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瑞：讲述中国历史

魏斐德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挚友。1965年我开始在伯克利大学当研究生，那年也是魏斐德当助理教授的第一年。对一个年轻的研究生来说，魏斐德是一个出色的导师，他具有一种罕见的综合力，他思想锐利，学术标准严谨，知识广博，具有驾驭多种语言的出色能力，还有不竭的精力及异常的幽默感。他遵循自己的典范，而他的学生们全都把他当成榜样，尽管我们同时也意识到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无法达到他那泰斗般的知识范畴。在课堂里，他散发着一种感召力，犹如我们凝视地平线的一道光芒。

作为他的学生、他讲课的助理及后来他的同事和挚友，我得以切身了解到魏斐德的兴趣和他的知识深度。他的第一部论著《大门口的陌生人》，写鸦片战争后的广东，是他在第一年的教学期间完成的。之后不久是他的思想史论著《历史与意志》，解析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 《洪业》是一部研究明清朝代过渡期的学术丰碑，接着是他关于上海史、上海警察以及民国时期的系列研究。他 的学术研究范畴，在时间上涵盖了明朝衰落、清朝兴衰、“文化大革命”及现代化的当代，在空间上还跨越了广东的民间秘密社团和团练组织，以及长城外的边防将士。对于不熟悉魏斐德整个学术框架的读者来说，幸运的是，他的每一部重要著作都伴有相关的论文，它们以尖锐而综合的形式展示了其著述的要点。那套由梁禾女士编辑的文选《讲述中国历史》的力度在于：中文读者得以分享魏斐德广博的学识和他那份睿智——当年这些论文曾如此感召了我们。

有人曾把魏斐德纳入强调“中国中心论”的一代美国学者之内，而这些论文则更加精确地展示出他曾如何强调在全球范围内来解析中国特殊的历史进程。对于魏斐德来说，仅仅指出中国的独特性远远不够，他渊博的学识很早就让他意识到：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性，含糊地指出“中国个性”特殊，并不说明问题。历史学家的使命在于准确地分析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及其发展轨迹，中国为何并怎样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读者们不仅可在文选的前部，也可在贯穿全集的其他文章中继续读到这方面的论述。例如，魏斐德提出：17世纪的全球性危机是如何以不同于欧洲的方式影响中国的？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为何在中国公共领域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如此异常？在关于上海警察的研究中，他考察了美国顾问及他们的新技术设施、他们特殊的方式，是如何在中国运作的。在另一篇特别精彩的文章中，他对国民党时期和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西斯主义进行比较，提出了有争议的“儒家法西斯主义”模式。所有这些文章的目标，都在于超越简单的“中西”比较模式，在于对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作出更为深入确凿的研究。

对原始资料和研究方法的投入，是魏斐德学术的另一个明显特征。魏斐德经历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史学界的演变过程。在他之前及他学术生涯的前期，史学家们几乎完全依赖发表的文献。然而中国台湾开放的清史档案和大陆开放的明清及民国时期档案，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我们得以从文件成形的时代来审视历史。关于这些及其他档案资料的运用情况，魏斐德的上海史和对戴笠的研究、他关于史料对史学研究重要性的诸文章，便是最好的见证。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开放了档案馆，同时开始允许外国学者在中国从事研究工作。作为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魏斐德在促进与中国学术交流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其中魏斐德本人亦见证了随着中国学者逐渐从毛式史学研究范式中解放出来，中国史学研究所发生的转变。纵观魏斐德的学术，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学术发展的关切，看到他如何谨慎地运用中国学者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

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在这些文章中看到他对中国历史诸多宏大主题的思考：国家功能，社会冲突，现代化转型，民族主义和革命。我们看到，他如何通过对一系列历史事件、机构和人物的入微考究，来研究和阐述这些问题。魏斐德传授和实践的历史观从来不是一种单一平面的人类过往历程的叙述，而是涵盖了政治、社会、经济和时代文化，以及思想背景。他在诸多事物的互动中寻求对历史的解答。在他看来，明朝的崩溃，不仅仅由宫廷政治所导致，也与气候的变化、白银进口遭阻、江南士大夫的思想运动，以及在东北边疆满人中新兴的民族、政治、军事机构有关。魏斐德以同样的方式，在把握了上海租界的国际政治、鸦片交易、赌场和娼妓、警治新政，以及国民党政府为应对国际租界的政治力量的挑战而努力建立新市政管辖等复杂因素的基础上，致力于民国时期及解放初期上海公共治安的研究。

我们看到的所有这些主题，大都更具体地在他的相关专著里得到阐述，这些专著大多已有中文译本。这套精心编译的文选的意义在于它向读者们提供了我所尊敬的导师留给我们大家的一份丰富的学术遗产。通过这些文章，读者们得以感受到历史学大师的研究功力。他讲述的中国历史，是通过具体的叙述来微妙地探究中国近现代演变中的关键问题的。

本文经 岳麓书社 授权，文摘自 梁禾 著《魏斐德：壮阔人生远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