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 | 论章太炎的“革命儒学”

论章太炎的“革命儒学”

文/王锐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王锐副教授

摘 要 ：章太炎在清末民初构建了独具特色且内容深刻的“革命儒学”。它既体现出章太炎强烈的批判性格，又致力让儒学传统重焕新生。首先，章太炎深入剖析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里，儒者如何形成“以富贵利禄为心”的弊病。其次，章太炎希望挖掘儒学传统中能体现“以百姓心为心”的内容，同时将儒学置于“齐物哲学”的视域下予以审视，阐发儒家思想史上那些能够与“齐物哲学”相吻合之处。最后，章太炎认为儒学具有“依自不依他”的性格，这有助于使人们形成独立意识与主体意识，进而在近代历史潮流中能不惧艰难、勇猛无畏。

关键词 ：章太炎；儒学；“革命儒学”；孔子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形成了一套颇为稳固且具有明显连续性的政治模式、社会结构、价值体系、伦理准则。因此，在近代以来急剧变革的时代里，怎样认识、剖析、改造、阐释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成为思考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人们必须直面的问题。如何认识中国的过去，关乎如何认识中国的当下、探索中国的未来。因此，对于解释中国传统的话语权的争夺，也成为近代中国不同时期政治与文化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及中国传统，儒学自然是重中之重。陈寅恪尝言，“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因此，一旦帝制在近代中国遭受普遍质疑，那么长期作为其意识形态支撑的儒学势必难逃被批判的命运。如此一来，儒学的价值何以显现？儒学自身应怎样改变，才能适应近代中国救亡图存与现代国家建设的时代主题？更为关键的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异常重要且影响深远，许多现代性要素在中国的落地和生根皆与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关系紧密，那么儒学与革命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儒学能否成为革命的思想资源？这是近代那些关心儒学命运的人需要严肃而深入思考的问题。

探讨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分析儒学与革命的关系，不能忽视章太炎的重要地位。作为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他所理解的革命，除了推翻清廷，终结帝制，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民主共和体制，还包括对各类思想与学术问题以及对人的本质属性、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系列具有极强变革色彩的新思考。谈及思想与学术问题，章太炎既是近代以来第一代对儒学进行深刻剖析与严厉批评的人，又是对儒学有着新的解读与阐释，力图使其焕发新的生命力的人。他批判儒学，并非为了加速其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希望对之进行改造与重塑，使之实现“更生”。因此，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章太炎既被视为反传统的先驱者，又被冠以所谓“国学大师”的称号。如何理解这一表面上看起来截然相反的评价？章太炎审视与评估儒学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本文认为，作为一位革命者，章太炎在清末民初的相关言说，体现出他在努力构建一种“革命儒学”。所谓“革命儒学”，既指章太炎尝试将传统儒学改造成能够在革命宣传中彰显革命正当性的思想话语，又指他基于对时势的认识与分析，对儒学进行的创造性阐释，使儒学能够与他所理解的现代性精神接榫，并与那些需要被扬弃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脱钩，最终让儒学成为中国近代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但体现章太炎思想中犀利的批判性格，而且体现出他作为民族文化担纲者的强烈责任感。

▲章太炎（1869—1936）

一、“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

章太炎的“革命儒学”，是建立在为了挽救中国颓势而对儒学进行深刻剖析与检讨基础上的。没有这番工作，儒学难以实现近代转型，进而成为近代民族文化建设中的良性因素，其“革命”性格也很难表现出来。清末以降，面对变局与危局，时人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政教体系的诸多弊病，并思考如何能通过政治与文化的变革来实现救亡图存。在其中，支配中国社会两千余年的儒学开始受到人们的检讨与质疑。自从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章太炎走上了革命之路。在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时，他说革命之目的，“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而一旦涉及这些内容，就自然而然地要关注到儒学。

谈及章太炎与儒学，晚近以降最被人所瞩目的，莫过于他在清末对孔子的一系列批评。这导致一些以弘扬儒学自命的学者如张尔田、柳诒徵、钱穆，都把章太炎看作是近代反传统思潮泛滥的“祸首”之一。联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环境，章太炎的那些言说确实是别有所指。早在20世纪40年代，李平心就指出：“章太炎之辟孔，亦所以辟康、梁。惟其辟康、梁，而知中国革命，非将狐假虎威的孔子之徒予以肃清不可。”与之相关，章太炎长期认同古文经学，反对今文经学，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批判康有为借改造今文经学来宣扬变法改制理论。

进一步而言，自然不能否认章太炎在清末对儒学的评论带有极强的现实指向。不过他的这些评论终究还是建立在他十分熟悉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并且康有为等人也确实经常利用被他们重新包装后的儒学宣扬其政治理念。在这个意义上，认识现实有助于理解历史。身处现实政治斗争环境里，对政治对手的思想与行事风格进行深入观察，其实也赋予章太炎考察历代儒学史的新视角，让他能够注意到过去人们易于忽视的内容，并由此深入剖析儒学与中国古代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本质特征。

在重订本《訄书》的《订孔》篇里，章太炎认为孔子在当时用来构建学说、教授学生的典籍，同样也被先秦诸子其他派别所重视，因此没必要过分表彰孔子学问渊博。孔子才学不及孟子与荀子，特别是在思想深度上，荀子之学远超孔子。章太炎指出，孔子之所以声名远播，主要是“虚誉夺实”所至。换言之，孔子很善于经营自己的名声，博取世人好感。此论一出，立即引起不小波澜。时人观察到：“余杭章氏《訄书》，至以孔子下比刘歆，而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

▲章太炎在日本

孔子苦心经营，究竟是为了博取哪个群体的好感？1906年，章太炎东渡日本，主持革命党机关报《民报》笔政，同时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详细回答了这个问题。章太炎说：“孔子当时，原是贵族用事的时代，一班平民是没有官做的。孔子心里，要与贵族竞争，就教化起三千弟子，使他成就做官的材料。从此以后，果然平民有官做了。”可是“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竞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所以“他教弟子，总是依人作嫁，最上是帝师王佐的资格，却不敢觊觎帝位”。基于此，章太炎指出：“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自汉武帝专尊孔教以后，这热衷于富贵利禄的人，总是日多一日。”“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在《论诸子学》里，章太炎进一步申说此意。他认为孔子深谙纵横之术，游说各国有权势者，向后者兜售所学。此外，为了获取利益，孔子貌似恭谨，实则诈伪，根据现实所需不断调整自己立场。所谓“中庸”，在实践层面即是摆出一种无可无不可，让各方都能接受的姿态。对此，章太炎称之为比“乡愿”更为恶劣的“国愿”：

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君子“时中”，时伸时绌，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

可见，基于旨在推翻帝制、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立场，章太炎剖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生一方面渴望介入权力，成为统治阶级一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敢与既得利益集团做激烈斗争的特点。他认为儒学的这一特征固然有助于打破世袭贵族对于政治资源的垄断，但是由于政治上明显的妥协性，致使儒生在渴望进入或正在努力挤进统治阶级的过程中，逐渐形成颇为强烈的“富贵利禄”思想。出仕做官，与其说是为了推翻贵族统治，不如说是为了借权力来换取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只要出现了稳固的统治秩序，自然就会有儒生趋之若鹜，使用统治阶级所喜好的语言与观点来为其服务。儒学固然离不开君权，君权其实也离不开儒学。认识二者之间相互利用、彼此依存的关系，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切入点。因为不能指望强调综核名实的“魁垒而骨鲠”之士承担替君权当吹鼓手的任务。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着手将自己的代表作《訄书》进行修订。1914年前后，他将《訄书》改订为《检论》。其中既有辛亥革命之后新写的内容，也有对旧作进行的增补与改写。具体到与儒学史相关的内容，《检论》里的内容较之重订本《訄书》有了不小的改动。联系到重订本《訄书》集结于1901年2月至1902年1月间，章太炎之所以对相关内容进行修改，一是他对儒学流变史与儒法关系史的理解越来越成体系，二是在与立宪派的笔战过程中，他对后者也有了更为深入的观察，尤其是立宪派与清政府之间的互相利用关系。

在《检论》的《原法》篇里，章太炎分析战国以后“儒法合流”的本质。汉武帝以降，儒家独尊，定刑律之事多属儒生为之。董仲舒强调“《春秋》决狱”，以儒家经籍比附汉代法典，这既不同于之前的儒家学说，也和汉文帝时奉行黄老之道的做法有本质区别。章太炎指出，法律条文详细繁多并不能称为扰民，真正扰民的是“億察无征之事”。因为“法之棼者，好舍事状，而占察人之心术”，即不重视具有客观性的证据，却根据某些主观色彩极强的因素作为给人定罪的理由。董仲舒尝言：“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生杀之势，以变化民。”而受到《春秋》公羊学影响，汉儒认为“《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在此情形下，表面上看起来所谓“原心定罪”强调要重视人们的犯罪动机，根据不同的动机来议定不同的惩治标准，此乃儒家视德化高于刑罚的体现。但实际上，君主却可假借洞察他人的内心想法为名，肆意实施刑罚。因为相比于具有客观性的外在证据，所谓内心想法实难验证，全凭掌握生杀大权之人随意裁定。

▲《检论·原法》（章氏丛书民国浙江图书馆校刊本）

章太炎认为，正是如此这般的“儒法合流”，使西汉酷吏如张汤、赵禹者可援引儒家经传之辞增饰其严刑峻法，“为人主一己便，而教天下谄谀”。让君权看上去更加恩威难测，使人战战兢兢，也给那些善于揣测人君之意的钻营之士更多逢君之恶的机会。这与强调“以法令明符为质”的法家之道截然相反。而推其本始，皆源于“汉世儒者，往往喜舍法律明文，而援经诛心以为断”。因此，“自仲舒以来，儒者皆为蚩尤矣”。由此可见，分析秦汉以降的君权演变史，由汉儒主导的“儒法合流”实为重要环节。它不但抛弃了先秦法家的优点，而且未能实现儒家主张的“德化”，反而开启了后世帝王置法律明文于不顾，凭借主观好恶来统治臣民的恶习。

总之，章太炎对儒学的这些批评，揭示了儒学的政治形态，也借由批评儒学，深入批判了中国古代君主制，揭示古代社会里的政治权力及其意识形态话语的特征，在近代语境里尤具政治启蒙的意义。章太炎的革命者形象、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于此可见一斑。进一步而言，贺麟曾说，五四时代的反传统思潮，表面上是在批判儒学，实则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大转机，因为它让提倡儒学之人再也不能秉持曾国藩、张之洞那样的立场来思考问题了。借用这一视角，同样可以认为，章太炎在清末对儒学的批判，恰恰也为儒学重焕生命力打开了思想空间，创造了实践条件。因为在他那里，儒学不应再依附于皇权，儒生也不应再以得到帝王赏识作为成功标志，儒学应在近代民族国家建设与民主政治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以百姓心为心”

虽然章太炎对儒学与孔子有着颇为严厉的批评，但他绝非全盘反传统之人。他向来以弘扬中国传统自任，认为较之一时的政治成败，让中国传统重新焕发生命力，让身处内忧外患变局里的中国人能通过熟悉本国的历史与文化来热爱国家与民族，这是更为重要的事情。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年代里，章太炎主张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认为“国所以立，在民族之自觉心，有是心，所以异于动物”。到了晚年，目睹新文化运动以来汹涌澎湃的全盘性反传统思潮，章太炎担忧方兴未艾的西化教育会致使青年一代“国性沦亡，志趣堕落”，批评“革命以来，学校林立，究其实际，则所谓教者，每多不能保存国性，发扬志趣”。可见，自从参与到近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事业之中起，章太炎从未忽视中国传统的重要性。他的主要学术工作，就是从各个角度对中国传统进行大量极具原创性的阐释，形成独具特色的“章氏国学”。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的“革命儒学”并非要革儒学之命，而是希望通过对儒学学说进行新的诠释，使之具备革命性格，成为清末革命运动的重要思想助力。

从学术传承上看，章太炎固然深受清代以来江浙地区学风的影响，同时对汉代的古文经学情有独钟，但他对儒学所作的研究与阐释，却绝非仅是中国古代学术流变的延续，而是与他在近代变局下对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一系列思考息息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历代儒学流派与儒者思想，都能成为章太炎重新思考儒学的意义与价值时的思想资源。他的学术思想，并不像先前的不少论者所言，囿于汉代的古文经学传统或清代朴学传统。

在清末从事革命活动时，章太炎认为革命的目的除了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更在于“抑官吏伸齐民”，“抑富强，振贫弱”，“伸民权宣民志”。他在清末的政治论争里显得极具特色之处，就是非常强调要重视平民的利益，主张通过变革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来保障平民利益，防止在旧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中拥有各种特权的群体，借助表面上的政治变革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使自己的特权具备新的合法外观。基于此，在审视历代儒学思想方面，章太炎充分挖掘那些为平民利益呼喊的声音。

▲章太炎手札

章太炎极力表彰戴震之学。在《释戴》一文里，他认为明清两代统治阶级将程朱理学奉为官学，皇帝斥责大臣时不再常拿朝廷律令来说事，而多以理学思想为利器，动辄斥责臣僚不依天理行事，使自己成为高高在上的道德判官，将后者置于道德审判台前。由于理学话语多涉及性与天道，具有高度主观性，这就让皇帝能够随时依据自己好恶来控制大臣，使后者处于战战兢兢、动辄得咎的状态。流风所及，清朝雍正皇帝很少以法律条文责人，而喜用理学话语呵斥臣民，将被呵斥者贬为违背圣人之道的名教败类，使之备受精神压力，也让帝王的权威看上去更加难以撼动。

章太炎指出，戴震生于民间，“知民生隐曲”，有感于此，撰写《原善》与《孟子字义疏证》，其主旨就是“专务平恕”，“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将皇帝运用理学话语进行政治与社会控制的手段揭示出来，拆穿清帝表彰程朱理学的真实意图。戴震同情那些匍匐于理学话语下的普通民众，为那些深受压迫的人来伸张道义，强调要重视民众合理的欲求，批判极端化的理学话语所体现出来的禁绝人欲的倾向，这在清代压抑沉闷的政治氛围里堪称空谷足音。

在表彰戴震的同时，章太炎批评深受同时代人称颂的明清之际大儒黄宗羲。作为浙江人，章太炎在青年时代其实也颇为欣赏这位乡先贤。但随着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认识愈发深刻，加上身处与立宪派进行政治论争的环境里，章太炎逐渐发觉黄宗羲之学的弊病。在《非黄》一文里，章太炎认为黄宗羲一方面反驳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之论，另一方面却把学校这一聚集大量出身于士绅阶层的生员之地作为讨论政治的场所，这本身就是很矛盾的事情。生员并不代表真实民意，尤其是大多数平民的意见，而是基于政治与文化精英的地位自成一个具有特殊利益诉求的群体。他们“不与齐民同志”，其声音很大程度上也仅体现这一特殊利益群体的诉求，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实未可知。章太炎的这些思考，一个潜台词就是揭示古代社会结构里作为儒学主要代言人的士绅阶层，本身具有极强的特权属性。他们能否真正实践儒家所主张的民本思想，其实并非不证自明之事。士绅阶层因掌握了话语权，很自然地会为自己谋取利益，并将此举赋予名实相悖的正面评价。

在清末阐释道家思想时，章太炎对《老子》中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多有表彰，认为此论意在体察民隐，破除是非成见，使万物各得其所。同时，他系统阐发庄子的齐物思想，构建齐物哲学，旨在破除名相，拆解借着普遍主义之名而形成的支配与剥削关系，将万事万物从既定的权力与文化关系中解放出来，尊重万物自身所蕴含的个性，实现不齐而齐的普遍平等状态。辛亥革命之后，章太炎将旧作《訄书》进行修订，更名为《检论》。前文提到，在重订本《訄书》的《订孔》中，章太炎虽然承认孔子是古之良史，但总体上对他评价并不高。在《检论》里，章太炎保留了该篇，不过增加了不少内容。在新增的内容里，章太炎自言在经历一系列世变之后，他开始意识到孔子学说的价值所在。他认为孔子学说的核心是忠恕之道。但是不同于历代注家多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释忠恕，章太炎指出：“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很明显，这是在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解释忠恕。在他看来，忠恕是一种观察事物与理解事物的态度，意识到万物理应各得其所，能平等地看待世间万象，不将一己之立场或某种单一标准简单地强加于不同事物之上，不去强求芸芸众生在行为和思想上处处符合某一人为制定的尺绳。基于此，他认为最能领会忠恕之道的是庄子的齐物思想。反之，墨子的“尚同”思想就比较违背忠恕之道，虽然他救世之心强烈，但“天志、尚同之末，以众暴寡”。很明显，与其说章太炎是在表彰孔子，不如说是在用经由自己阐释过的齐物哲学来评价古人学说。

▲《检论·订孔》（罗香林旧藏章太炎手稿本）

“以百姓心为心”虽出自《老子》，但章太炎却用来评析儒学。这体现他依托老庄、结合佛学、构建“齐物哲学”体系后，“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的思想特色。在《检论》的《通程》中，章太炎认为汉代以降，能体会斯义者莫过于北宋的程颢。程颢的《定性书》主张天地普万物而无心，圣人顺万物而无情。这在实践层面即为摒弃主观、祛除偏见，不因一心存天理而决然灭人欲，不将自己主观好恶施于普通民众身上，不用严苛的道德眼光裁量世间万事万物，而是以通达、平等的眼光看待人间事物的发展与变迁，从普通民众的角度出发来思考政治与社会问题，尊重一个社会行之已久的伦常规范。这一点与老子的“无为而治”甚为相似，体现出“以百姓心为心”。这也是一位成熟的政治人物应该具备的心态。章太炎的这些思考，是在用齐物哲学来审视儒学，希望构建“以百姓心为心”的新的儒学话语。

三、“依自不依他”

要想使儒学具有革命性，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让儒学从为古代社会身份等级制进行论证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变为能够促进近代国民思想中独立与自主意识的学说。宋代以来，随着儒家学说进一步在基层社会“下沉”，社会伦理与个人行为准则越来越受到儒学的影响，得到官方背书的士绅阶层多利用自身的政治与经济地位，主动承担起维系地方风教的责任。明清两代，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儒家礼教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礼教有一定的存在必然性。但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保证小农经济的正常运作，一些弱者、贫者就成了礼教秩序的牺牲品，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境地。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礼教秩序是皇权得以存续与巩固的重要根基，它使得“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这样的观点具备了制度层面与社会结构层面的支撑。

到了近代，当人们开始检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为何难以有效抵御东西列强的侵略，为何难以让中国摆脱内外危机之时，必然会将批判的目光聚焦到作为帝制时代社会根基的礼教秩序上，反思其流弊，特别是这样的秩序如何压抑人的主体意识与能动意识，如何使人们难以形成独立自尊、不畏权贵、勇于任事、奋发有为的人格。在辛亥革命的前十年间，随着中国读书人广泛接触各类域外学说，人们逐渐意识到，要想实现政治上的变革、达到救亡图存的目标，必须让广大国民具备独立意识与自主意识，摆脱在心理上对于权力结构与等级秩序的依赖。梁启超的新民之旨即在于此，章太炎所为人乐道的“疯子精神”之内涵也在于此，鲁迅所希冀的“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亦不外乎此。

具体到章太炎，他在清末呼吁：“今外有强敌以乘吾隙，思同德协力以格拒之，推其本原，则曰以四百兆人为一族，而无问其氏姓世系。为察其操术，则曰人人自竞，尽尔股肱之力，以与同族相系维。”所谓“四百兆人为一族”，所谓“人人自竞”，其表现就是具有独立人格与自立精神的近代国民。基于此，他一方面批判历代儒者依附于政治，导致形成“以富贵利禄为心”的不良风气，另一方面其实也在重新审视、阐发儒家思想当中有助于形成独立自尊人格、凸显人的主体性的内容，使儒家学说能成为近代“万国竞争”之世里，培育中国人健全的国民意识与民族意识的重要思想资源。这样的工作贯穿其一生。

章太炎的这些思考同样是在政治论争的背景下展开的。说起晚清以降对于独立人格的论述，人们多会谈及谭嗣同的《仁学》，在这本书里，谭嗣同运用“以太”这一概念，构建起从个人之“心力”出发，终至彰显“仁”的普遍性的理想社会图景。在谭嗣同笔下，“以太”可以脱离具体的物质实体而存在，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有灵魂、有意识。在同一时期，康有为为了宣传变法思想，借鉴西方宗教史特别是新教传教史的内容，将孔子诠释为开创孔教的教主，并将儒家思想神秘主义化，希望借此来凸显儒学高于世俗权力。

▲《谭浏阳全集·仁学自序》（上海文明书局1917年铅印本）

章太炎并不认同这种将人的主体意识寄托在某种神秘化、神圣化、超自然的存在之上的做法，认为这其实降低了人本身的价值，使人的地位与作用受到贬损。对此，他在《儒术真论》一文里，通过从《墨子》当中钩沉与墨家进行辩论的战国儒者之言说，认为战国时期儒者的特征恰恰不是宗教化、神秘化，而是拒绝言鬼神之事，强调要从社会实践出发思考问题。章太炎强调孔子之所以能被称为圣人，正是因为他“以天为不明”与“无鬼神”。所谓天道，原本就是人们因为不了解自然现象而产生的一种主观想象，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会更为深入地认识天体运动规律。人的性格和资质也主要由后天熏染而成。正是有着这样的认识，为了实现理想的社会状态，孔子才致力于“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从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当中总结归纳人伦之道，使“万物之情状大著”。这种以人为主体，重视对历史经验与社会关系进行总结升华的极强的实践性格，实为儒家思想的光辉之处。

与之相关，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章太炎大量阅读经由日本学者译介的社会科学著作，使他对社会秩序的形成与发展，包括人在其中的作用有了更为现代的认识。他认为：“物苟有志，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而最能适应竞争之世的状态莫过于“合群明分”，即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健全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反之，一旦“物不知群”，则会逐渐退化，遭受淘汰甚至灭绝的命运。具体到从事革命，更须“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以此为标准，他深入思考如何能让儒学与这样的个人观与社会观相匹配。

在章太炎看来，要想凸显人的独立性与主体意识，需要让人不再将命运寄托于外在的宗教教主之上，摆脱宗教迷信对个人的束缚与压制。他虽主张“建立宗教”，但他所设想的绝非迷信外在神灵的宗教，而是突出人的主体性，彰显无畏精神，破除名利心与依傍强者之念，誓愿牺牲自我以普度众生，让众生脱离劫难的宗教。以此为标准，他虽对儒家热衷于向权力靠拢颇为不满，但通过与古代世界其他地区宗教和文化比较，他认为：“若说孔教，原有好到极处的。就是各种宗教，都有神秘难知的话杂在里头，惟有孔教还算干净。”孔子的功绩之一，就是“变禨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在清末与革命党人雷铁崖的信中，章太炎总结儒家传统，强调不依傍鬼神、不执着于迷信是历代儒者多能具备的特点，这样的特点肇始于孔子。如能将这一思想传统加以挖掘，则易使中国人养成“依自不依他”的习惯。在章太炎看来，“维持道德者，纯在依自，不在依他”，如果以神鬼之事诱人向善，则“勇猛无畏之气，必自此衰”。因为这并非出于自觉，而是为了避祸求福，属于利害算计的结果。如以利害算计之心从事革命活动，那么遇到艰难困苦，很难坚持下来。其参加革命的目的，也不全是为了救民于水火，而是为了从中获利。就此说来，对于革命者而言，能“依自不依他”，方能“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愞夫奋矜之气”。对于王学，章太炎总体上并无太多好感，但他却承认王学的特点是“自尊无畏”，宗尚王学能让人有“悍然独往”之性格，锤炼出极强的意志力。在章太炎看来，这样的性格是能不惧艰险，承担起救国救民之责的。及至晚年，虽然已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论建立宗教，但章太炎却依然从相似的角度阐扬儒学。他对《儒行》的表彰，主要就是从此角度着眼。

▲孙中山致章太炎函

章太炎向来认为，中国近世以来之所以呈现衰微之象，祸首不在文化与民间，而在庙堂之上。他在晚年反复申说《儒行》要义，就是向肉食者流与有心从政的知识阶层喊话，希望他们能够养成超脱流俗、一介不取、勇于任事之风，承担起救亡图存的重任。所以他强调：“欲求国势之强，民气之尊，非提倡《儒行》不可。”11可以说，终其一生，章太炎都在从树立人的独立自尊意识的角度在阐扬儒学。在他看来，这是在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严峻内外危机背景下，让中国人摆脱古代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的束缚、自觉担负起救亡图存之念的关键。从内容上看，这既是传统的，又是革命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重订本《訄书》的《订孔》中，章太炎说：“孔氏，古良史也。”在评价清代学术的《清儒》中，他借用章学诚的观点，认为“六艺，史也”。同时表彰清代朴学的功绩之一便是使“六艺复返于史”，能借之“论其社会以观世”。历来人们多从经史关系与现代史学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他的这些话，这固然很有意义。此外，从他在清末反复阐扬儒学“依自不依他”的特征出发，他对于经史关系特别是历史意义的思考，同样可视为他构建“革命儒学”的重要环节。

在清末，章太炎认为历史是激发人们爱国热情，巩固政治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而此时救国已非一二人的事业，须大多数国民投身其中。在此背景下，所谓政治启蒙，即强调国民是国家的一分子，具有基本的权利与义务，个人荣辱与国家兴亡休戚相关。历史能让人自觉意识到自己是本国文化的继承者，使人油然而生爱国之念。章太炎从这个角度论述孔子与历史学的关系：“以前民间没有历史，历史都藏在政府所管的图书馆，政府倒了，历史也就失去。自从孔子宣布到民间来，政府虽倒，历史却不会亡失，所以今日还晓得二三千年以前的事。”更为重要的是，“孔子是史学的宗师，并不是什么教主。史学讲人话，教主讲鬼话。鬼话是要人愚，人话是要人智，心思是迥然不同的”。

可见，章太炎认为孔子的功绩不仅是开创了中国的历史编撰传统，而且还破除了贵族阶层对历史的垄断，让历史能够被民间所熟知。这无疑是在建立民主共和体制成为主要奋斗目标的时代里，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史的重新叙述。此外，他所说的“史学讲人话，教主讲鬼话。鬼话是要人愚，人话是要人智”，很明显也是借此彰显孔子学说里蕴含“依自不依他”的内容。因为只有惯于“讲人话”，注重人的真实生活与真实想法，尊重人的社会实践经验，才能认识到人本身的重要性，而不被“教主”炮制的“鬼话”所迷惑。

辛亥革命之后，目睹奉康有为为精神领袖的孔教会在国内频繁活动，章太炎撰文予以批判。他指出，中国文化主张从社会实践中认识个人与社会，注重现世的生活，强调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中心位置，故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这与西方宗教文化形成鲜明对比。而中国文化之所以有这样的特质，自然离不开孔子的影响。章太炎认为孔子是值得尊敬的，但不应该将其教主化，而是应从中国历史自身的脉络来理解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他说：“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受其影响，使中国具有重视历史、重视总结社会经验、重视人的实践的思维特征，让中国形成了尊文重教的传统，把劝学兴学、传播文教视为非常重要的社会活动，致力于实现“人知典常，家识图史”，让更多的人获得知识。把儒家宗教化、孔子教主化，非但不能弘扬中国文化，反而让这些优良品质黯而不彰。

▲《章太炎先生讲学纪念》（刘半农摄影）

余 论

章太炎在清末因参与政治论战，对孔子与儒学颇有指摘。辛亥革命之后，他尝试用“齐物哲学”来解释儒学。到了晚年，他目睹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提倡读史读经，借此来振奋人心，弘扬爱国思想。在笔者看来，章太炎的相关思考，体现出他试图阐发一种既不失传统本色，又具现代性特征的“革命儒学”。具体言之：首先，章太炎并未忽视汉代以来儒学与帝制之间的紧密联系，深入剖析在中国古代政治结构里，儒者如何形成“以富贵利禄为心”的弊病，作为帝制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儒学又是如何发挥其政教功能的。只有揭示清楚这一点，才有可能使儒学实现更生。其次，章太炎希望挖掘儒学传统中能体现“以百姓心为心”的内容，并将儒学置于“齐物哲学”的视域下予以审视，阐发儒家思想史上那些能够与旨在追求普遍平等的“齐物哲学”相吻合之处。最后，通过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文明作比较，章太炎认为儒学具有“依自不依他”的性格。这有助于使人们形成独立意识与主体意识，进而在革命活动中能做到不惧艰难、勇猛无畏。章太炎对儒学的这些思考，与他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对中国未来政治与文化建设的探讨息息相关。革命需要推翻帝制、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结构，让那些过去匍匐于各种压迫下的民众得以解放，而儒学在此历史进程中的意义之一，是为这样的变革提供思想资源与精神支撑。

进一步而言，章太炎的这些思考，彰显“革命儒学”是儒学在近代中国的新形态。它不再是帝制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是与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变革相伴而行的思想学说。革命儒学的主要实践者，也不再是传统社会里掌握文教话语权的士绅阶层，而是投身于近代革命运动，在变革时代里勇担重任、具有平等政治身份的国民。而革命的目标，除了推翻妨碍着让中国走出时代困局的君主制，还包括那些束缚人、压制人、异化人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反过来也可以说，是革命运动重新激活了儒学的生命力，使儒学具备了崭新的内涵，革命儒学是建立在承认近代革命之正当性上的。而在学理层面，章太炎充分挖掘儒学史上具有实践性格、心系民间疾苦、凸显道德意识的内容，同时运用道家学说中的“以百姓心为心”来解释宋代理学，强调相较于其他古代文明中的宗教传统，儒家学说重视现世生活、重视人的主体意识、重视社会实践的不容磨灭的意义，并以此为视角来评价肇始于孔子的中国古代史学传统。这体现出章太炎在熟悉古代学术流变的基础上，打破固有的门户与派分，将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新的整合与诠释的雄心。

在中国近代儒学史上，章太炎有着他人难以替代的地位。在此之后，无论是钱穆反复称赞来自民间社会的下层儒者勇于承担政治责任的历史事迹，还是蒙文通对汉儒政治与经济主张的抉隐发微，抑或是嵇文甫著名的“左派王学”之论，甚至包括侯外庐的明清思想启蒙说，都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看到章太炎相关观点的思想痕迹。在这个意义上，以章太炎为起点，勾勒一条现代中国的“革命儒学”谱系，并非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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