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退稿后，他认为外审不公正，发文公开讨论学术批评和审稿制度

晋文，1958年5月生，江苏徐州市人。先后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安作璋先生、魏良弢先生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获山东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师范大学随园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史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带头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秦汉三国简牍经济史料汇编与研究”首席专家，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等。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兼及战国史研究、魏晋史研究、简牍研究与经学史研究。著有《秦汉土地制度研究——以简牍材料为中心》（2019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桑弘羊评传》（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随园史学文库》）等，主编《中国帝王图志》《泰州通史》《中国文化简编》等，另在《光明日报》《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社会学研究》《文史》《文史哲》等报刊发表论文170余篇。入选艾瑞深校友会2022（首届）、2023（第二届）中国高贡献学者。

史学论文匿名审稿之弊

——评外审专家对拙文的不公正审稿意见

晋 文

承蒙彭卫先生厚爱，让我参阅两位匿名评审专家对拙文——《秦简中的赐田制问题》的审稿意见。我非常感谢《中国史研究》对培养和引导作者的种种帮助，也深知这既是让我知道拙文的问题所在，又是委婉地提醒我文章应如何修改。尽管拙文已被退稿，讨论评审专家的意见是否准确、公允似乎没有意义，但从学术批评和审稿制度来说，这种讨论还很有必要，或许对作者、编者和审稿人都能提供一些参考。

仔细拜读两位外审专家（以下简称A专家和B专家）的审稿意见后，我认为他们的审稿意见是不公正的。为了便于讨论和行文，以下我将采用按语的方式（用楷体标识）对外审专家的审稿意见予以评论。

A专家审稿意见

论文有一定的学术性，其结论“从云梦秦简到里耶秦简，从后子到小爵，从男性继承人到女性继承人，赐田的继承已构成了一条严密完整的证据链。而岳麓秦简则直接提供了赐田的主人有权任意分割赐田的案例，并间接提供了赐田可以流转的证据”，如果可靠的话，对学界有参考价值。问题在于，这个结论并不是建立在可靠的充分的材料基础上，尚不能被严谨事实分析所证明。写作上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 论文分为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都是属于学术史范畴，真正解决问题的则只有第三部分。一篇论文的学术史没有必要如此铺展。

按：A专家的意见是强加于人、违背事实的。拙文24000多字，大约18页，关于学术史的回顾总共不到3页，其中还穿插着我的评论，不能硬说“前两个部分都是属于学术史范畴”。“晋文先生”何其荣幸！没有发表的文字，仅仅被A专家看过，就进入了“学术史范畴”。其实，审稿专家完全可以批评我文不对题，因为拙文题为《秦简中的赐田制问题》，而第二部分主要讨论的是传世文献的记载，有冗长之嫌。所以在拙文被退稿之前，我就已经把标题改为《秦简与传世文献中的赐田制问题》。只是考虑到总归还要修改，《中国史研究》的上传系统比较麻烦，我没有及时更新而已。

此外，A专家的意见也表明此人不重视学术规范。当今学术腐败越来越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学风问题。根据我的核查，在战国秦汉魏晋学界有些人曾长期违反学术规范，即使已经成名的学者，即使公认的权威期刊，这样的事例也不乏其人。拙文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反而被A专家视为“铺展”，可见问题的严重。

二 第三部分的标题是《里耶等新出秦简中的赐田材料》，以下的次级标题是《里耶秦简》《岳麓秦简》，从命题上看是资料介绍或梳理，各级标题都不反映自己的问题意识。成熟的作者应该知道把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命题上明确地凸显出来。

按：这是强词夺理，也是典型的学八股的表现。学界判断一篇论文的价值，通常都是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新材料。拙文第三部分标题重在“新出秦简”的“赐田材料”，也就是新材料，问题意识已经凸显。A专家却视而不见。更不用说，思维和阅读正常的学者也都能理解，这里的《里耶秦简》和《岳麓秦简》实际是《里耶秦简》中的新材料、《岳麓秦简》中的新材料，无非上一级标题已经说了，下一级标题予以省略而已。先讲材料新，然后再分析内容，继而讨论作用和价值，这也是通常的论证方式。A专家应该是一位“成熟的作者”，但他（她）似乎并不知道，在《中国史研究》刊发的文章中就有一些不设小标题的“筒子”文章（参见拙文：《桑弘羊入宫原因蠡测》，《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王子今：《西汉“齐三服官”辨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

三 在作出判断的地方，多是推测性用语，不够严谨。如：

秦自商鞅变法就大力奖励军功，对拥有爵位的军功地主曾赋予很多特权和优惠。减免赋税是关乎经济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据《二年律令·户律》规定：“卿以上所自田户田，不租，不出顷刍槀。”（317）对统称为“卿”的高爵者，汉初就是完全免除田租和“顷刍槀”的。而通常认为，“卿”为“左庶长”以上至“大庶长”这九级高爵的统称。考虑到二十等爵来源于秦，汉初去秦不远，秦的高爵又相当难得，那么便可以推论——秦的赐田至少对“左庶长”以上至“大庶长”是完全免除田租和顷刍槀的。

不仅如此，从前揭“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的规定看，在最初的设想中，五大夫便应该享有免除田租和顷刍槀的待遇。即使后来二十等爵改革，自五大夫以上至大庶长都给予数量不等的赐田，估计五大夫也仍然享有此待遇……可见公乘和公大夫都存在免除租税的可能，乃至官大夫和大夫也都有可能。就算不能全免，也肯定不会和普通民户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怕不更以下亦当有某些减免。尽管其具体内容不详，但多少减免一些赋税却可想而知。

按成年妇女人头征收的算赋如何减免，也不得而知。参照田租、顷刍稾来看，左庶长以上可能是全免的。

按：有一份材料说一份材料的话。没有直接材料，则用间接材料，在多数情况下就只能用推测性用语，这恰恰表现了拙文的严谨。难道A专家的论著没有直接材料也都敢下断语吗？而且我的推论是建立在学界研究和拙见基础上的，A专家的评审意见却把我引用同行研究的脚注给删除了。此外，拙文送审，想必也隐去了自引。如果A专家能看到自引而又判断不出是作者自引，我想他（她）也不会如此违反常规地批评拙文“多是推测性用语，不够严谨”。由此我也郑重提出一个建议：为了确保审稿专家能够更全面地评审稿件，能否在外审稿中保留审稿专家无法判断为本文作者的自引呢？

四 论文最要害的问题是，所依据的秦简资料中，被用作分析例证的多是二十级爵位制中的低等爵位，如上造、大夫、不更等，属于民爵范畴，这决定了此类家庭的田土获得都是来自于国家授田，而不是赐田。用授田性质的土地材料，论证“赐田制”问题，其结论如何可信呢？

按：秦代“民爵”的问题学界存在争议，不能把汉代“民爵”套用到秦。如果有材料证明秦代低爵“家庭的田土获得都是来自于国家授田，而不是赐田”，拙文也的确不用写了。可惜A专家是拿不出这样石破天惊的材料的。

鉴于以上情况，该论文无论从选题分量、问题意识上看，还是从研究规范、材料依据上看，都存在不少问题。

按：这是借着学术的名义提出非学术的判断。什么“选题分量、问题意识”，什么“研究规范”，实际都是强加于人没有道理的。这里再着重谈谈“材料依据”问题。

我认为A专家的说法是典型的偷换概念，属于故意刁难，亦即非学术因素。细读A专家的审稿意见，可以清楚看出，他（她）说的材料依据问题就是第三部分的“推测”和第四部分的“民爵”。但这些材料涉及的是赋税减免问题和低爵获取土地的途径问题，与拙文的主要结论——“从睡虎地秦简到里耶秦简，从后子到小爵，从男性继承人到女性继承人，赐田的继承已构成了一条严密完整的证据链。而岳麓秦简则直接提供了赐田的主人有权任意分割赐田的案例，并间接提供了赐田可以流转的证据。”——没有任何关系。我要证明的是赐田可以继承和赠送，如果A专家认为赐田不能继承和赠送，那就请用材料和论证指出拙文的证明存在什么问题，比如小爵、女爵均非继承而来，《识劫婉案》中的“廿亩稻田”不能任意分割，这才是正常的学术批评。A专家认为我推测赐田的赋税减免不妥，或可成立，但即便我的推测不对，这和土地能否继承和分割也完全是两回事。堂堂专家为什么要偷换概念，把赋税是否减免的问题变成赐田能否继承和分割的问题——“这个结论并不是建立在可靠的充分的材料基础上，尚不能被严谨事实分析所证明。”拙文对赐田可以继承、可以分割的论证，当然“是建立在可靠的充分的材料基础上”的。在去除被偷换概念的所谓问题后，实际A专家（包括B专家）就一个问题也没提。至于授田还是赐田的问题，我怀疑A专家根本不是研究土地制度的一线学者，至少对这方面的学术史不熟。作为专家竟然不知道授田能否继承、赠送和转让是学界争论最大的问题之一（参见拙文：《睡虎地秦简与授田制研究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如果低爵的田地真是授田，那就更加证明了拙文观点。授田都能继承和分割，遑论赐田，这将彻底推翻流行几十年的秦及汉初的土地国有制论。

B专家审稿意见

贵刊送审的《秦简中的赐田制问题》一文，对学术界关于赐田性质问题的讨论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全面总结，批驳了秦代赐田为土地国有的观点，并根据新出土的简牍资料论证了田主有权处置土地，其拥有的田亩可以继承和转让，提出的看法含有新意，对促进该问题的讨论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但是，这篇文章对“赐田”概念的含义在理解和使用、表述上存在着问题，影响了论文的学术价值。

首先，作者在开篇说：“赐田是赐予功臣的田地”，又引用《史记·商君列传》所载其变法规定：“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并认为，“这种按爵位等级‘名田宅’的制度就是赐田制度”。这一陈述含有明显的错误，因为上述规定只是制订颁布了秦国的爵位等级，以及按照爵位占有田宅、奴婢数量的差别，并未提到对功臣的赐田。可以参考《二年律令·户律》：“关内侯九十五顷，大庶长九十顷，驷车庶长八十八顷，大上造八十六顷，少上造八十四顷，右更八十二顷，中更八十顷，左更七十八顷，右庶长七十六顷，左庶长七十四顷，五大夫廿五顷，公乘廿顷，公大夫九顷，官大夫七顷，大夫五顷，不更四顷，簪袅三顷，上造二顷，公士一顷半顷，公卒、士五、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

又：“宅之大方卅步，彻侯受百五宅，关内侯九十五宅，大庶长九十宅，驷车庶长八十八宅，大上造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宅，右庶长七十六宅，左庶长七十四宅，五大夫廿五宅，公乘廿宅，公大夫九宅，官大夫七宅，大夫五宅，不更四宅，簪袅三宅，上造二宅，公士一宅半宅，公卒、士五、庶人一宅，司寇隐官半宅。”

当时秦国的许多贵族拥有高爵和大量田地，百姓也不都是军人，他们的土地却并非都是由于立下战功而获得的，因此不能视为“赐田”。

按：B专家的意见莫名其妙。他（她）认为“这种按爵位等级‘名田宅’的制度就是赐田制度”的“陈述含有明显的错误，因为上述规定只是制订颁布了秦国的爵位等级，以及按照爵位占有田宅、奴婢数量的差别，并未提到对功臣的赐田”。这不是否定我的看法，而是否定了学界的通常看法——商鞅为奖励军功，制定了赐爵制度。诚然，这种否定也无可厚非，只要能自圆其说即可。但他（她）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而是展现了一种不高明的文字游戏。从国家奖励来说，“按照爵位占有田宅”的性质不就是赐田吗？那么爵位又是怎么获得的呢？拙文的引文明明是：“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此人却将“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删掉，然后为否定拙文，就硬说引文“并未提到对功臣的赐田”。这种所谓审稿的确给当今的双盲审稿制度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如果审稿人不能做到基本的中立和公正，编辑部应当怎样看待他（她）的评审，能否有一些制约和纠正的办法呢？此其一。

其二，当时秦国的许多贵族的确拥有高爵和大量田地，百姓也不都是军人，他们的土地并非都是由于立下战功而获得的，但为什么就不能视为“赐田”却令人实在费解。许多贵族拥有的“高爵和大量田地”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百姓也不都是军人，他们的土地却并非都是由于立下战功而获得的”，这就更奇怪了。拙文讨论的是和赐爵相关的赐田问题，并未讨论全国百姓的土地，就算大多数百姓的土地都是授田，不是赐田，这和拙文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遗憾的是，为了否定拙文，这两位“专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偷换概念的手法。

其三，就算百姓的土地“并非都是由于立下战功而获得的”，正确的逻辑推导也应该是：有些土地不是由于立下战功而获得的，因此不能视为“赐田”；有些土地是由于立下战功而获得的，因此可以视为“赐田”。在合并陈述时，也应该是：因此不能都视为“赐田”。否则按B专家所说，“因此不能视为‘赐田’”，便意味着有些土地是立下战功而获得的，也同样不能被视为“赐田”。这无疑是极其荒谬的。更不用说，用“立下战功”来替代“功臣”，也仍然是偷换概念。拙文从未说过“功臣”就是要“立下战功”，立功也并非仅仅是指斩首之类的战功，拙文曾特别提到“不直接参战的士卒应如何计算战功并赐爵的问题”。显而易见，实际并不是拙文对“赐田”概念的含义在理解和使用、表述上存在着问题，而是堂堂专家故意偷换概念，才导致了拙文被恶意评审最终被退稿的问题。

其四，汉承秦制，汉制可以作为秦制的参证，但不能完全套用到秦。

其次，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里耶等新出秦简中的赐田材料”，作者把里耶秦简中许多户籍与爵位的记载看作是赐田资料，由此论证秦的赐爵和赐田通常是可以继承的。这里也存在着疑问，上述居民是被秦征服的楚地百姓，作者也承认这一点，他在第10页说：“从户主的爵位前多标有“荆”字看，则可能是秦对新占领的楚地普遍赐爵的结果，目的是安抚楚人，也应该是仅限于“新地”的特殊政策。”（笔者按：双引号里的双引号乃原文如此）那么试问这些楚人为秦国立下过什么战功？是否属于功臣？他们的田地怎么能是“赐田”呢？

按：B专家在这里又是以偏概全。拙文把里耶秦简中的“小爵”明确分为两类：一类是继承父爵的“小爵”，一类可能是普遍赐爵的“小爵”。即便存在疑问，B专家也应该是就第一类“小爵”诘问，而不能就第二类“小爵”诘问，因为拙文说得很清楚——“这些‘小爵’有没有相应的赐田，不得而知。或许在名义上他们还有着赐田的一些规定。”而且我是把第二类“小爵”作为赐爵制度的变化来探讨的，所以才能在《尉卒律》的分析中提出：“秦的赐爵及赐田制度已经严重蜕变。以往赐爵都必须是获得军功者，所谓‘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但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秦的赐爵越来越多，没有军功也可以通过继承、转让和国家在某些地区的政策性普遍赐爵来获得。”拙文本来就没有把他们视为军功赐爵，B专家却强加于人，硬说拙文把他们都视为军功赐爵了。此人既没有认真阅读拙文，又预设立场地要否定拙文，于是便出现了这种关公战秦琼的“疑问”。我不想揣测他（她）的心理，但其审稿极端不负责任却是毫无疑问的。此外，在诘问中B专家也不能只说“战功”问题。如前所述，“功臣”的概念要远远大于“立下战功”的人。汉二年（前205年）刘邦规定：“以万人若一郡降者，封万户。”（《汉书·高帝纪上》）这应该也有秦制的影响。在《里耶秦简[贰]》中便有关于魏国“城邑民降归义者”（9—1411）的规定。假如在秦楚战争时期，某些守城的楚军将领归顺了秦，那么所领士卒或城中民众不是就有了归顺之功吗？

再次，作者在引用岳麓秦简时也出现过同类问题。例如第17页：“前者“田橘将阳”（096），可知他在为橘官耕田时逃亡，亦证明其赐田多已丧失，而只能庸耕公田。”（笔者按：双引号里的双引号乃原文如此）但作者并未列举任何证据来说明“将阳”是功臣，以及他原来的田地是由于战功而获得的，那怎么能说将阳“多已丧失”的土地是赐田呢？

按：此段诘问让我为B专家感到汗颜。堂堂专家竟然不知道“将阳”是一个专用法律名词，反而把它理解成了人名（这个逃亡者的名字叫豕）。“将阳”早先见于睡虎地秦简，实际是指逃亡时间不满一年的逃亡者，逃亡一年以上者则称为“阑亡”。如岳麓秦简0185：“阑亡，盈十二月而得，耐。不盈十二月为将阳，系城旦舂。”陈松长先生还根据岳麓秦简专门撰写了《睡虎地秦简中的“将阳”小考》（《湖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仅凭这一点，也有理由怀疑B专家并不是研究秦简的一线学者。至于为何说豕的“赐田多已丧失”，那是因为他有公士的爵位，通常应有赐田（按照B专家的提示，参证《二年律令·户律》规定的“公士一顷半顷”，豕也应该有田150亩），但他却为橘官耕田。B专家对岳麓秦简和睡虎地秦简的材料既不熟悉，也根本没有读懂，但并不妨碍他（她）对拙文大放厥词，这正是当今双盲审稿制度的一个严重弊端。令人深思的是，《中国史研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公认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为什么拙文送审的外审专家的水平和学术道德会如此之低？

愚意以为，秦对功臣的赐田主要施行于参军立功的“故秦人”，即秦国故地关中地区的居民，后来可能也包括一部分被征服地区参加秦军作战的六国民众，需要具体分析。而里耶秦简与岳麓秦简中的户籍与田土资料，基本上反映的是楚地居民的情况，其中绝大部分人原来与秦国处于敌对关系，恐怕不会为秦立有战功而获得赐田。他们的田地应是原来拥有的，被秦征服后通过秦始皇“令黔首自实田”的法令而重新得到法律承认，并非属于赐田。如果未加辨别，就列举里耶、岳麓秦简的户籍、审判资料为证据来讨论战功赐田问题，应该是不妥当的。据此来看，这篇文章的材料使用颇有疑问，需要进行较大幅度的补充和修改。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按：B专家的意见又是不懂装懂。此人不仅对秦简不熟，对秦史也似懂非懂。根据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岳麓秦简叁的相关记载大致涵盖了南郡等地区，而南郡早已就被纳入秦地之中，史书记载在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年），根本不属于“新地”。关于“新地”问题，拙文还曾在脚注中特别提示：于振波：《秦律令中的“新黔首”与“新地吏”》，《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张梦晗：《“新地吏”与“为吏之道”——以出土秦简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就是希望专家和读者要参看这两篇论文，以免产生一些误解。但B专家却恐怕根本没看，否则也不会提出什么楚地、楚人和战功的问题。因为“新地吏”就大多是由秦政府从其他地区派往“新地”的，当地在设置郡县后还留有少量来自各地的驻军，而“吏用本地人”则表明“新黔首”也完全可以立功（参见于振波、朱锦程：《出土文献所见秦“新黔首”爵位问题》，《湖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里耶秦简的记载虽属于“新地”，但有爵者和无爵者的田地也根本不会“通过秦始皇‘令黔首自实田’的法令而重新得到法律承认”。迁陵县的最早建立是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而《史记集解》所载“使黔首自实田”则在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里耶秦简在这六年之中均有许多爵位和田地的记载，又怎么可能到三十一年才“重新得到法律承认”呢？退一步说，就算有一部分“新黔首”的田地“是原来拥有的”，在秦制被逐渐推广后，也不能把“新黔首”的田地都视为“原来拥有的”。所谓“其习俗槎田岁更，以异中县”（里耶秦简8—355），便证明在迁陵县中有很多“原来拥有的”田地都已被“新黔首”休耕（参见拙文：《新出秦简中的授田制问题》，《中州学刊》2020年第1期）。由此可见，这实际也不是拙文的“材料使用颇有疑问”，而是B专家的学术视野不广，原本就对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的材料年代、地域和内容等存在误判。

总之，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完全判明：无论是A专家，还是B专家，其审稿意见都是非学术因素的产物。说白了，就是编造各种理由来否定拙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令人感慨的是，《中国史研究》编辑部本已看出了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试图予以纠正，但最终还是将拙文退稿，达到了匿名审稿人的目的。为了遏制这种不公正审稿的歪风，能否采用把外审意见匿名公布在相关网站以接受学界监督的做法呢？

顺便说明一个情况，拙文外审很可能不是双盲，因为我在《睡虎地秦简与授田制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的脚注中曾经提到：“关于赐田，本文只是讨论秦的授田究竟是国有还是私有时附带说明。对赐田制度的性质，学界有不同看法。主张赐田、授田都属于名田宅制的理由是，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把赐田和授田合在一起记载，因汉初去秦不远，且汉承秦制，故赐田也应该算是授田。而主张赐田非为授田的看法，则认为二者的性质不同，从商鞅变法到汉初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变化阶段，即使授田制可以称为名田宅制，也并不意味赐田就是授田。笔者赞同后者，已撰写《秦简中的赐田制问题》（待刊）详细论述，此不赘述。”而《中国史研究》的审稿周期较长（从投稿《中国史研究》到授田制文章的发表，时间至少过去了4个多月，该期《历史研究》的印出是在2018年3月中旬），拙文外审意见的返回在大半年以后，也使匿名审稿人有可能知道作者信息。当然，我的学术观点和文风较有个性，很多同行都能从稿件中猜到我是作者。如果外审专家没有学术良心和底线，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2019年1月21日初稿

2022年3月12日定稿

附识：拙文被退稿后，又略加修改，以《秦简与传世文献中的赐田制问题》为题发表于《文史哲》2021年第5期，被《历史学报》2021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2022年第1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