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一场法律制度与文化属性的惊天碰撞

昨天，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三年有期徒刑。

二审宣判之后，社会反应依旧十分割裂，“男权”、“女权”对立割据的现象或会再次加剧。 坚信司法正义和程序的正义的占比不高，舆论情况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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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真有那么多的疑点和反转吗？让我们带着重重疑点，再次回到事发当天。

2023年，山西大同男子席某某通过婚介机构结识女方，交往三个月后双方决定订婚。女方提出三项条件：18.8万元彩礼（分两次支付）、婚后一年在房产证加名、7.2克黄金戒指。5月1日订婚宴上，男方支付10万元首期彩礼，双方在婚介见证下签订协议：若男方悔婚则已付财物不退，若女方悔婚则需全额返还。

次日回门宴后，女方突然指控男方强迫发生关系并报警。5月3日女方家属提出提前加名房产及支付剩余彩礼作为和解条件，遭男方拒绝。5月4日警方正式立案，次日对席某某刑事拘留。期间警方曾组织调解，男方虽在派出所签署房产加名保证书，但被女方认定缺乏诚意。

8月24日一审开庭，因社会关注度高涨延期至12月25日宣判，席某某以强奸罪获刑三年。男方当庭上诉，二审历经五次延期，最终于2025年4月16日维持原判。审理期间法院多次调解未果，男方家属始终坚称无罪，并表示将继续申诉。

法律界人士指出，此类刑事判决经二审终审后改判概率极低。也就是说，男方席某某要申诉改判无罪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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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楼梯内的监控视频显示：5月2日下午，双方乘电梯一起返回婚房，二人当时的行为举止很是亲密。进入婚房之后，两人休息了一会，睡醒之后才发生的关系。此后，女方情绪激动，被男方送回女方家。当晚，女方及及其家属选择报警。

关于男女双方发生的性行为，是否基于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这是是否构成构成强奸罪的关键。

男方罗列的证据大致如下：

• 双方已经订婚，发生关系当天沉浸在订婚的喜悦之中，情难自禁；

• 事发前，双方已经在婚房同居。婚房里面有双方共同生活的痕迹，房子里面还有女方的衣物、饰品等生活用品，双方有感情以及共同生活的基础；

• 两人发生亲密关系，但是未有实际性进展。事发后，女方的医学检查显示“处女膜完整、未见新鲜破口”；而且DNA鉴定结果表明，“女方内裤及阴道擦拭物均为检出人精斑及STR分型”，因此算不上强奸， 顶多“擦枪走火”。

警方以及检方的证据如下：

• 男女双方谈恋爱前曾有约定，女方明确表示拒绝婚前性行为；

• 案发时，席某某提出发生性关系，遭到拒绝后，席某某不顾被害人反抗，将其衣服脱掉，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其间，被害人有激烈反抗的举动；

• 席某某有控制女方手机，及限制女方行动自由的举动，将女方反锁在屋内。女方趁着席某某下楼期间，点燃了榻榻米的柜脚和客厅的窗帘，借机逃跑至13楼大声“呼救”，后被男方强行拖拽回14楼的婚房（有小区楼道监控视频为证）；

• 冷静后，男方应女方要求，开车将女方送回家。途中，女方的母亲打来电话，男方才将手机还给女方。接通电话后，女方向母亲哭诉了男方的强暴举动，通话过程中，男方也承认有强迫的举动。 有女方母亲通话录音及车载行车记录仪记录音频资料印证；
  

• 警方鉴定结果表明，床单上检出了男方席某某的精斑和席某某与女方的混合DNA基因分型；

• 在警方的审讯和问询中，男女双方关于发生关系前后的细节交代一致。

证据对比，高下立判。很明显，警方及检方采集到的证据链条更加充足、完善，更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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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构成强奸罪。

在强奸罪的定性过程中，“强”这个字更为关键，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是强奸罪犯罪构成的关键要素。这起案子中，关系发生前后，男女双方的行为和举动均能表明：男方强行发生关系的行为，违背了女方的意志，女方有明显的反抗行为。

其次，“处女膜是否完整”以及“是否有实质性插入”这两个要素，并非是否构成强奸罪的关键要素。

处女膜状况不能证明是否发生性行为，也不能作为是否构成强奸罪行的依据。 关于这点，司法判决案例也已明确。2019年的“顺义司机强奸案”和最近的甘肃小学副校长“性侵”女生案等先例均是真实发生的案例，有迹可循。

处女膜是否完整，是否射精，不是构成强奸罪的要素与重要指标。不能把“是否强迫女性发生性行为”和“没有实质性行为”混为一谈，这是转移大众的焦点和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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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天道》的男主人公丁元英对文化属性的描述如下：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文化属性的产物。而文化属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纵观整个案件，这桩始于婚介所，结束与法院高墙的关系裂变，其间夹杂着传统婚俗 观念（文化属性）与现代法律制度的深层碰撞。

彩礼与房产作为核心利益载体，始终主导的着事态的关键走向。女方在回门宴次日提出的"提前加名+补齐彩礼"要求，实则是将婚姻缔结异化为即时性财产交割；而男方对房产加名的迟疑，折射出当前婚恋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

在女方及家属的认知中，房产证加名字就能撤案并领证结婚，不仅是对女方的认同和保障，更重要的是要一个所谓的“名分”；男方的态度犹疑不定也是人之常情，毕竟房子算是男方最重要的财产和“筹码”，怕女方“骗婚”。双方在5月2日至5日期间的多次博弈和拉扯，已然将情感关系扭曲为赤裸裸的利益谈判。

案件走向的另一关键推手，是男方家庭对法律规则的认知偏差。从拒绝司法调解到发起舆论攻势，其行为轨迹揭示出危险的法律认知误区——将村民联名书、隐私曝光等法外手段凌驾于证据规则之上。这种偏离法律轨道的舆论博弈策略，不仅暴露出"以闹维权"的传统思维定式，更触碰了"舆论不得干预司法"的法治红线。

不讲证据，搞舆论的那一套，企图用舆论裹挟、干涉司法公正。一系列的举动说明，男方的法律认知存在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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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订婚强奸案”的判决结果是出来了，可这起案子带来的社会影响和男女群体割裂、对立的情况还会逐渐加剧。归根结底，这是一起法律制度与文化属性的终极碰撞。

这件事情的舆论之所以搞得这么大，原因有二：

• 其一，高价彩礼引发的婚恋焦虑已成社会痛点，此案恰成情绪宣泄出口；

• 其二，大部分人都是“法盲”，法律认知存在严重偏差。相当一部分人在案件初期秉持"婚约即性许可"的错误观念，默认男方付出了彩礼或者缔结了婚姻，就等于得到了女性的“性同意”；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亲密关系的双方不存在“强奸”之说。全然忽视了是否违背其意志这一核心要素。

所幸，大同市的人民法院顶住了舆论压力，维护了法律公平、公正的精神。司法系统顶住舆论压力，通过严谨的证据审查确认了"婚约状态不豁免刑事责任"的裁判规则。这是一次法治进步的里程碑。

山西“订婚强奸案”这个案例将成为典型，不仅会影响对婚恋观念的发展走向，也给全国的男男女女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律课。以后搞对象时一定要牢牢记着：

亲密关系不等于性同意豁免权，婚约/彩礼也无法充当性同意的等价交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