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依林回忆：“四人帮”当年是如何瞎折腾的

1973年8月30日的十届一中全会，会议内容是选举中央委员会，选出主席、副主席。他是候补委员，无选举权，大会提了一个名单，由大家投票，他去了只在那儿看着。毛主席未参加大会，会议由周总理主持。江青在九大时即入政治局，当时“四人帮”气焰已甚嚣张。1973年9月周总理主持会， 1974年元旦周总理便也成为他们欲打倒的最大障碍，在讲话中公开地提出了“批林、批孔、批周公”。当时毛主席有诗批郭沫若，诗云:“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秦皇虽死功绩在，孔丘名高实秕糠……”于是，毛主席一首诗，中央一个批林批孔文件，体育馆开了一个大会，矛头对准了周总理。大会上，江青讲话，态度骄横，周总理就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影片《中国》一事做了自我批评，外交部长姬鹏飞作了检查。大会要各部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批周公。

“对外贸易部没有批周。”他微笑道:“我们批林批孔也搞得轰轰烈烈，批白××!”

白××原是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紧随林彪、黄永胜，调升外贸部部长。此人忠实执行林彪的政治路线，在广东“文革”中犯有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林彪自取灭亡后，他被撤职。

李强调任外贸部部长，姚依林调任第一副部长，柴树藩任第二副部长。李强30年代初期即在周总理领导下担任上海情报系统工作；后赴苏联留学，学无线电等学科，抗战初返回延安，建立了新华广播电台，后随迁邯郸，任新华广播电台总工程师。全国解放后，李强调外贸部任驻苏联商务参赞，返回后任外贸部副部长，越南抗美战争中，李负责对越南的军事、非军事供应。“文革”中因周总理保护才未受到冲击。

他了解李强和柴树藩是可以共事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一致，这就是外贸部在当时和以后能“混”下去，得以抵制一些歪风邪气的缘故。

白××被批判后即回部队，调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不久离休。和其调升上来的广州军区陈树福也同时下去了。

批孔时六兄主讲了汉朝桑弘羊的经济学著作《盐铁论》。当时《盐铁论》是被划为法家著作宣传的。桑弘羊的经济改革有进步意义，汉武帝时曾引起一场大争论，桑弘羊后被杀，却不是因其学术著作。他在宣讲时只是评介了桑弘羊，未联系什么实际。“四人帮”当时掀起的“批林批孔”，企图突出周总理是所谓当代“大儒”，因为周总理在“文革”中起了良好的缓冲作用，“四人帮”视之为夺权的最大障碍。外贸部的“批林批孔”始终未乱，表面也轰轰烈烈，还开了训练班，实际上有出奇制胜的招数。

在那时，他们能这样巧混则混下去，也有时无法巧混，只好憋一肚子气。 1974年春他赴穗，为了广交会展览的问题。展览会的大门买了进口铝合金做门框，当地“左”派惟恐不“左”，无中生有，闹到北京。“四人帮”对此门框斥之为卖国主义，又说交易会展览反映问题严重，不合革命路线、政策。周总理便叫他去穗看看，同行者有外交部副部长符浩、外经部副部长李克，他们组成三人小组开赴广东检查展览会现场。去后，首先换了门框，周总理让换上自己生产的铜材做门框，才平息了地方意见，门于是被呼之为“争气门”。之后，他们又去展览厅，一间一间屋地去看过。1974年恰逢虎年，有一张画画了树林里有三只虎，一大二小，意见说是“宣传了林彪”，便换下来。摆出来卖的观音像、佛像，意见说是宣传了封建迷信，便撤下来……

“关老爷像撤下来，换上刘胡兰，谁去供刘胡兰？ 谁会买呢？”他摇摇头说:“那时憋了一肚子气，没办法发作！”

捕风捉影，无事生非，当时“四人帮”主张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画猫头鹰睁一眼闭一眼是影射最高领导人；山水墨画是污蔑美好现实；画家只得画梅花、桃花满纸红。

当他从广东路过上海返京时，又遇到了“憋一肚子气”、还需认真对付的一件事。

他下榻锦江饭店，马天水突然去找他。马天水解放后一直是上海市委副书记，柯庆施赴沪任市委第一书记时，陈丕显是二把手，马天水是三把手。马天水在“文革”中倒了过去，任市委副书记兼上海财办主任。马天水找上门来谈的是想让上海管财贸的头头黄金海到外贸部当副部长，征求他的意见。当时上海已在酝酿什么“大使训练班”，“四人帮”企图以上海为基点，把他们的党羽输送到中央各个权力部门去当政。他当即答复马天水说，因自己调去不久，对外贸部人事情况不大清楚，尚未过问这些。马天水直磨缠到深夜2 时才走。

他返京后即找李强、柴树藩商量如何对付此事。黄金海如真的来了怎么办？ 商量好如真的塞进来黄金海，可让他卡在他们之间。但他们对此事态度不积极，黄金海终未塞进来，此事得罪了“四人帮”。自此后，外贸部和上海的关系一直紧张。1975年周总理病重离职，国务院工作停摆；当时无人可代替总理，毛主席只好让邓小平出来运筹帷幄，说好要小平同志不要和江青等闹矛盾。毛主席并批评了四人的帮派，这也是“四人帮”一词之由来。邓小平出来工作后，对“四人帮”无所顾忌。他感到1975年比较好过，但不久，“四人帮”便伺机反扑，又闹起了所谓“批邓反右倾”。

外贸部当时面对许多问题，处理不好将直接关系到国家、人民的利益。如当时进口粮食成了问题。麦子有一种矮腥黑穗病，我国北方气候到一定冷度，此病就发生。黑穗病对麦子有坏处，对人体却并无坏处，当时农业部从卫生考虑，提出进口美国麦子中有矮腥黑穗病。农业部的考虑无可厚非，但“四人帮”兴风作浪，声言凡有此病的麦子一概拒收，无此病才可进口。

他们不管老百姓的粮食够不够吃，喧嚷接受了进口就是“洋奴哲学”、“卖国主义”。订合同时要美国人保证，美国人不肯保证，因和其他国家订合同时并无此条例。后商谈用薰蒸办法，美国人说可请到美国去检查，建一个薰蒸仓库，若运到我国口岸再薰蒸，粮食会受损失。不行，为此和美国人争吵不休。上海是吃进口小麦的一个城市，为此那时小麦不准再进口。花生油进口、玉米进口，同样存在“含黄曲霉素”多少的问题。

“四人帮”不承认世界普遍订立的标准，如苏联、西德等订立含50单位以下可进口；而提出要特殊标准:订立非5单位以下不能进口。在粮食等进口问题上便经常吵闹。外贸部出口的货品，外国根据他们人民的习惯，要求按照他们提出的样子制做。不行，不能违背“独立自主”。有的货品钉上“中国制造”的牌子，外商要求可否不要钉此招牌，允许他们拿回去钉上他们的牌子，比如订购中国大华衬衫厂衬衫，是北京“天坛”牌，外商希望换用他们的牌子，因为那牌子在他们国内已打开市场。不行，这是“卖国主义”，对所谓“中性包装”一概反对。

外商说多给钱，多给钱也不干，我们要向全世界证明那货品是中国人做的。货物卖大包装时，外商要求拆改为小包装，不行，不许改。他们说不改不好卖，那就不订合同，否则就是“洋奴哲学”。当时，锡箔、纸钱、通书、观音堂、观音菩萨像，一律是迷信，不许卖。要卖就许可卖阿庆嫂、刘胡兰塑像，否则便是“宣传封建迷信思想”。

“我们没听他的”，他笑起来:“只上海一地不卖。上海派人去广州交易会造反，一见到卖那些就造反。上海出产的‘中华’牌香烟，他们一定要卖价订得最高、最贵，说是它的名字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问他们何处有此规定……”

他针对当时外贸出口上的这些问题及纠纷，曾作了报告，一律实事求是地分析、批准，允许外商要求，可以不订牌子，可以改包装……

“加工出口绸缎，问我上边印圣母像、印蒙娜丽莎行不行？ 我说可以、行。”他笑道:“1975年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批评说‘听一个部长讲话，如果不知道他名字，还以为他是外国人！’”

1976年就是这样一个极左横行、无知为上，投机者跋扈的年代，天灾人祸纷至沓来。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于305医院。民心哀痛，群情激愤，外贸部群众也准备了花圈上街。当时中央决定不许上街开追悼会，周总理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请出被半打倒的邓小平致悼词。

不许上街游行送花圈，群众很有意见，六兄急去国务院代民请命。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均在，说是中央已做决定，不能上街，已布置了警卫人员净街。他说:“不让上街恐怕不行。”华国锋说:“你们把大门关上，在院里怎么闹都可以，就是别上街！”

当日人们自动集结，沿街哭送总理灵车，悲痛、沉默的人群一直延伸到公主坟，才渐渐少起来。

1976年秋天，他又遇见了另一件事端:外贸部和东南亚某国进行一项贸易谈判，对方官员要受贿才肯成交，而我方不许行贿。

“贿赂的事是不好公开讲的”，他说，“在国外也是不合法的，但不给外商贿赂，贸易便谈不成。对世界各国的贸易中都存在有一个‘行贿’的问题。我们自己人不许受贿，绝对不许受贿；对外贸易却是‘行贿’不可避免，和一些国家的贸易因不许‘行贿’而告吹。”

据说有一项向某国外商的投标，我方不动声色地在伦敦为外商存上了一笔美金，这已超过了1% 到2% 的佣金。向外商示意后，外商于是把投标给了中国。

“送礼还要讲一点‘投其所好’。”六兄笑着说:“比如送国王礼物，先要了解他喜欢要的，他的老婆、小老婆想要什么，要多少克拉的宝石，是发红光、还是发蓝光的……这样办，买卖就做成了，不给贿赂，不送礼，送礼不周，买卖就做不成。所以我主张我们的人不可受贿，对外贸易‘行贿’不可避免……”

据此种种情由，上海来了好几批人，把大字报贴到了外贸部院子里，批判姚依林，企图把他打倒。

他的心脏病适时发作，便借机找李强、柴树藩同志商议:“我干脆去住医院，住它几个月！”

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时，他住在友谊医院。那时北京医院有两派打架，友谊医院无两派打架，外贸部的医疗单位是北京医院，他未转去，一直在友谊医院，由内科查医生治疗。他检查出来有糖尿病、心脏病。当时“四人帮”挑选了一批《人民日报》记者到外采访，通知他去看清华大学中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去看原为北京饭店画的、现在北京饭店里展览的所谓“黑画”。记者又拟去外贸部采访他，询问对打倒邓小平的看法。他便住在医院里不出来。6月1日干脆离院去北戴河休息。住到7月地震时，伤员大量送到北戴河，医院内住满伤员，他乘吉普车返回北京。在家呆了一天，又住进友谊医院。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外贸部宋秘书送报纸信件到医院来告知了他，毛主席停灵于人民大会堂，通知中央委员需轮流去人民大会堂守灵，一班守灵半个小时，他出院上班，也去守灵一周。

住院期间，他惟一常去的是陈云家。陈云住北长街，他有件事只可与陈云同志谈:1974年有位朋友陈其襄告诉他江青是叛徒。陈的爱人有一同学在解放前被捕时曾和江青关在一室，了解江青叛变情况。他调陈到外贸部，并请陈去沪找到那个同学写了一份材料。当时这是需冒大风险的，长春有一个和江青同狱的同志即遭杀害。

那份材料一时无法送出，他也不敢保管，只好拿去给陈云同志过目，材料便保存在陈云处。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继任主席职，但“四人帮”阴谋夺权变本加厉，党心民心更望激浊扬清，对“四人帮”不可掉以轻心。他为此多次走访陈云，感到是个时机，应把那份材料递上去。陈云迅即将材料密交叶帅。当时陈云在家正反复筹谋如何力挽狂澜。

1974年以来，形势变化急遽:周总理去世，毛主席对接班人的考虑久未解决，王洪文被老人家拉到身边，还撑不起，“四人帮”难以成器。老人家左思右想，才决定起用邓小平。那时邓小平正在江西劳动，被召返京。毛主席说邓小平人才难得，要他出来后不要和江青作对，送邓小平八个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1975年邓小平复出，他矫枉匡谬，无法不和“四人帮”对立，矛盾日深。“四人帮”又通过毛远新作用于毛主席，发动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意图重新打倒邓小平。

周总理逝世后，天安门事件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拥邓怀周、反“四人帮”的满腔积愤。“四人帮”借机镇压，又归罪于邓，把邓小平软禁在家，监视起来。 1976年初毛主席起用了华国锋。华国锋是山西人，他是抗战时期老干部，多年在毛主席家乡任省委书记，毛主席认定华国锋是可以继承他的遗愿的。但“四人帮”岂容他人为首呢？ 他们居心叵测。陈云在家里琢磨的是在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有无可能利用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 他把中央委员名单反复研究，算来算去，感到十届三中全会上“四人帮”的力量还是雄厚的，何况毛主席刚刚去世，党内因循守旧、封建传统思想仍成风气，恐对局势敢怒而不敢言者大有人在！ 十届三中全会上以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是无把握的事。

陈云当时和叶帅时有来往，叶帅住在西山。他们恐情况暴露，常令孩子们传话。叶帅掌握着军委的部队、西山警卫部队……

叶帅和陈云研究要打倒“四人帮”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大会合法斗争，二是武装解决。通过十届三中全会解决，算来没有把握，叶帅坚决同意采取第二种办法，他下了决心。于是叶帅亲自去找华国锋商谈，华国锋立即同意，去说服汪东兴。汪东兴见大势已成，同意调动八三四一部队。

1976年10月6日晨，华国锋召集“四人帮”到中南海开会，八三四一部队受命警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进去一个抓他一个，江青是从家里抓走的。同时，耿飚带领部队进驻中央电视台，飞机场也已由军队控制。

7日晨6时，玮子去医院给爸爸报信:“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他闻讯立即出院，到陈云家里去。

他现在可以公开地把上海写江青叛徒材料的同志接来北京了，并和中央负责办案的人取得了联系。江青写自首书一事后来未做大问题办理，因为她的罪恶已经远远地超过此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