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硕 | 阳明学者眼中的孔子

作为儒家的开宗及代表，孔子的形象不仅受到广泛称述，而且历经了多番更动。先师、圣人、素王、教主……种种形象塑造，实构成一幅观念图景，生动反映着思想的流变与历史的转进。活跃于中晚明时期的阳明学者，对旧有的孔子形象作了新的调整。这些描摹虽不尽合于“真相的孔子”（顾颉刚语），却深刻透显出随时代跃动的心学特质和儒学精神。

不完满的圣人

孔子在世时，已被弟子推尊为多能的天纵之圣。两汉时期，孔子经谶纬的神化而成为一位素王，其先天为圣、生而知之。魏晋玄学也承继了此种圣凡悬绝的观念。直至宋代，孔子的形象才脱却神秘、回归平实，但仍葆有多知多能的圣人特质。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标举儒家本旨，主张圣人可学。在他们看来，知识学习对于培养道德人格和治世才能，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阳明学者有见于单纯追求知识有碍成德，拒绝将知识、才能纳入圣人的评价标准。此即是说，圣人只须达到道德上的纯粹与整全，而不必追求才识上的完满。

《论语》中记载，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朱子以为孔子是“虽知亦问”，意在表达敬谨。王阳明则坦言，孔子确在知识上存在不足。毕竟天下事物不可胜数，孔子不可能尽知。更为重要的是，圣之为圣，只取决于德性，知识对圣人本质并无决定作用，孔子也不必尽知。圣人之本，“惟在于此心纯乎天理，而不在于才能”（《阳明先生遗言录》），犹如精金的本质，在于成色纯足，不含铜铁等杂质，而不在于分两的轻重。王阳明以该譬喻巧妙地指出，不同圣人的才力有大小之分，如同精金的分两有轻重之别。孔子的才力虽不及尧舜，但他们同为足色，即德性精纯，所以都被称作圣人。这充分表明，圣人的评价标准，唯有道德一项。

阳明的高第王畿提出，有关这一圣人标准，孔子本人实已明白说破。当子贡称赞他是“多学而识之者”时，孔子断然予以否定。面对前来请教的鄙夫，孔子也声称自己“空空如也”。其之所以不以博学者自居，正因为知识并非道德成就的必要条件。才智的增长无法直接将人引向道德实践，有时甚至还产生遮蔽作用，“反为良知之害”。（《王畿集》）如果兼取才智，以论定圣人资格，极易造成虚伪功利之风。对此，王阳明有着敏锐的洞察：“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后世事业文章，许多豪杰名家，只是学得仪、秦故智。”（《传习录》）

明代士人受朱子学及科举制影响，普遍歆羡圣人外显的才识，一味追求泛观博览，却不务反躬内省。阳明学者通过揭示孔子知性上的不完满，重新彰显了儒家为己之学的精神，对纠治士风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圣人完全脱落知识向度，化身为纯粹的道德人格，成圣的目标变得不再难以企及。不论职业地位、文化水平、事功业绩，所有人依凭先天普遍的良知，都可以成为圣人。王阳明由此提出“个个人心有仲尼”，“满街人都是圣人”。这种圣人观的巨大转变，广泛鼓舞起世人向道的信心。

周流的讲学家

在阳明学者的论说中，孔子的讲学家身份得到了凸显。何心隐提出，讲学是孔子成家立派的根源。前代圣人以政令法典的方式治理天下，尚未产生讲学的概念与自觉。逮及孔子，方才开创了以德性培养为宗旨的讲学传统。王艮认为，孔子虽在政治上不得志，却始终坚守师者的责任，“修身讲学以见于世”（《王心斋全集》）。阳明学者认为，作为有德无位的圣人，孔子施行教化的方式，不同于尧舜等圣王的制礼作乐，也绝非汉代素王论主张的撰经立法，而是躬行师道、从事讲学。自唐宋起，孔子的形象实际已发生由“王者”到“师者”的转换。阳明学的特别之处，在于强调孔子作为讲学家，不只面向贵族精英，更主要面向社会民众。这一点，在该派学者有关孔子周流讲学的讨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阳明学者普遍认为，孔子讲学并非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周流四方、从不止息。这种周流式的讲学，不仅跨越地域，而且受众广泛。如季本提出，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每到一地，都会授徒讲学。教育的对象既有诸侯公卿，也不乏凡民庶人，“惟欲随其所至，得英才而成之”（《说理会编》）。历史上的孔子去鲁周流，旨在游说诸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焦竑却断言，孔子此举主要不为谋求政治地位，而“大都为讲学”。孔子之所以秉持有教无类的原则，将讲学的场域从杏坛扩展至四方，目的是大范围培养有志于弘扬道义、改革社会的后继者，从而最终实现平天下的理想，所谓“为徒者满四方，则道明于四方，而太平亦可开矣”（《焦氏四书讲录》）。此外，焦竑还进一步强调，不应将讲学视作孔子政治受挫、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其本是一项主动作为的创举。其他圣人诸如舜、禹，在野时都不曾有类似行动。这项创举为儒者在庙堂之外，开辟了另一条行教路径，即深入民间，教化大众，使之产生道德上的自觉意识，从而移风易俗，建立起和谐的社会环境。焦竑等人的观点，虽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却鲜明地映射出阳明学自身的讲学特点。

王阳明倡言讲学为天下首务。在他的引领下，阳明学者投身于讲学活动，并逐渐形成了行教四方、举会讲学的风尚。面向众人、周流讲学的孔子，既是阳明学者树立的行教典范，也是他们自身的实践写照。

积极的救世者

孔子所提倡的，不仅是完善道德自我的“修己”，还包括构建理想社会的“经世”，正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内圣外王，一体两面，这是古代儒者的共识。相较前人，阳明学者在传述孔子志业时，更为着意地对其强烈的入世精神及救世情怀进行了描绘。

王阳明指出，孔子生前饱受冷落非笑，却依然汲汲于道、席不暇暖。如此积极的入世姿态，根源于他目睹生民的困苦荼毒而产生的深切情感，具言之，即与物同体、悲戚恻然的痛苦与同情。“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传习录》）在孔子看来，宇宙间的一切存在者都与自己息息相通。基于对世人的顾惜与悯恤，孔子将济世救民立为志愿，奔走一生。这种视人如己、视国如家的一体之心，也是圣人仁爱精神的体现。

阳明学者的如上论说，流露出一种强烈而自觉的社会取向。他们本着对人民疾苦的真切关怀，将“外王”实践的重心，从庙堂转向民间，积极探索入仕以外的经世路径，前文提及的讲学只是其中的一端，此外还建立有乡约、社学等多样化的组织。例如，王阳明在江西南赣推行乡约教育，以实现民众间“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为目标。何心隐在家乡永丰创建“聚和堂”，承办宗族的子弟教育、婚丧嫁娶、经济互助、赋税管理等各方面事宜，可谓地方自治、教养合一的有益尝试。他们的救世行动，为改善民众生活境遇，推动明代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作者：王硕，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