破10亿美元，同比增幅超过70%。

中国也很快跃升为澳大利亚的第五大出口国。

此后，两国合资开发铁矿、煤炭等资源项目，并建立了部长级经贸对话机制，为合作常态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进入90年代后，冷战结束、全球化加速推进，澳大利亚逐渐将自身的外交与经贸重心从欧美转向亚洲。

尤其是在基廷政府时期，“融入亚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方向，而中国自然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

在这一背景下，中澳经贸关系实现了机制化发展，矿产、羊毛、棉花、大麦等出口商品不断增长，贸易额迅速攀升。

到了1995年，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澳关系的真正“腾飞”，是在21世纪初。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市场体量和制造业实力迅速释放，带动了对能源、资源、原材料的庞大需求。

澳大利亚则借此机会，牢牢抓住了中国发展的“风口”，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原材料供应国之一。

从2007年开始，中国连续多年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

澳大利亚则通过出口铁矿石、天然气、煤炭、葡萄酒、牛肉等产品，实现了高额的贸易顺差。

据官方数据，近年来澳方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获得的顺差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

这段时期，中澳的合作不仅限于资源贸易，还迅速扩展至金融、教育、旅游、投资等多个领域。

中澳关系能够走到这样的深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国经济结构天然互补：中国市场大、工业体系强，澳大利亚资源丰富、产品稳定；

中国制造业需要原材料，澳大利亚正好能供给；澳大利亚农业发达，但缺乏强劲的本地消费，中国恰好填补了这一缺口。

两国之间这样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原本可以走得更远......

澳大利亚的转向

尽管中国长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给予澳大利亚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但近年来，澳方在对华政策上却明显出现“背道而驰”的转向趋势。

在美国推动“印太战略”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成为最积极响应的国家之一。

无论是“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QUAD），还是“英美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澳大利亚都不仅积极参与，还主动发挥桥梁和枢纽作用，企图借助联盟体系拉抬自身影响力。

尤其在AUKUS框架下，澳方甚至不惜投入巨资发展核潜艇项目，要与美英共同打造对中国的“战略压制”。

不仅如此，在全球和地区多个敏感议题上，澳大利亚也不断“带节奏”“唱黑脸”。

在南海问题上，澳方多次指责中国“破坏国际规则”，并公然宣称将以“航行自由”为名继续派遣军舰穿越南海。

在经济领域，虽然对华依赖明显，澳大利亚却刻意配合西方所谓“去风险”政策，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多个排华色彩浓厚的经济机制，例如“蓝点网络”“印太经济框架”（IPEF）以及“蓝色太平洋伙伴”计划等。

这些机制试图构建与“一带一路”相对抗的“小圈子”，其核心目标就是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

此外，澳方还在本国禁止华为参与5G建设、炒作“中资企业威胁国家安全”等，系统性地排斥中国在技术投资领域的参与。

更甚者，澳方还干预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等国的合作项目，以“国家安全”为由破坏中资海底光缆项目，并炒作所谓“中国在该地区建设军事基地”的言论，以煽动地区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2022年工党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后，在表面上采取了部分缓和中澳关系的姿态，但实质上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敌视并未彻底改变。

澳大利亚的选择

看到这里，许多人疑惑的是：

既然澳大利亚从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两国在贸易和投资上也有长期稳定的合作基础，那澳大利亚为什么却选择了背离这种互利模式，逐渐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并积极追随美国对华遏制战略？

其实，这种选择不是一时兴起的决策，而是深植于澳大利亚国家战略定位、社会认知结构与历史文化心理的产物。

澳大利亚的战略认知是其对华政策发生转变的根源之一。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将自己定义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捍卫者”、“全球中等强国”和“南太平洋地区的霸主”。

然而，在澳大利亚眼里，这三重战略定位，与中国崛起的现实之间存在直接矛盾。

作为自封的“国际秩序维护者”，澳大利亚依赖于美国主导的全球规则体系，认为这是自身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获得稳定发展环境和保障的关键。

澳大利亚既无力单独塑造国际规则，也缺乏抗衡大国的资源，因此倾向于依附美国，以换取在现有体系中较高的话语权和安全保障。

而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对全球治理结构的重塑，使澳大利亚担忧未来这一稳定结构被打破，从而引发战略失衡。

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长期将南太平洋视作自己的“后院”，拥有强烈的地区主导欲望。

在南太岛国欢迎中国合作的同时，澳大利亚则频频出手干预，打压中方项目，阻挠中资企业，甚至联合美、日、英、新西兰推出“蓝色太平洋伙伴”来试图打断中国与别国的友好合作。

在澳方看来，中国的出现动摇了它在该地区“唯一老大哥”的地位。

更现实的原因也不容忽视。

随着大量华人移民在澳社会中日益活跃，尤其在商业、房地产、高等教育等领域表现突出，引发了一部分本地中下层白人群体的焦虑与不安。

这种对“竞争者”的排斥，在媒体炒作与政客操弄下迅速演变为对整个中国的偏见。

近年来，澳大利亚多个主流舆论平台频繁渲染，不断强化公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

可以说，澳大利亚与中国为敌，并非出于理性的战略选择，而是被自身身份焦虑、霸权执念与社会偏见共同推向了对抗的道路。

参考资料：

高程、伊松凝：澳大利亚主动追随美国制华战略的原因、表现及应对，《战略决策研究》，2025.1

宋静、王颖嵘：多重因素影响下的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走向，《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