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帆：“四大奇书”何以成为小说经典？

本文转自“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系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谭帆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通识讲座的演讲。谭帆教授为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第六、第七届会长。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古典文学有“四大名著”，即《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但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在中国古代，最为流行的是“四大奇书”，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对于当下读者而言，“四大名著”的“名头”要比“四大奇书”响亮得多；但其实，“四大名著”这个称谓的使用是相当晚近的事了。作为明代小说中最为出色的四部作品，“四大奇书”被公认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谈谈“四大奇书”何以成为小说经典。

“四大奇书”之由来

“奇书”之概念古已有之，其内涵代各有异。细考之，约有两端：其一，所谓“奇书”是指内容深奥，常人难以读解之书。如《抱朴子内篇序》云：“考览奇书，既不少矣，率多隐语，难可卒解。”其二，所谓“奇书”是指内容丰赡，流传稀少之好书。如《魏书》卷八十九所载：“（郦）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皆行于世。”而在古代小说史上，“四大奇书”之名较早见于李渔在康熙十八年（1679）为《三国志演义》所作的序言之中：昔弇州（王世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也，《西厢》也。冯犹龙（冯梦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也，《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

其实，在被冠于“四大奇书”名称之同时，这四部作品在小说传播史上已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成为通俗小说评价体系中的四个标志性作品。比如明代朱之蕃就指出：“顾世之演义传记颇多，如《三国》之智，《水浒》之侠，《西游》之幻，皆足以省醒魔而广智虑。”天许斋《古今小说题辞》也说：“小说如《三国志》《水浒传》，称巨观矣。”幔亭过客《西游记题辞》则称：“《西游》《水浒》，实并驰中原。”峥霄主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凡例》还将这四部作品的题材与艺术特性作为通俗小说的四种代表性的流派特色加以看待，认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动关政务，事系章疏，故不学《水浒》之组织世态，不效《西游》之布置幻景，不习《金瓶梅》之闺情，不祖《三国》诸志之机诈。”可见无论是褒是贬，这四部作品确已成为一个比照的对象和评价的标准。而冯梦龙用“四大奇书”来指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实则代表了当时的普遍认识。

在李渔之后，“四大奇书”之名在小说界逐步通行，成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四部小说的专称了。那么，通俗小说何以在中国古代能成为经典？这实与晚明以来文人批评家对小说文本的精细修改和评价体系的局部转化密切相关，故“改订和评价”是“四大奇书”成为小说经典的两个重要因素。下面，我就分别围绕“改订”和“评价”作进一步阐释。

文人改订成就“四大奇书”的经典地位

在“四大奇书”的传播史上，对于小说文本的修订已成为传统。如《三国演义》，刊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书坊主周曰校就“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虽着重于文字考订，但毕竟已有了对文本的修订。毛氏父子评点《三国志通俗演义》则有感于作品“被村学究改坏”，故假托“悉依古本”对“俗本”进行校正删改。在毛氏父子看来，“俗本”在文字、情节、回目、诗词等方面均有不少问题，故其“悉依古本改正”。毛氏的所谓“古本”其实是伪托，故其删改纯然是独立的改写，有较高的文本价值，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趣味。

而《水浒传》从余象斗《水浒志传评林》开始就明确表现了对小说文本内容的修订，尤其是“容与堂本”《水浒传》，在对文本作赏评的同时，对作品情节作了较多改订，但在正文中不直接删去，只是标出删节符号，再加上适当评语。金圣叹对《水浒传》的全面修订使作品在艺术上更进一层，在思想上也体现了独特的内涵。

就小说文本而言，一般认为刊于明崇祯年间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对《金瓶梅词话》做了较为全面的修改和删削，与《词话》本相比，此书更符合小说的体裁特性，从而成为后世的通行文本。

在《西游记》的传播史上，《西游证道书》的首要价值即表现在对小说文本的增删改订上，如情节疏漏的修补、诗词的改订和删削、叙述的局部清理等都表现出对小说文本的修正，尤其是合并明刊本第九、十、十一回为第十、十一两回，增补玄奘出身一节为第九回，成为《西游记》之最后定本，在《西游记》传播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总之，明末清初对“四大奇书”的修订体现了文人对小说文本的“介入”，并在对文本的修订中突出地表现了修订者自身的思想、意趣和个性风貌。综合起来，文人对小说的修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对小说作品的情节内容做了具有强烈文人主体特性的修正。

这突出地表现在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改定和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修改之中。金圣叹批改《水浒传》体现了三层情感内涵：一是忧天下纷乱、揭竿斩木者此起彼伏的现实情结；二是辨明作品中人物忠奸的政治分析；三是区分人物真假性情的道德判断。这三者明显地构成金氏批改《水浒传》的主体特性，在众多的《水浒传》刊本中独树一帜。在对于人物的评判中，金氏将人物行为的政治价值判断和人物个性的道德价值判断分开，故从政治价值出发，金圣叹反对《水浒传》的行为，而从道德价值入手，人物的“真假”成为其评判人物高下的准则。故在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中，虽有着对于作品整体内涵的否定，但一进入具体的评述，就可明显地感受到一种由衷的赞美和充沛的情感贯穿在他的评点文字之中。

毛氏父子批改《三国演义》最为明显的特性是强化“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本着这种观念，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作了较多的增删，从情节的设置、史料的运用、人物的塑造乃至个别用词（如原作称曹操为“曹公”处即大多改去），毛氏父子都循着这一观念和精神加以改造。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一回中有关刘备和曹操形象的改写。比如，对刘备的描写。明代李卓吾评本是这么写的：那人平生不甚乐读书，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少言语，礼于下人，喜怒不形于色。而毛氏父子评本则改写为：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再比如，对曹操的描写。明代李卓吾评本是这么写的：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而毛氏父子评本则改写为：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

其二，对小说文本的形式体制做了整体的加工和清理，使“四大奇书”在艺术形式上趋于固定和完善。

古代通俗小说源于话本，因此在从话本到小说读本的进化中，其形式体制必定要经由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四大奇书”也不例外。明末清初的文人选取在通俗小说发展中具有典范意义的“四大奇书”为对象，他们对作品形式的修订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完善和固定了通俗小说的形式体制，并对后世的小说创作起到了示范作用。

比如“说话”，这是影响章回小说形式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说话”之“遗存”更是在通俗小说的文本中无处不在。但纵观章回小说的发展史，“去说话化”是章回小说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可以说，章回小说形式的成熟过程正是与“去说话化”的过程相重合的。故而自晚明以来，文人对章回小说的改造大多是以去除章回小说的说话“遗存”为首要工作和目的。如崇祯本《金瓶梅》删去了“词话本”中的大量词曲，使带有明显“说话”性质的《金瓶梅》由“说唱本”变为“说散本”。《西游证道书》对百回本《西游记》中人物“自报家门式”的大量诗句也作了删改，从而使《西游记》的文本由“话本”的形式渐变为读本的格局。而到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的崛起，所谓“说话”已不再是小说形式的主流特征。

此外，对回目的修订也是此时期小说修改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毛氏评本《三国演义》，评者谓：“俗本题纲，参差不对，错乱无章；又于一回之中，分为上下两截。今悉体作者之意而联贯之，每回必以二语对偶为题，务取精工，以快阅者之目。”由此之后，回目对句，语言求精，富于文采，成为章回小说体制的一大特色，而至《红楼梦》达到巅峰状态。

文人评价推动“四大奇书”的经典化进程

说完了“改订”，再来谈谈“评价”。中国古代小说的评价体系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述：“小道可观”。其中“小道”指称小说的非正统性，“可观”则有限度地承认小说的价值功能。正所谓一语而成定评，“小道可观”深深制约了古代小说的发展进程与价值定位，古代小说始终处于一个尴尬位置和可怜地位正与此相关。这一评判小说文体的基本术语经数千年而不变，可以看成是中国古代小说评价体系中的核心内涵。至明代，小说创作与传播空前繁荣，“小道可观”这一核心内涵虽然没能彻底改变，但具体到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的评判，“小道可观”的评价体系慢慢有所转化，这一转化推动了“四大奇书”的经典化进程。

明中后期以来，随着通俗小说的盛行，文人士大夫对通俗小说加以评判，他们阅读、鉴赏、遴选，并将通俗小说置于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予以考察，而在这种考察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脱颖而出，成为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也为后世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范本。比如，周晖《金陵琐事》卷一记载李贽“好为奇论”，称汉以来“宇宙间有五大部文章”，汉是《史记》、唐是杜甫集、宋是苏东坡集、元是施耐庵《水浒传》、明是在当时享有盛名的“前七子”之首的李梦阳集。李卓吾将《水浒传》与《史记》、杜甫集等并称，实则改变了以往以雅俗文体的传统界定，将《水浒传》与所谓的雅文学一视同仁。金圣叹亦然，他择取历史上各体文学之精粹，名为“六才子书”，即《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在上述评价中，所谓“托体卑微”的通俗小说赢得了与《庄子》《离骚》《史记》和《杜诗》等作品同等的待遇和评价，这是通俗小说评价体系的一次新的转化，也是“四大奇书”能成为小说经典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小说史角度看，这一评价体系的转化至少在三个方面为“四大奇书”成为小说经典奠定了基础：

一是强化了作为经典小说的独创性。明中后期持续刊行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确实是中国小说发展中的奇观。在人们看来，这些作品虽然托体于卑微的小说文体，但从思想的超拔和艺术的成熟而言，他们都倾向于认为这是文人的独创之作。如施耐庵、罗贯中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作者已是明中后期文人的共识。《金瓶梅》虽署为不知何人的“兰陵笑笑生”，但被文人评为“极佳”作品。而金圣叹将施耐庵评为才子，与屈原、庄子、司马迁、杜甫等并称也是强化了作品的作家独创意识。强化作家独创，实际上是承认文人对这种卑微文体的介入，而文人的介入正是通俗小说走向经典的一个重要内涵。

二是强化了作为经典小说的寄寓性。如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叙》即以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为基础，评价《水浒传》为“发愤”之作。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事部》评《西游记》“非浪作也”。而在推测《金瓶梅》之创作主旨时，明人一般认为作品是别有寄托、笔含讥刺的。如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即认为《金瓶梅》是“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他进而认定：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三是强化了作为经典小说的文学性。金圣叹将作家之“才”分解为“材”与“裁”两端，用意不言自明，他所强化的正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所必备的素质和才能。且看他是如何分析“才子”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的：依世人之所谓才，则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谓才，则必文成于难者，才子也。依文成于易之说，则是迅疾挥扫，神气扬扬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难之说，则必心绝气尽，面犹死人者，才子也。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

金圣叹将施耐庵列为“才子”，实则肯定了《水浒传》也是作家呕心沥血之作，进而肯定了通俗小说创作也是一种可以藏之名山的文学事业。对此，李渔的评价非常到位：“施耐庵之《水浒》，王实甫之《西厢》，世人尽作戏文小说看，金圣叹特标其名曰‘五才子书’‘六才子书’者，其意何居？盖愤天下之小视其道，不知为古今来绝大文章，故作此等惊人语以标其目。”由此可见，以“奇书”和“才子书”为代表的思想观念促成了对于通俗小说评价体系的转化，也揭示了“四大奇书”成为小说经典的主要内涵。总其要者，一在于思想的“突异”，一关乎作家的“才情”，而思想超拔、才情迸发，正是通俗小说能够成为经典的重要前提。

综上所述，“四大奇书”成为小说经典有多方面的因素，文人对“四大奇书”的广泛增饰修订使这四部作品在文本内涵上逐步趋于完善，其思想性、艺术性的提升是“四大奇书”成为文学经典的内在条件。而文人以新的视角观照和评价“四大奇书”是这四部作品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经典作品的外部条件。由此，“四大奇书”超越了通俗小说“文体卑下”的观念，并作为小说文本的典范在小说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