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见中国”：台北故宫邓淑苹解码万年玉文化丨访谈

文博时空/文黄君度/文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物长卷中，玉器始终是最神秘的符号之一。它们跨越万年时空，承载着先民信仰、王朝礼制与匠人匠心，却始终如谜般静默不语。如何读懂这些凝固的文明密码？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际知名玉器研究专家邓淑苹，用毕生心血为世人揭开了这层神秘面纱。

邓淑苹深耕玉文化研究逾四十载，足迹遍及全球数十座博物馆库房，以“上手检视”的扎实功力，建立起中国玉器材质与工艺的谱系脉络。她提出的“华西系玉器”等理论，颠覆了学界对史前玉文化的认知，为近年考古发掘所证实；她将九千余年玉器史分为“玉之灵”“玉之德”“玉之华”“玉之巧”四个单元，揭示了华夏文明多元融合的深层肌理。从红山文化的动物精灵崇拜，到良渚的璧琮宇宙观，从战国楚墓的引魂升天玉器，再到汉代皇室的楚式绿玉传统——邓淑苹的学术生涯，恰似一部以玉为媒的“文明解码史”。

2025 年 1 月，邓淑苹以笔谈形式接受了“文博时空”独家专访。她以六个关键问题为轴，串联起华夏大地万年玉脉。史前华西与华东的信仰分野如何塑造了最早的玉礼制？夏商周的文化融合怎样在玉器中留下印记？汉代楚式绿玉何以成为沟通生死的媒介？唐宋玉器又如何折射出中外文明的激荡？透过她的讲述，我们不仅看到玉料矿源的星火燎原、治玉工艺的代际传承，更触摸到中华文明敬天法祖的精神内核。这位七旬学者将毕生积淀倾囊相授，带我们踏上这场横跨时空的“玉见中国”之旅。

玉之灵：史前时期

1. 您在论著中提到，史前时期华西地区发展了“天体崇拜”与“璧·琮礼制”，而华东地区则盛行“物精崇拜”。请问这两种崇拜在玉文化上的体现有何不同，它们各自的文化特征和象征意义是什么？

今日东亚主要被“汉族”居住的大地，英文称作“China Proper”，可译为“中国本部”或“汉地”。在秦汉一统之前，这片大地散居着文献纪录的华夏诸族，故可称为“华夏大地”。

观察东亚自然地图，可看出以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串连的山脉链，将华夏大地区隔为高亢干燥的华西与低平湿润的华东。这也是地理学上所称的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

新石器时代晚期（前 5000-3000 ）玉器的分布（摘自邓淑苹《古玉新释》）

通览史前玉文化的发展，会发现华西地区在公元前 3500 年进入庙底沟文化之后，发展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也发展出类似巫术的“同类感通”思维。所以华西史前先民制作成组光素圆璧方琮，用以祭祀神祇。

圆璧与方琮并非生活用器，从考古遗迹观察，史前华西先民也不曾将璧或琮当作人体装饰品；倒常将等数成组的璧与琮掩埋于无人骨、无陶器的祭祀坑中；说明史前华西先民期待以成组的圆璧、方琮发挥“同类感通”的巫术功能，令天神地祇体察生民的需求；这即是华西先民“天体崇拜”最具象的写照。

齐家文化玉琮

齐家文化嵌绿松石片玉璧（摘自邓淑苹主编《故宫玉器精选全集》）

“天体崇拜”与“璧琮礼制”主要盛行于庙底沟文化、先齐家诸文化（常山下层、菜园、客省庄、半山等文化）至齐家文化，约公元前 3500 至 1500 年。良渚文化晚期（约公元前 2600 －前 2300 年），也因文化交流，曾发展过次生性“璧琮礼制”。但是该礼制传统并未在长江下游扎根。

良渚文化玉琮（作者摄于上海博物馆）

夏、商、西周三王朝的考古遗存中，并无“璧琮礼制”的迹象。但是在公元前五世纪，约当春秋、战国之交，在黄河上中游姬姓大贵族的墓葬，以及陕西宝鸡一带战国、西汉祭祀坑里，出现“璧琮礼制”的复兴现象，也证明“璧琮礼制”的原创地就在黄土高原。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周官》亦成书于此时，所以“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成为《周官‧六器》的核心。（《周官》一书在新莽时改名为《周礼》，详后）

生活在低平湿润的华东先民，有着不同的社会组织与信仰。他们相信是“神祇”派遣“动物精灵”引渡神秘的生命力给予氏族“祖先”，所以巫觋要穿戴起各式雕琢动物纹样的玉器，汲取了美玉的精气与动物的法力，才具有通灵的高超能力。

华东的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的玉器多用作人体装饰；它们或雕作颇写实的：鸟、龙、虎、鱼、龟、昆虫（蝉蛹）及龟壳等，用作佩饰等；或在大致固定的装饰器类，如：镯、管、璜形佩、锥形器、梳背（冠状器）、三叉形器等的器表，雕琢融合了“神祇‧祖先‧神灵动物”三位一体的纹饰。所以我们也可称史前华东先民施行“宝玉衣礼制”。（“宝玉衣”一词出于《史记‧殷本纪》，是巫觋通神时所穿缝缀许多玉饰的法衣）

凌家滩文化玉鹰（作者摄于上海博物馆）

史前华东“神‧祖‧灵”三位一体信仰，流传到商代时盛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从甲骨文可知，生民要通过先公、先王向自然神祇“帝”祈求庇佑。华西的周族曾雄占整个华北，但当周王室被迫东迁、国势衰微后，华东崇巫尚祀的传统，更见于长江中游楚国的强势崛起。从楚简可知，内涵为虎、龙的“琥”与“璜”，都是楚人通神的礼器，也在战国时被纳入《周官‧六器》的范畴。

2. 您如何解读史前华西地区与华东地区在玉料选择和玉器制作上的差异？

根据地质学家杨明星教授的分析，大体得知今日蕴藏于昆仑山东段的优质闪玉，可能在战国年间才逐渐东输中土；西汉以降，昆仑山西段和阗地区的闪玉逐渐成为中国历代玉作的主要玉材。（此段是杨明星教授的高见，尚未正式发表，特此致谢）在此之前，华夏大地上分布多个地区性玉矿，是支撑史前阶段至夏、商、西周三代制玉所需。

红山文化玉猪龙

由于有些玉矿色泽具较强的特征，结合器形特征，比较容易归纳出它可能是那个考古学文化先民所采用。譬如一种黄白至黄绿，色泽莹润，俗称“黄白玉”的闪玉，既见于东北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也见于太湖流域良渚文化早中期（多因埋藏而白化），以及长江中游肖家屋脊文化。目前只有辽宁岫岩蕴藏的闪玉，可能是兴隆洼－红山文化先民使用的矿点之一，但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江汉平原的肖家屋脊文化能各自发展具强烈生命力的玉器文化，肯定掌握了附近的原生性玉矿，有待探勘。不宜认定红山、良渚、肖家屋脊三个考古学文化，使用同一个玉矿。

肖家屋脊文化玉獠牙神面牌饰

过去长期以来，学界多认为至少齐家文化时，已采用青白色的和阗美玉制做璧、琮；但是近年在甘肃发现多个以青白色为主的闪玉矿。敦煌旱峡闪玉料可能供应西城驿文化、齐家文化先民使用。酒泉市肃北县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寒窑子玉矿，可能在战国至汉代时开采。以上是考古学家正式的发现。此外甘肃临洮马衔山可采集含大片褐红色斑的青白闪玉，外观很相似于齐家玉器。

陕北的石峁文化先民可能掌握附近含铁量高的墨玉，用之制做锋利的牙璋、多孔长刀，藉以四出征伐掠夺。只是有待地质学家积极探勘这种墨玉的蕴藏地。史前至历史早期华西先民常用一种质感致密，保留变质作用前沉积岩文理的灰色调（灰褐、灰蓝）闪玉，制做锋利的带刃器（刀、斧钺），从出土物的密集度，以及出土实物的尺寸可推测，其原矿可能在介于陕、甘、宁交界的六盘山区，有待地质学家积极调查。

2018 年石峁遗址皇城台出土的牙璋

2018 年石峁遗址皇城台出土的玉铲（玉刀改制而成）

笔者早年（ 1976-77 年）以博物馆员身份，赴台湾大学地质系正式修习矿物学，并努力将矿物学基础知识用于提升自身肉眼鉴定玉料的功力； 1979-1980 年，探访欧美二十多间收藏中国古玉的博物馆，得以在各馆库房中，将各时代玉器一一上手检视。通由视觉经验即可发现玉料与史前玉器器类与造形，常有一定的连结关系，这是我日后在1993年提出“华西系玉器”的学理基础。截至近年，我初步归纳史前阶段的华西与华东，各有五种从外观可辨识的常见玉料。

除了对各考古学文化采用玉料的常态研究外，笔者从上个世纪末就关注到一个特殊现象：考古出土与重要的传世玉器中，有多件用典型华西玉料制做的带刃器，器表却雕琢典型华东“神‧祖‧灵”纹。经深入研究可发现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甚多黄河下游的移民，或因躲水患等灾变，向西迁徙至黄土高原，定居于陕西延安芦山峁一带，这些移民用华西玉料制做带刃器（玉刀、玉铲钺等），器表雕琢华东的“神‧祖‧灵”纹。

史前先民治玉工艺的差别并不大，在开料方面，主要使用长形片状带刃工具，结合调了水的解玉沙开料，即所谓“片切割”，这是华西、华东都在使用的方法。但是华东地区先民还擅长用麻绳等软性工具，配合调了水的解玉沙开料，即所谓“线切割”，留下同向不等径的圆弧形波磔痕。

杨明星等，《先秦出土透闪石玉料矿源研究的思考》，《江汉考古》2024年第3期。

邓淑苹，《曙光中的天人对话－中国玉礼制的史前探源》，庞雅妮主编、陕西历史博物馆编：《玉韫‧九州：中国早期文明间的碰撞与聚合》，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3年。

邓淑苹，《中国玉文化的材质与谱系－远古至夏》，巫鸿主编，中国材质艺术丛书第二辑《礼仪与奉献》，上海书画出版社，2024。

邓淑苹，《论雕有东夷系纹饰的有刃玉器》上、下，《故宫学术季刊》16卷3,4期，页1-34，页135-162，1999。

邓淑苹，《龙山时期“神祖灵纹玉器”研究》，《考古学研究十五‧庆祝严文明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22年10月。

邓淑苹等，《中国史前玉雕工艺解析》，会议论文集《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四编）》，紫禁城出版社，2006。

玉之德：先秦到汉代

3. 您在论著中提到，夏族在中原建立王朝后，吸收了南方、东方的神秘信仰。请问这种文化融合在玉文化中是如何体现的，能否举例说明？

学界目前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王朝晚期遗存。笔者曾解析二里头出土玉器的文化成分，有的来自华西，有的来自华东。明确来自华东的成分有二：“柄形器”与装饰于玉器周围的“扉牙”。

商代瓣纹玉柄形器（上海博物馆藏)

林巳奈夫于 1996 年即考证所谓“柄形器”是从肖家屋脊文化神祖灵纹玉器，逐渐抽长、演变而成；主要是贵族在举行“祼礼”时，用作祖先的代表，可从上方浇鬯酒。近年二里头遗址确实出土抽长形的肖家屋脊文化玉神祖像，更证明林巳奈夫说法正确。

二里头文化带有“扉牙”的牙璋

至于华东式“扉牙”的内涵相当复杂，有的似乎像从河姆渡文化陶器上刻画的“介”字冠顶”演变，有的显然是神祖侧面脸部轮廓的写实或抽象的表现。当牙璋器形从山东地区传播至陕北后，又发展出“对称多尖式扉牙”、 “典型兽首式扉牙”等。

林巳奈夫，《圭について（上）》《泉屋博古馆纪要》第十二卷，1996年。

邓淑苹，《“柄形器”考证－兼论西周中期鸟纹玉片的内涵》，黄莉执行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九）》（中华玉文化特刊)，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年。

邓淑苹，《龙山时期“神祖灵纹玉器”研究》，《考古学研究十五‧庆祝严文明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22年10月。

邓淑苹，《牙璋探索－大汶口文化至二里头期》，《南方文物》2021年第1期。

邓淑苹，《中国玉文化的材质与谱系－远古至夏》，巫鸿主编，中国材质艺术丛书第二辑《礼仪与奉献》，上海书画出版社，2024。

4. 汉代是中国玉文化的一个重要时期，您如何看待汉代玉器在形制、用途上的变化？这些变化背后反映了汉代社会的哪些特点？

当代学术界以“早期中国”一词指称中国历史上史前至汉代。因为在这漫长岁月里，华夏大地虽因地形差异，形成低平湿润的华东与高亢干燥的华西。夏、商、周、汉的朝代更迭，就是源自华西（夏、周）、华东（商、楚汉）的不同氏族，轮替地逐鹿中原，逐渐融合成“车同轨、书同文”，以“儒”、“道”两家思想为文化底蕴的汉族。所以今日“汉族”“汉字”“汉文化”成为中国的主体成分。西汉、东汉历经四百余年（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 年），其中夹了国祚仅 15 年的“新”朝。

西汉·仙人乘天马玉雕

汉代玉雕艺术承袭战国遗风，部分器类如：辟邪、角杯等，造形来自域外。雕工堪称精美绝伦，相关论述甚多。在此，我只想从两个非常重要，但是比较不受学术界关注的课题，讲述一点己见：

其一，“楚式绿玉”成就特殊祭玉、葬玉传统。其二，《周官》被献入朝廷后，可能在汉武帝时已受重视，新莽时，《周官》改名为《周礼》，列入学官后，影响汉代至清代约两千余年的玉礼制。

楚式玉器纹饰（湖北省博物馆展板）

所谓“楚式绿玉”，是一种镁质大理岩变质的绿色闪玉。可能蕴藏在湖北荆州到湖南长沙一带，需要地质学界的探勘。约春秋战国之交（公元前 476 年前后），楚国势力崛起时，这种绿玉主要用于制作祭祀用玉璧，以及丧葬用的玉璧、成对大玉璜（含有龙的意涵）与成对大玉琥。从望山（湖北荆州望山桥楚墓）等未经破坏的战国墓葬可知，成对的大玉璜与成对的大玉琥，是左右对称地缝在墓主大腿的前、后部位的寿衣上。显然是给亡者骑乘升天所用。但是今日许多学者误把这些具有引魂升天的玉器，解读为串连成组的组玉佩，是很令人扼腕的错误说法。

望山 2 号墓出土的三类“楚式绿玉”葬玉， 1 为谷纹璧， 2 为谷纹璜一对， 3 为琥龙一对。

战国中期·荆州望山桥一号墓出土玉珩（荆州博物馆藏）

楚式大玉琥，今日多被称作“S龙”，但从楚简等资料可知，楚人称之为“琥”。为免于混淆，笔者创“琥龙”一词称之。楚式绿玉制作的“琥”与“璜”，属于《周礼‧六器》中的礼器。这里的“璜”具有“龙”的内涵。

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透雕龙纹玉璜（湖北省博物馆藏）

战国·龙凤纹青玉佩（长沙市博物馆藏）

发展到了战国晚期，又出现用楚式绿玉制作“双身合首琥龙纹璧”，也就是在玉璧外围增加一圈，雕有三至五组“双身合首琥龙纹”的玉璧。当墓葬中出现这种围绕“琥龙纹”的玉璧时，通常墓中就不再有成对的大玉琥出现。此一改变的真实原因，或因为楚人把单件的琥雕琢在圆璧的外围。

战国晚期·荆州高台墓地出土的双身合首龙纹玉璧（荆州博物馆藏）

双身合首龙纹玉璧局部放大图解

汉朝的皇室本是楚人，承袭华东楚族“动物精灵崇拜”的信仰。所以西汉时许多刘姓诸侯国的墓葬里，用楚式绿玉制作贴在漆棺内壁的大玉版，上面常刻画“双身合首琥龙纹璧”，且刻意将璧的中孔部位淘空，应是作为墓主灵魂出入的通道。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玉衣，是目前所知使用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制作工艺最精的金缕玉衣。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玉衣与漆棺上的玉片都是楚式绿玉，曾被学者取样鉴定，推测该玉矿的产状应为“热液交代型镁质大理岩型软玉矿床”，此科学分析的结果非常重要。但是该报告认为玉矿来自昆仑山的推测，笔者并不认同。因为战国早中期，除了长江中游楚墓突然出现大量这类特殊的绿玉之外，其它大部份地区出土玉器的质地多为青白色闪玉，从色泽观察，多属可能蕴藏于甘肃至新疆的闪玉。直到战国末年，陕西长安地区秦国夏太后墓中，才见到楚式绿玉制作大批小玉圭。

笔者推估公元前五世纪的春、战之交，长江中游楚国势力的崛起，且突然发现优质原生性绿色闪玉矿，楚国贵族承袭远古华东“动物精灵崇拜”信仰，以“楚式绿玉”成就特殊祭玉、葬玉传统。进入汉代后，由于皇室发迹自楚，楚式绿玉受到皇家重视，除大量用于葬玉外，还常用以制作祭祀山川的玉礼器，如陕西凤翔血池、甘肃礼县鸾亭山出土玉器，也多是用楚式绿玉制作。

目前地质学界还不重视楚式绿玉的问题，认为它可能是昆仑山里的玉料，这是不了解玉文化的特殊本质所产生的误解。从史前至汉代，中国玉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每个具有创发性的玉文化，诸如：小南山、兴隆洼－红山、崧泽－良渚、先齐家－齐家、石峁、肖家屋脊等考古学文化，应该都是掌握特定的原生玉矿才能蓬勃发展。公元前五世纪左右楚文化的崛起，楚式祭玉、葬玉的大盛，应该也是在楚国境内发现原生性玉矿的结果。只是寻找已消失的古玉矿，确非易事。

前文已提过，战国时期《周官》一书出现，目前并不清楚作者是何许人，但从书中所记玉器资料，推测是同时熟悉周文化圈与楚文化圈的儒者所撰。

宋婺州唐宅刻本《周礼》（“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本）

该书在西汉武帝时（公元前 141 至前 87 年），由河间献王从民间购得，呈献给朝廷。近年考古学界考证，早年在陕西西安联志村、卢家口分别出土约西汉武帝时的大批祭祀用玉器，都是成组的：璧、琮、圭、璋、琥、璜。极有可能是受到《周官》的影响。（小注：联志村、芦家口两批玉器非科学出土，早年曾被当作战国或秦代玉器报导，梁云仔细考证，认为是汉武帝时祭祀太一、祭祀天的礼器。）

《周官》一书在王莽篡汉后改名为《周礼》，并设为学官，内容被公开，成为多位大儒研究的对象。此书中提出“六器”与“六瑞”的观点，前者明指用璧、琮、圭、璋、琥、璜共六种玉器，为祭祀天、地、东、南、西、北自然神祇的玉礼器；后者明指用四种圭、二种璧，作为贵族级别的表征。

事实上，那是儒者综合战国之前近三千年的各时段、各族群玉礼器所作的一个统合。其中尤以“璧与圭”的组合，成为汉代以后历代遵行的最重要的基础礼制。

谷娴子等，《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金缕玉衣和镶玉漆棺的玉料组分特征及产地来源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0年4月。

邓淑苹，《楚式礼玉－远古“物精崇拜”与“天体崇拜”的融合创新》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馆刊》，(14辑)，岳麓书社，2018年。页085-110。

邓淑苹，《玉礼器与玉礼制初探》，《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页210-236。

梁云，《对鸾亭山祭祀遗址的初步认识》，《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5期。

邓淑苹，《汉至明代玉礼制的发展》，邓淑苹《乾隆皇帝的智与昧－御制诗中的帝王古玉观》，台北故宫博物院，2019年。

邓淑苹，《中国玉文化的材质与谱系－商至清》，巫鸿主编，中国材质艺术丛书第三辑《材料与谱系》，上海书画出版社，2024年。页39-132。

玉之华：南北朝到宋元

5. 唐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玉文化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您能否谈谈这一时期玉文化的主要特点，以及它们如何反映了唐宋时期的社会风尚？

在中国玉器史上，唐代与宋代是不同的发展阶段。隋唐二代的玉器文化，应该与之前的南北朝连起来观察。公元四世纪由于天候变干燥，不利于草原民族的生存，他们分批南下与务农的汉族争生存资源。东晋灭亡后，进入南北朝阶段（公元 420-589 年）。中亚东端的于阗国（公元前 232 —公元 1006 年）是个历史悠久的政体，由于占据昆仑山北麓采集闪玉籽料的和阗地区，所以吸纳来自西边伊朗高原上镶美石的腰带传统，以及金属多曲杯传统，改用闪玉制作所谓“玉带”、“玉杯”。

法国籍伊朗学者Melikian-Chirvani, A. S.根据伊朗西南苏萨市（Susa）出土，可能是六至七世纪萨珊王朝时的绿玉“酒船wine boat”，推断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玉质多曲杯，是萨珊王朝制作的玉器；但笔者 2012 年前往巴黎罗浮宫博物馆检视苏萨市出土酒船，确知其质地不是闪玉，可能是绿玉髓。

萨珊帝国的多曲杯多用金属制作，造形既浅又弯，据说其原创内涵是象征月亮。但随着粟特族的贸易网络涵括西亚至中亚，多曲杯的图像广存于西亚至中亚的不少壁画里；但在东传的过程中，多曲杯逐渐发展成比较宽深平坦的器形。何家村窖藏里的玉质多曲杯，从器形与纹饰分析，可能出自中亚于阗国的玉工之手。

唐·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

文献中多记载从南北朝到初唐，“于阗玉带”常是贵族间相互赠予的舶来品。唐高宗显庆年间（公元 656－660 年）制定官服制度时，“金玉带”是“三品之服”。因此笔者推测，盛唐以来可能在唐王朝境内已有制作玉带作坊，不过可能掌握在于阗国人的手中。

笔者曾详细统计正史等文献所载，自三国至明代（公元 220－1644 年间），中亚与中原双方玉器、玉料交流的纪录共 85 条。从这些资料可知，唐朝时虽然国势强盛，但当时于阗国垄断玉料，只准许制作好的成品东输中土。以致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 725 年）举行封禅大典的玉册，质地只是白大理石。因为当时都用似玉之“珉”制作礼神六器，天宝十载（公元 751 年）下令规定：“自今以后，礼神六器、宗庙奠玉，并用真玉。诸祀用珉，如以玉难得大者，宁小其制度，以取其真。”

唐哀宗即位玉册（汉白玉，中国考古博物馆藏）

后晋高祖于天福三年（公元 938 年）派遣供奉官张匡邺、假鸿胪卿彰武军节度判官高居诲，前往于阗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高居诲将旅行所见写成《高居诲行记》；除了记录于阗国有三条玉河，主要由官方垄断采玉外，还记录：“其国中器用服饰往往用玉，今中国所有多自彼来耳。”

到了五代、北宋时（公元 907－1126 年），情况有了改变。官方记载中，于阗国等既进献玉器也进献玉料。北宋神宗、徽宗还主动要求西域进贡品质优良的好玉。所以存世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 1008 年）禅地祇玉册，及盛装玉册之玉匣上的嵌片，都是用和阗白玉制作。

总之，南北朝至隋唐的 488 年（公元 420－907 年），从北亚、西亚、中亚传入各种异域文化，令东亚汉民族在服饰、器用上，摆脱史前至汉晋一脉相承的神秘色彩，发展了实用与写真的自然风格。

五代·玉大带（前蜀开国皇帝王建遗体身佩之物）

经过五代（公元 907－960 年），进入北宋（公元 960－1126 年）、南宋（公元 1127－1279 年）。北方草原前后有契丹（辽朝）、女真（金）、蒙古（元）的盘据，从草原传入的自然写实艺术风格，与本土成分充分融合，逐渐涵养出以宁静、优雅、恬淡、自然为取向，充满文人气质的宋代文化。

宋代玉雕崇尚自然写实，擅于表现动、植物的盎然生机，更进而结合动、植物，创造多层次镂雕。除了原有的佩带、陈设等功能外，更发展出文人书画时的水盛、笔洗、笔架、镇纸、印章等用品。更吸收佛教及道教故事，发展出造形可爱、寓意吉祥的主题性玉雕，如莲孩儿、莲花鹿母、龟游等。

宋·青玉镂雕松下仙人长方嵌件

另一方面，在吸纳外来文化数百年后，宋代的士大夫在儒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最本土的思想与信仰。道家“太一”的宇宙观、“气”的生命观都被融入新儒学，或称为“理学”的体系中。起源于远古的观念，如：相信用蕴含大量精气的美玉，制作象征宇宙的圆璧，在其上雕琢龙、虎、云、谷、蒲等花纹，就会具有“灵媒”的功能，能助凡人辟邪趋吉的信仰再度流行。

宋·龙形簪首

宋·双螭耳杯

目前可从考古资料归纳，宋代仿古风格玉器有：玉剑格（又可称为：琫或镡）、韘形佩、玉带勾、玉辟邪、玉卣等。新出现的仿古纹饰有：螭虎、龙纹、云纹、谷纹、蒲纹等，制作精良者几可乱真。

总之，在形式上求“尚真”，在内涵上重“崇玄”，玉器艺术最重要的两个基本精神，在南宋时期终于发展成熟。

邓淑苹，《中国玉文化的材质与谱系－商至清》，巫鸿主编，中国材质艺术丛书第三辑《材料与谱系》，上海书画出版社，2024年。页39-132。

邓淑苹，《玉带－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结晶》，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2018夏，页49-64。

邓淑苹，《探索历史上的中亚玉作》，《故宫学术季刊》，33卷3期，2016年，页1-78。

邓淑苹，《唐宋玉册及相关问题》，《故宫文物月刊》，9卷10期，总号106，1992年1月，页12-25。

邓淑苹，《从“西域国手”与“专诸巷”论南宋玉雕的关键意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编《考古学研究（九）‧庆祝严文明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页408-456。

邓淑苹，《写实与仿古交会下的南宋玉器》，《文艺绍兴—南宋艺术与文化‧器物卷》（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10），页32-44

玉之巧：明清时期

6.在您工作的台北故宫展出了许多清宫旧藏玉器，您认为清代宫廷收藏前代古玉的特点和价值是什么？这些藏品在当代的文化传承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清宫藏玉主要分三大类：古玉类，是早于清代的史前至明代玉器；时作类，指清代制作玉器；异域类，即经由新疆输入的中亚、南亚、西亚至东欧的玉器，乾隆皇帝多称之为“痕都斯坦玉器”。

乾隆御题痕都斯坦青玉菊瓣式盘

在古玉类这方面，笔者曾撰写一本小书《乾隆皇帝的智与昧——御制诗中的帝王古玉观》，书中说明核对今日考古资料可知，宫中古玉类别甚广，也有红山文化玉鸟，良渚文化玉三叉形器等，但是这些都不受乾隆皇帝重视。

良渚文化玉三叉形器（作者摄于上海博物馆）

受乾隆皇帝重视，并为之赋诗，加配木座、锦盒等的，多半是属于帝王心目中的礼器，尤其是“璧”“圭”等。由于受到晚明古董市场知识的影响，他对古玉的知识是很偏颇的。他笃信《周礼》，以为该书所载全为上古实情，但如前文所述，原名为《周官》的《周礼》一书，是战国时儒者综合已发展了约三千年的玉礼制，做了理想性的组装。

乾隆皇帝又受到宋、明时编撰的礼书，如《古玉图谱》、《三礼图》等的影响，以及晚明古董界的影响，以为苍老、枯黄、璊红、粗率、丑陋的玉器，才是真正的“古玉”。

总之，虽然乾隆皇帝是十八世纪中国菁英份子的代表，但他对古玉的知识是错误甚多的。我们今日要深入扎根研究好考古出土玉器，以及传世器中的精品。唯有这样，才能透析悠久的中国玉文化的真面貌。

邓淑苹，《中国玉文化的材质与谱系－商至清》，巫鸿主编，中国材质艺术丛书第三辑《材料与谱系》，上海书画出版社，2024年。页39-132。

邓淑苹，《诗里干坤‧诗里乾隆－玉器诗文所见乾隆帝的三样情》，《故宫文物月刊》，总号429期，2018年12月。页48-61。

邓淑苹，《皇帝的古玉大哉问：从御制诗论乾隆帝的智与昧》，《典藏》2019年4月号。页97-105。

邓淑苹，《乾隆皇帝的智与昧——御制诗中的帝王古玉观》，国立故宫博物院，2019年4月。

邓淑苹，《从“王懿荣玉璜”谈晚明兴起的“仿赝古风”》，《文物天地》2023年第12期，页119-127。

邓淑苹，《从汉代玉璧论璧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故宫学术季刊》30卷3期，2013,4。

图片 | 黄君度、杜广磊

排版 | 黄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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