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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国内经济下行,就业形势每况愈下,2023 年青年失业率赫然突破 21%,2024年还有1179万大学生毕业面临求职挑战。年轻人的集体焦虑催生出新的生存主义,很多年轻人通过短视频平台,将眼光看向海外—— 在埃塞俄比亚的中资工业园,年轻的项目经理带着对讲机穿梭于厂房,月薪3万的收入让他在同龄人中率先实现“车房自由”;尼日利亚的电商创业者们用短视频记录着“非洲版拼多多”的崛起,百万年薪的故事在坊间疯传。据商务部统计,2024 年中国在非青年从业者同比激增 47%。
作为一个大学刚毕业没多久就被外派的过来人,我举双手赞成年轻人走出国门,但目的不该是,或者不全是,为了搞钱。
01
第一次
凌晨1点,我坐在熙熙攘攘的机场候机厅,紧盯着登机口上黑底红字的液晶屏,距离登机还有半个小时。在一周前,主管安排我去印度讲课——这是我第一次被外派海外执行任务,也是人生中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国家。旅程从在蛇口码头下车那一刻起,我便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候船,坐船去香港机场,出关,候机,登机,下机中转,大开眼界的兴奋与不容有错的紧张不断冲击着我的神经。我像在参与一场事关重大的考试,不断验证着答题步骤是否有错,还要克服脑海里突如其来的一阵阵不真实感。此刻我已经到达中转站曼谷机场,即将转机去往印度的加尔各答。据说凌晨是人困意最强烈的时间,此刻我却精神紧绷,手心冒汗,就怕一走神,被留在了异国的机场里,进退两难……
02
文化的冲突
我大概五点左右抵达了加尔各答。项目上的同事安排司机把我载到君悦酒店(Hyatt Regency)。路旁两侧是顶着白色铁皮的矮房子,远处的高楼也很稀疏,路况并不好。豪华酒店的大堂里萦绕着一股幽香,灯光很暗,前台内侧穿着传统服饰、皮肤黝黑的当地女人妆容精致,声音很轻,都略有些发胖。房间很大,浴室里有未见过的结构异常复杂的花洒,一个可以让整个人展开躺下的浴缸,还有一个靠金属连杆支撑,可以手动摇摆方向,这样住客在浴室和房间都可以看到电视。洗澡的时候我发现水有一股奇怪的咸味,随后注意到房间里放着两瓶1.5L的饮用水,我来之前就被提醒不要喝自来水,应该是酒店也不建议住客喝。
第二天醒来,我顺手拿起床头柜上昨日送来的英文日报。头版头条在讨论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男人,愿意娶他强奸的女性,应不应该被起诉。内容很长,第一版没能说完,再用了一个版面才结束。我震惊了,这是一个什么国度?
参与培训的客户公司安排了一位HR来接我去上课。他敲开我的房门,并没有走进屋内,站在门边等。我提包走出房门时,他很自然的接过我的电脑包,这个举动着实吓了我一跳——那时候电脑还属于公司财产,对我来说是很大一笔钱,我对任何试图拿走它的行为都很敏感。这个年龄跟我相仿的印度小伙,从酒店到培训场地,全程都没让我动手开过门。他一般走在我侧前方,遇到有需要打开的门,他便会快走几步先行推开,扶着门等我经过,再关上门,并快步赶到我前面继续往前走。我多次表明并不需要这样,但反对无效,他就这么为我开门直到培训结束。我就这件事跟公司的印度同事讨论过,他听后皱着眉摇起了头——当然不是印度人那种特有的摇头——很严肃地说,他自己有手可以开门,不喜欢这种服务。直到多年后我了解到印度的种姓制度,才真正明白他的意思。
03
贫穷的样子
从酒店往外走是很好玩的体验。走出酒店,潮热的空气会在我的眼镜片蒙上一层水雾,让酒店前庭精致的花园和水系显得愈加梦幻。而当我走到酒店外侧大门,水雾逐渐散去,看到的却是破落的建筑,疯抢路权的三轮托托车,明显超载的公交和已经坑洼不齐的路肩——它们将酒店的奢华精致与城市的破败不堪干净地分隔开,互不打扰,又相互映衬。
司机在我下课后,兜着我在加尔各答城里转悠。这座曾经是英属印度首都的城市,城中心有很多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每经过一座这样的楼宇,他就会俯身压在方向盘上,尽力向前伸出头,似乎为了看到楼的全貌,同时指着楼对我说,这是英国人建造的,非常漂亮。
城里的维多利亚纪念堂是当地总督在1906年为纪念维多利亚女王逝世五周年所修建。走入它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美轮美奂的白色大理石建筑坐落在占地64英亩的公园中,清风摇曳着柳枝,绿草如天鹅绒般铺满地面,若不是经常会有印度小孩说着蹩脚的日语向我兜售拍照服务,我绝难相信自己是在同一座城市。印度人民对待宗主国的那份诚挚的感恩和膜拜,也让我这个中国人很难理解。
当轿车驶入老城,展现在我眼前的又是另一番让人瞠目结舌的景象——男性的小便池直接依路而建,你没看错,只有一睹矮墙和一道沟,没有外墙与屋檐,男人就背对街道直接方便;街道转角处的一位女性正在抖落毛毯上的灰尘,阳光下她消瘦黑亮的身体一丝不挂,她也没打算做任何遮掩;就在女人身边人行道靠街道的位置,有另外一张摊在地上的毛毯,毛毯顶端有一撮灰色的纤维。当车子驶近,你才发现原来那条苍蝇萦绕的毛毯里,裹着一名体态已经严重扭曲的老年人,那撮灰色的“纤维”是她的头发。
04
计划内的意外
因为酒店吃饭不便,我每天下课后会跟当地办事处的同事一起吃饭。中国人受不了顿顿咖喱味道,办事处雇了一位厨师做中餐,我也可以摆脱顿顿炸鸡。
第一天去“食堂”,我远远看到厨师正在忙碌。地上东一块西一块放着一些黑色东西。我走过去想看看今天吃什么,没料到就如惊着栖息的候鸟,地上的“黑色”突然“嗡”的一声散向空中——原来是一群苍蝇;地面上的物件露出了红色,那是一块牛肉。厨师不以为然地对正在向苍蝇原栖息地行注目礼的我说,没什么,新鲜肉,本地人都这么处理的。
不知是洗澡时误喝入了自来水,还是我的身体不大适应新鲜肉,总之我从那一天开始腹泻,直到离开印度的那一天才康复。同事们对此的解释是,你终于适应了印度。
我去印度的任务不单纯是授课。一位总部同事受人委托,请我带回一盒癌症药物。没错,就是《我不是药神》中的那种。事主在国内,每个月药费要两万多,但用仿制药就只需要几百块,应该是五百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然而除开药名和数量,怎么买,上哪买,多少钱,一概不知。我只能拜托司机帮我找。
一天下午司机说有消息了,便拖着我,我拖着病体,去到医院买药。没有货。印度这种人口大国,医院繁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这不应该是我需要的药缺货的理由——仿制药难道还有稀缺性吗?但确实多家医院都缺货。就在我几乎要放弃希望之际,司机哥问到一家医院有仅剩的一盒,于是我们赶了过去。手续比我预想的要简单很多,没有见医生,直接在窗口提了需求,签过字,就有药剂师带着我们去冰箱取。她一边取一边说,这个药很短缺。回到酒店我给了司机小费,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给小费,50卢比,合人民币10块钱。司机推了半天才收下,也不知道是不合规矩,还是嫌少。
我离开印度的时候,把带过去的老干妈留在了食堂的冰箱里,常驻的同事比我更需要它,虽然他们都已经适应了印度。
05
可以比搞钱多一点追求
以上是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出国的情形。在后续很多年里,我也被外派到其他一些国家,执行不同的任务,体验不同的文化,交往不同的当地人。虽然出国导致我在深圳房价最合适的时候没能抓住机会一朝致富,但海外工作的经历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有一句很流行的话, 叫“ 你连世界都没有观过,哪来的世界观? ” 。年轻人热情、急切、笃定,这是年龄的属性,而他们过于单调的信息源,会让信息茧房逐渐坚固,导致对一些事情的认知,一辈子都不会有迭代和提升。
当时的我眼里看到的印度,一边是五星级酒店里复杂得像航天设备的花洒,一边是破烂不堪的街道与露天的便池;一边是印度小伙每天虔诚地为我开门拎包,一边是报纸上激烈讨论 "强奸犯娶受害者该不该免罪";一边是老城区里衣不裹体的妇女和席地而眠的老者的窘境,一边是医院里哪怕对外国人都自由供应廉价救命药。这些杂糅在一起似乎相互冲突的亲眼所见,让我开始对复杂世界“文化弹性”有所理解。文化是个复杂的共生体,很多荒诞的现象并不是当事人的主观上的故意,不过是拗不过文化的强大势能。
我,跟酒店里的服务员,司机哥,HR小伙,厨师,还有裸体的女人和老妇人,来自不同国家,却有类似的人性需求和弱点。我们的区别,很大原因是我们所处社会的文化、制度、经济水平不同,说不上优劣,只是道路不一样或者进度不一样罢了。带着这样的想法去看世界,再用世界的眼光看看自己,哪怕海外高薪不过是营销号们的杜撰,那也是值得一去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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