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长津湖畔,寒风刺骨,雪花如刀。宋时轮将军剃着光头,站在雪坡上的临时指挥所,目光穿过风雪,凝视美军阵地。他的九兵团战士身披单薄棉衣,手握冻硬的步枪,士气却如烈焰般炽热。
宋时轮端起一碗烈酒,豪饮一口,对身旁的参谋说:
“有仗打,咱们就不怕!”
宋时轮说着轻松的话,鼓舞部队的士气,只不过看着天气越来越冷,宋时轮心中还是痛心不已,还有那么多的战士们在寒冷之中坚守阵地,宋时轮知道,这是九兵团打过最憋屈的仗,最大的敌人不是什么美国人,而是这零下几十度的天气。
而宋时轮心中感谢贺晋年,如果不是贺晋年在部队进入朝鲜之前所做的一个临时举动,那么还会有更多的九兵团战士受到寒冷的袭击。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局瞬息万变。
朝鲜人民军从一开始的胜利,碾压般的攻势,到美国在仁川进行登陆作战,不仅斩断了补给线,还毁掉了后方的一系列供给,于是乎,朝鲜迅速败下阵来,美国军队很快地威胁到了中朝边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可能再袖手旁观,于是在中央军委的决定之下,开启了抗美援朝战争。
随着中央的作战计划确定,志愿军九兵团奉中央军委紧急命令,从华东地区北调入朝,迎战装备精良的美军。而这支由宋时轮指挥的兵团,以战斗力强悍著称,官兵多来自华东,经历过解放战争的洗礼,擅长游击作战,被日本军方称为“游击战权威”。
但客观来讲,这一次仓促的调动让九兵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为前方的战事变化非常频繁,九兵团需要立即到达前线,而在这样迫切的背景之下,九兵团的入朝准备其实极不充分。
部队原计划在辽阳、沈阳休整并换装,但朝鲜战况紧急,中央军委要求火速开进。二十军的列车驶入山海关时,总参谋部参谋宣读了“紧急入朝”命令,十几列火车仅在沈阳短暂停留,便继续北上。
而东北边防部队见九兵团衣装单薄,紧急脱下自己的棉衣棉帽相赠,但时间仓促,许多物资未能送上列车。
长津湖地区是朝鲜北部最为苦寒之地,夜间气温低至零下40摄氏度,地形复杂,林木茂密,道路狭窄,人烟稀少。
1950年的冬天更是朝鲜50年不遇的严寒,九兵团却穿着华东地区的薄棉衣,缺乏棉鞋、棉帽和手套。
二十军五十八师一七二团一营排长王学东回忆:
“部队入朝首周,气温从华东的15摄氏度骤降至朝鲜的零下18摄氏度,700名士兵因冻伤掉队,胶鞋冻裂,脚趾麻木。许多战士因感冒和冻伤跟不上队伍,行军中艰难跋涉”。
宋时轮了解九兵团的官兵,只要有仗打,便会斗志昂扬,面对任何对手都毫不畏惧。但面对后勤的致命短板,他心中隐隐不安,他明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九兵团的粮草却远未到位。
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情况。
九兵团的战士们在解放战争之中参加了许多重要的战役,但是他们多来自华东,平时作战的地点都不会超过河南以及山东地区,他们所处的地方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所以他们根本没有穿北方大棉衣的习惯,甚至对于北方的极寒天气没有概念。
而南方棉衣无法抵御朝鲜的极寒。
针对这种情况,早在9月,宋时轮通过华东军区向毛主席、中央军委及东北军区发出电报,请求配备寒带冬装。他在电报中写道:
“目前该兵团冬衣悉按江南气候缝制,恐不耐寒,寒区气候我们亦无经验,可否请东北装备御寒衣被,棉鞋帽等。”
但因为对棉衣有不同的理解,在之后的准备工作中,中央向第三野战军再次确定部队的后勤补给问题,而第三野战军某领导向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报告,称九兵团的棉衣问题已解决,聂荣臻遂向毛主席汇报,中央军委以为冬装已配齐。
但实际上,第三野战军发放的仍是南方棉衣,团以上干部的棉衣尚未到位。
面对这种情况,谁也没有办法,因为华东地区的人们不了解东北甚至是朝鲜的冬装有什么区别,就会出现这样的差错,而宋时轮抵达山东时,向山东省委反映冬装问题,山东相关部门承诺赶制,但战况紧急,部队开拔时冬装尚未到位。
到了东北之后,宋时轮将希望寄托于东北军区。
他与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贺晋年是红军长征时的老战友。抵达沈阳后,宋时轮面见贺晋年和高岗,请求支援。
也是看到了九兵团将士们身上单薄的衣裳,贺晋年震惊不已,他感到非常着急,于是乎,贺晋年立即下令调拨军区仓库中的5万件日军大衣和棉鞋,供九兵团使用。团以上军官每人分到一件大衣,连级军官两人一件,普通战士得到零星棉帽或棉裤。
就是在贺晋年的临时决定下,为九兵团将士们后来的御寒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九兵团入朝时,东北库存冬装已配发给十三兵团,沈阳仓库几近清空。
只不过,朝鲜的寒冷,还是让九兵团的战士们经受了除开战斗枪林弹雨之外的挑战。
在朝鲜作战的时候,夜间,我军战士们十多人挤在摊开的被子上,互相搂抱取暖,抵御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
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三连指导员邹世勇回忆:
“战士们穿着胶鞋,脚趾冻伤,薄被无法御寒。美军每人配备大衣和鸭绒睡袋,保暖性能远超志愿军,士兵钻进睡袋,拉上拉链,便能抵御严寒”。
所以,一直到长津湖作战的时候,我军真正的敌人并不是美军,而是十分极端的自然环境。
反观美军当时有着怎么样的条件呢?
因为给日本下了大量的订单,美军可以在日本获得大量的补给。
美军士兵配备防寒帽、毛衣、厚呢军装、毛袜、皮靴和鸭绒睡袋,每班配备汽油炉,阵地上有电炉取暖。弹药和汽油充足,规定定期射击和发动汽车以防冻结。美军的野战口粮包括熟食罐头(肉、豆)、高级口粮(肉、奶制品、蔬菜、水果),即使食物冻结,士兵也能用厚衣焐暖食用。
感恩节当天,美军营地充满节日气氛。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七团下士海洛德·摩尔豪森回忆:
“部队吃到火鸡、火腿、苹果派,厨房连夜赶到驻地,准备丰盛晚餐。士兵们吃得饱足,沉浸在欢快气氛中”。
美军营地配有棉帐篷和火炉,士兵夜晚钻进睡袋,盖上大衣,温暖舒适。志愿军却在雪地露营,睡觉成为奢望。
志愿军的后勤困境并非主观懈怠,而是客观条件的限制。新中国成立初,工业基础薄弱,汽车依赖进口,运输能力有限。美军空袭摧毁运输线,反复拉锯战导致无法就地补给,紧急调动加剧后勤混乱。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志愿军第九兵团在长津湖跟美军发生了剧烈的碰撞,长津湖战役打响的时候,朝鲜的天气非常寒冷,志愿军不仅衣衫单薄,就连武器都冷冻得难以正常使用,可即便如此,志愿军还是发挥了极强的精神,用精神战胜了客观物质上的艰难。
长津湖战役,有着如此丰富条件的美军,依旧被我军击败,最终不得不撤退出长津湖地区,从海上离开了朝鲜,直接粉碎了这些美军在圣诞节之前彻底击败志愿军的幻想。
而在长津湖战役之中,我军出现了不少士兵们的冻伤情况,最令人痛心的莫过于冰雕连,他们坚守任务,用意志克制住了身体上的寒冷,他们后来成为了一道坚固的城墙,永远以最尖锐的狙击姿势,守护着他们的阵线。
如果没有贺晋年在第九兵团进入朝鲜时的临时举动,那么第九兵团的将士们还有好几万人都要处在寒冷之中,正是东北边防部队的同志们把自己身上厚厚的大衣脱下来,这才让好几万的第九兵团将士们,免于后来的寒冷侵扰。
只不过,九兵团的非战斗减员,始终是一件不可回避的事情,所以在战后,宋时轮追查冬装问题的根源,查明第三野战军领导误报棉衣已解决,导致中央军委误判。他找到总后勤部和华东后勤部负责人,分析补给失败的原因,试图为未来的战争吸取教训。
宋时轮对于这件事情非常自责,在离开朝鲜的时候,这位将军对着长津湖的方向深深鞠躬,脸上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
在他的心中,他知道,九兵团的战士们从来都没有畏惧过美国敌人,甚至是没有畏惧过寒冷的天气,多年的解放战争,宋时轮手底下的兵,他都了解,他们留在了朝鲜,但他们却活出了一个中国军人的魂。
长津湖战役的硝烟早已散去,九兵团的顽强斗志却镌刻在历史中。面对零下40摄氏度的酷寒、单薄的棉衣和冻硬的土豆,志愿军以精神弥补物资的差距。
但九兵团的牺牲与抗争,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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