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出身名门被抛弃，身后把全部遗产捐给中国

1948年，香港九龙。

海风裹挟着咸涩的气息涌入码头，佐藤富子牵着幼子志鸿的手，指尖微微发抖。她望着眼前那栋米白色的小楼，庭院里传来孩童嬉闹声，夹杂着熟悉的中国方言。

门开了，一个身着旗袍的年轻女子抱着婴儿走出，身后跟着几个孩子。富子后退半步，喉咙发紧。

那是郭沫若的新妻子于立群，而她身后的男人，正低头逗弄着襁褓中的幼女，眉眼温柔如昨。

“妈妈，那是爸爸吗？”

志鸿仰头问道。富子没有回答，她松开儿子的手，向前迈了一步。

木屐踩在碎石路上的声响惊动了庭院中人，郭沫若猛然抬头，四目相对的刹那，他手中的茶杯“哐当”坠地。

01

1916年夏，东京圣路加医院的走廊里飘着消毒水与栀子花的混合气息。

21岁的佐藤富子正低头整理病历，耳边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一名中国青年冲进护士站，用生硬的日语请求调取亡友陈龙骥的X光片。他眼眶通红，衬衫领口被汗水浸透，却在瞥见富子时怔住了.

她眉目低垂，晨光透过玻璃窗洒在她发梢，恍若镀上一层圣洁的光晕。

“小姐，您……像圣母玛利亚。”青年突兀的告白让富子耳尖发烫。

她后来才知道，这个叫郭沫若的留学生因为包办婚姻、异国求学的孤寂，以及友人离世的打击，几乎走向推向自杀边缘。

两人开始频繁通信，郭沫若在信中倾吐苦闷：“我是一只断线的风筝，而你是握住线轴的人。”富子则用英文回信：“我的灵魂已属于你，即便与家族决裂。”

02

为了与郭沫若同居，她剪断与武士家族的联系，甚至放弃本名，成为“郭安娜”。

1916年冬，冈山的出租屋里，她挺着孕肚蹲在煤炉旁煮粥，郭沫若伏案写诗，将她的乳房比作“盛满甘露的坟墓”。

她笑他荒唐，却把诗句珍藏进木匣——那是《女神》诗集的雏形，也是她以为的爱情见证。

1928年，日本千叶县市川市。

安娜在庭院里种下蔷薇与紫苏，鸡笼旁堆着郭沫若的手稿。

十年亡命生涯中，日本宪警的监视如影随形，她学会了用菜园伪装学术研究：藤架下埋着甲骨拓片，蕃茄地里藏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草稿。

长子郭和夫曾问：“为什么爸爸总被警察追？”她抚着孩子头顶：“因为他在书写中国的灵魂。”

深夜，她借着月光缝补衣物，听着书房传来丈夫的咳嗽声，默默将稀粥里的米粒捞进他的碗中。1934年某夜，宪警破门搜查，她挡在书柜前，任由警棍砸向肩胛，始终未透露郭沫若的消息。

03

1937年7月25日凌晨，郭沫若穿着和服走进卧室，在安娜额间印下一吻。她佯装熟睡，泪水却洇湿枕巾.

昨夜，丈夫整理手稿时曾说：“若我消失，定是为国赴死。”

此刻，她听见木屐声渐远。

三周后，日本宪兵踹开家门。审讯室里，皮鞭抽裂了她的和服，血渍晕染出地图般的痕迹。

他们逼问郭沫若的下落，她咬破嘴唇冷笑：“我的丈夫是中国人，他在保卫自己的祖国。”出狱时，长子和夫搀扶着她，五岁的志鸿攥着半块山芋，怯生生问：“妈妈，我们是不是罪人？”

04

11年后，当富子带着儿女跨越战火踏上香港土地时，怀揣着最后的希冀：木匣里装着郭沫若的手稿、长子京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以及她放弃日本国籍的证明。

可九龙山林道的别墅里，于立群与五个孩子的笑声击碎了所有幻想。

“请回吧。”郭沫若避开她的目光，于立群怀中的婴儿突然啼哭。

富子后退半步，撞翻了玄关的青瓷花瓶。瓷片飞溅中，她想起1934年那个雨夜，丈夫捧着摔碎的茶杯安慰她：“器物易损，但我们的爱不会。”

后来，富子戴着红袖章参加街道会议，用东北方言与邻居唠家常。

长子郭和夫在化学研究所攻克页岩油技术，她将珍藏的郭沫若手稿捐给国家，唯独撕下那首《Venus》——诗句泛黄的边缘，还沾着当年煮粥时的米浆。

1977年，垂危的郭沫若请求见她最后一面。她摩挲着周总理寄来的信笺，对长子摇头。

次年春，她将毕生积蓄457万日元捐给中日友好协会，遗嘱仅八字：“葬于中国，勿立碑文。”

尾声

1994年，上海龙华殡仪馆。日本驻华领事低声问：“值得吗？”郭和夫望向母亲遗像：“她曾说，爱过中国，便不再是流浪者。”

窗外，玉兰花开得正盛，像极了1916年圣路加医院的那树栀子。

注：本文细节综合自郭沫若与佐藤富子往来书信、回忆录及多部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