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林：中国的科研体制必须突破一个瓶颈，那就是评价体系的僵化

最近，我和一些在大学工作的朋友谈起中国的科研体制，大家赞叹一番中国的科学研究取得巨大进步之后，也谈起了中国科研体制存在的隐忧。

大家认为，近几年我国的科学成果不断涌现，科研队伍不断壮大，吸引了不少在外国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来到或回到中国，如果我们的科研体制不能留住这些人才，那就很可能使得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大好的历史机遇与我国再次失之交臂。

大家的言谈中反映，我国科研体制的隐忧多存在于我们的科研评价体系中。打家特别谈到一个现象：我们的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要求大学教师和科学研究人员每年必须拿出产研结合的成果，并把这个要求和拨给科研人员的科研经费、晋级升职、甚至任职去留挂钩，导致一些科研人员因经费难以为继不得不终止自己的研究，有的科研人员被逼去职离开科研岗位。

我们的科研体制鼓励科研人员尽可能的做到产研结合是对的，这样可以促进科学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服务于产业第一线。即如果某科研人员在与产业结合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国家给予奖励，奖励的形式可以是给科研人员个人或团队发放奖金，也可以是给个人或团队多增加科研经费，这都没错。

通过奖励达到鼓励科学家注重产业结合的目的，在操作方面的积极作用在于：促进更多的科研人员注意在立项时就选择产业结合性强的科研项目。

但是，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奖励应该是多元的。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与产业结合只是其中一种。我们应该有多元的奖励机制，比如一些科研人员在与产业结合上没有取得成绩，但在基础研究上却有较大突破，比如有新的发明发现、新的理论创新等等，也应该给予奖励。

第二，不能把不奖励变成惩罚。奖励，必须与常态的获得科研经费的渠道分开。即奖励和常态的获得科研经费的渠道这两者必须是两个系统，即便某科研人员当年没有获得任何值得奖励的成果，但他的正常的科研经费的获得应该按照既定规则进行，不能把不奖励变成变相的惩罚。科研体制必须保证所有科研人员可以持续开展自己的课题研究。

第三，产业结合不是科学研究的唯一目的。许多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和产业结合之间存在很长的过度环节，可能几十年几百年都和某个产业挂不上钩，这些基础科研就不搞了？而恰好我们今天取得的科研成果正是基于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基础科学研究成果——一个定理、一个推论、一个公式。

这几年，我们国家发展壮大起来了，人们的文化自信度也随之提高了，颂扬中华文化的多了，批判西方文化的也多了，这是好的现象。但我们一定要注意，正如毛泽东主席说过的，继承中华文明成果，必须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待西方文明成果我们也应该持同样的态度：学习它的精华，批判它的糟粕。科学技术显然属于西方文明精华中的精华。我们新中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虚心学习了西方文明的精华，这个精华首推其科学技术。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讲究实事求是，西方科学技术的确比中国发达，对此我们不能做唯心的和违心的断言。

西方文明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是它超越世俗价值，其二是它追求体系化或系统化。西方科学发展史上总有一批仰望星空的人，他们追求着纯粹的真理而不关注其到底有没有用。正是这里些人奠定了今日科学发展的基础。

说到这里，使我想起布尔巴基学派。它是20世纪30年代末在法国兴起的一个以数学结构为研究中心的学派。

20世纪初，数学领域分支众多、内容繁杂，法国一批年轻数学家为改变这一局面，以笔名“布尔巴基”发表著作，试图用结构观点统一数学。从1939年开始，陆续出版《数学原理》等著作，形成布尔巴基学派的理论体系。其主要观点与成就是：认为数学基于三种基本结构，即代数结构、序结构和拓扑结构，其他数学结构可由这些基本结构组合或派生；人们应该用严格的公理化方法呈现数学知识，从基本公理和定义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构建整个数学理论体系。这一成果对现代数学发展影响深远，使数学各分支联系更紧密，促进了数学的整体发展，如在泛函分析、抽象代数等领域的发展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同时它培养了大批优秀数学家，其著作成为数学经典，对全球数学教育和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它促使数学家关注数学结构和内在联系，为数学研究提供新视角和方法，推动数学在更高层次上发展。而这帮数学家的研究方式之一就是经常聚在一起聊天。

布尔巴基学派的成果与我们理解的产研结合相去太远。然而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人工智能说白了就是建立在这些数学前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是机器数学化和数学机器化的结果！

我们必须承认，基础科学研究的薄弱仍然是中国科学技术领域的最大的短板，我们的许多（不是全部）大学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都是留学归国人员，即他们学到了别人的基础课学研究成果然后回国来继续发挥才做出创新性成果的。

如果我们自己的科研队伍里有一大批热衷于搞基础科学研究的人该多好呀！那样，我们的科学技术就有了根，根深就能叶茂，叶茂就能果丰。

不客气的说，当下的“唯产研结合论”有一点急功近利的味道，不符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利益，也不符合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在急功近利方面我们新中国是吃过大亏的：五十年代的“大跃进”运动本身没错，就错在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结果违背了科学规律，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所以，我们的科学研究体制一定要打破基础科学研究这一瓶颈、补上这一短板。那么，我们就应该从评价体系的改革着手，使得这个体系在鼓励“研究和产业结合”的同时，也能鼓励一部分科学工作者仰望星空、追求真理。使搞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衣食无忧，有足够的精力在基础科学的瀚海里遨游追寻，以我们当下的国力养的起他们！我们的评价体系要容忍他们十几年、几十年没有所谓的成果，既要欢迎他们少年得志，也要接受他们大器晚成。我们赞颂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为什么不喝彩我们的科研人员三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