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求法 海上西游：与玄奘齐名的另一个唐僧

义净为了解决唐代戒律紊乱的现实，西行印度求法，并在印度、南海诸国生活、学习二十余年，带回大量的佛教经律，回国后从事翻译、著述工作十余年，促进了中印佛教的交流。义净还向中国介绍沿途经历各国的情况，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载，对中国与印度、南海诸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义净其人

义净，唐代齐州山茌县（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县）人，本姓张，字文明，贞观九年（635）出生，7岁时便在齐州城西的土窟寺出家，取法名义净。义净在寺中勤学好问，尤其重视佛家戒律的学习，并通过到长安、洛阳游学，充实了知识与见闻，坚定了对佛教的信仰。由于受到法显、玄奘西行求法事迹的鼓舞，义净很早就确立了去印度求法的志愿，并最终在37岁时实现夙愿，于咸亨二年（671）从广州出海，历时二十余年，于武周长寿二年（693）回到广州。此后直到去世，全身心投入译经和授徒工作。

义净求法路线图

二、丝路行旅

义净西行的经过，主要见于其回国途中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义净自述》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根据这些资料，我们知道义净此行所经过的国家和地区。从广州出发，经过不到二十天，义净首先到达室利佛逝国（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巨港），他在此停留六个月，学习梵语，为印度求法准备语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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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62《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局部）

义净于咸亨四年（673）二月八日到达耽摩立底国，停留一年学习梵语。在这里，义净还见到了玄奘的弟子大乘灯。义净与大乘灯相识后，共同往中天竺求法。义净在印度具体游历了多少国家没有明确的记载，唐中宗撰写的《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敦煌文书S.462）中说义净“所经三十余国，凡历二十余载”，宋代高僧赞宁说义净“经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这里的三十余国，应该包括义净赴印度途中经过的南海诸国。

在游历各处佛教圣地之后，义净回到那烂陀寺，从上元二年（675）到光宅元年（684），在此学习研究长达十年之久。那烂陀寺是当时的佛教最高学术中心，世界各地的高僧云集于此。义净在那烂陀寺广泛学习佛教经典，收集各种梵文佛经，以备回国后翻译引介。他还初步翻译了部分佛经，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和《一百五十赞佛颂》等。在学习、研究之余，他还考察了那烂陀寺的各项仪轨制度、佛教教规等，他在著述中多次提到那烂陀寺，将其作为佛教寺院的典范予以介绍。

P.2585 大周长安三年（703）三藏法师义净奉制译经题记

结束那烂陀寺的十年学习之后，义净在垂拱元年（685）带着“梵本三藏五十万余颂，唐译可成千卷” ，踏上回国之路。义净返程路过室利佛逝时，在此停留了六年之久，除其间曾短暂返回广州外，主要是在室利佛逝从事著述和译经工作。义净的主要著作《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都是在室利佛逝完成的。此外，他还翻译了一些佛教经典。

P.2001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局部）

三、千年遗响

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的求法僧经南海、印度洋至印度的航行路线非常详细，对沿途各国名称、地理位置、里程、风土人情的介绍均较可信。义净对印度佛寺的记载也独具意义，其记载的丰富程度甚至远超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王邦维认为：“如果就研究七世纪时印度的佛教寺院状况而言，《寄归传》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不管在义净以前、同时或是以后，都没有任何一部书像《寄归传》这样详细专门地记载了当时佛教寺院内各方面生活的实际情况。”

宋绍兴十八年（1148）福州开元禅寺刻本《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局部

义净的西行求法，是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的迫切要求。义净在印度、南海诸国生活、学习二十余年，全面学习了解佛教知识，考察印度、南海的佛教状况，带回大量佛教经律，回国后十余年从事翻译、著述工作，促进了中国与印度、南海诸国的佛教交流。义净在著述中介绍的印度、南海诸国的社会生活、风土人情，以及南海航行的经验，促进了南海交通的发展，深化了唐代中国对印度、南海诸国的了解，也为后人了解当时的印度、南海诸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他在著作中还传播了印度语言学、医学、卫生习惯等方面的知识，对中国与印度、南海诸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节选自《文化交流·版本研究》2024年5月刊文章《义净西行求法及其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