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史漫笔373】 倾听日本黑色布道者山本耀司的独白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我讨厌被称作艺术家。”山本耀司在自传《My Dear Bomb》中写道，“我只是一个做衣服的人，一个工匠。”这位1943年生于东京新宿的裁缝之子，用一把剪刀剪开了西方时尚界的金色帷幕，让黑暗成为另一种光明。他的工作室里常年播放着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据说那旋律能让布料“安静下来”，好让他听见纤维的私语。

1945年战后东京的废墟是山本耀司的第一个画布。父亲战死菲律宾，母亲富美在银座裁缝学校习得手艺，独自在新宿歌舞伎町开了一间小小的洋装店“Fumi”。小耀司蹲在缝纫机旁，看着母亲的手指在布料上跳舞，那些被战争夺走丈夫的女人们穿着母亲缝制的衣裙，在灰烬中重新绽放。“她们教会我，衣服不是装饰品，而是铠甲。”多年后他在NHK纪录片中这样回忆道。

1972年，山本耀司在东京青山开了第一家工作室“Y’s”。当时，日本正沉浸在“伊夫·圣罗兰”的华丽中，他却从旧书店淘来《无产阶级服装论》，研究如何让衣服“像空气一样自由”。1981年巴黎首秀，模特们穿着全黑、不对称的衣裙，像被飓风撕碎的旗帜。法国媒体惊呼：“这是一次时尚核爆！”随行记者记录道：“当最后一个模特离场，山本耀司独自站在满场嘘声中点燃香烟，烟雾与他身上的黑衣融为一体，仿佛一场行为艺术。”

山本耀司与川久保玲的相遇已经被写进时尚史。这对男女在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看贾科梅蒂雕塑展时，同时注意到那些“被战争消瘦的灵魂”。1983年他们联袂登陆巴黎，掀起“黑色浪潮”。但是，山本耀司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只是想让衣服回归到包裹身体的本质。”

在自传中，山本耀司透露他的设计密码：“每件衣服都藏着两个口袋，左边装着我父亲的战死通知书，右边是母亲用过的顶针。”这种“矛盾美学”在1999年春夏系列达到巅峰——模特们穿着看似烧焦的裙摆行走，实则每处“破损”都是精密计算的结果。《纽约时报》评论称：“这是对完美主义的恐怖袭击。”而他在接受《艺术新潮》采访时解释：“就像日本能剧中的‘序破急’，破坏本身可以成为新的秩序。”

山本耀司的工作室禁止使用“漂亮”这个词汇。2008年纪录片《 Notebook on Cities & Clothes 》捕捉到一个片段：当实习生称赞某件设计“美极了”的时候，山本耀司突然抓起一把剪刀把这件衣服拦腰剪断：“现在它开始有趣了。”这种偏执源于他对现代社会的观察：“当所有人都忙着点赞时，真正的创造恰恰需要一些‘不愉快’。”

山本耀司的跨界如同他的剪裁一样打破常规。他为北野武电影《玩偶》设计的戏服，让暴力美学有了柔软的褶皱；与坂本龙一合作的歌剧《生命》，用布料再现核爆后的“蘑菇云裙”；他甚至为日本自卫队设计过“可拆卸为担架”的军装。“布料是最诚实的材料”，他在武藏野美术大学的演讲中说，“它不会说谎，就像我母亲战争时期用降落伞改制的婚纱，那种被迫的创造力才是真正的奢侈。”

2010年公司破产重组时，山本耀司发表公开信：“资本主义的裁缝剪不断人性的线头。”随后推出的“Ground Y”系列，所有服装都可以反向穿着——这源自他儿时的记忆：“母亲总说衣服要留出‘悔改的余地’。”近年他与日本残疾人协会合作“无障碍时装”，那些为轮椅设计的裙摆弧度，让人想起他常说的：“真正的先锋不是惊世骇俗，而是让边缘人获得尊严。”

如今年过80岁的山本耀司仍然保持着工匠作息：清晨5点出现在东京南青山工作室，用老式收音机听着爵士乐裁布。“爵士乐就像我的打版纸”，他自己出版的访谈集《线与音》中说，“即兴中藏着精确的数学。”工作室墙上挂着威廉·布莱克的诗句：“在荒原尽头，手指触到天。”这或许是他最好的注脚——一个用针线对抗重力的人，让布料获得了飞翔的野心。

在快时尚泛滥的今天，山本耀司的服装反而越来越“慢”。2022年秋冬系列中，一件大衣需要匠人手工缝制380小时。当记者问及这种“不效率”，他指了指母亲留下的旧缝纫机：“战争时期她曾用三天三夜为邻居改制丧服，那才是真正的‘高级定制’——用时间丈量生命的重量。”

在键盘上敲打出这篇文字的时候，要感谢小友给我推荐的山本耀司《我投下一枚炸弹》和《做衣服》这样两本书。再看窗外，“晴空塔”的灯光斜照过来。山本耀司——那位老裁缝的影子投在布匹上，像一首未完成的暗色俳句。（2025年4月18日写于千叶丰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