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埋地下38小时，靠两只苍蝇绝处逢生，后发誓终身不拍苍蝇

在我军的所有将领之中，很多将军们都有着非常独特的革命经验，这些革命经验也让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特别习惯”。

打苍蝇，这是人们在生活中最常做的一件事情。

曾经担任39军115师师长的王扶之少将，他在往年的时候，曾经跟采访过他的人说：

“从朝鲜回来之后，我就发誓这一辈子都不拍苍蝇”。

王扶之将军的这个誓言，显然跟他过去的革命经验有关，那么王扶之少将为什么要下这样的誓言呢？

这跟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曾经被困38个小时有关，在那个危急的情况之下，是两只苍蝇，救了王扶之将军的性命。

王扶之的革命历史又是怎么样的呢？

1935年10月1日，陕北劳山的山谷间硝烟弥漫，秋日的寒风夹杂着枪炮声在嶙峋的岩石间回荡。红十五军团的战士们埋伏在山坡两侧，目光紧锁着远处扬起的尘土。

敌军东北军110师正踏入埋伏圈，浑然不觉危机将至。在“少共营”200多人的队伍中，一个身影格外显眼：他身材瘦小，衣衫破旧，手握一柄梭镖，眼神却透着不合年龄的坚毅。

他叫王扶之，年仅12岁，是这支娃娃军中最年幼的红小鬼。战斗号角吹响，他紧握梭镖，低喊一声“冲啊”，便随战友冲向敌阵。没有人知道，这个少年的第一次冲锋，将开启一段传奇的革命人生。

王扶之生于‬1923年，他‬出生在陕西子洲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世代务农的王氏家族，生活艰难，难有温饱。母亲在他五岁时病逝，父亲带着年幼的王扶之艰难度日。

因为家中日益窘迫，父亲被迫前往延安投靠一位远房亲戚，那是一位地主，雇佣父亲为长工。几年后，父亲将王扶之接到延安，让他成为地主家的小放羊娃。每天清晨，王扶之赶着羊群翻过山坡，独自面对野狼出没的荒野，瘦弱的肩膀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陕西作为物资比较匮乏的西北大地，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农民想要活的体面是非常不容易的，地主，在任何一个贫瘠的地方都会出现，而一个地方到底繁荣还是落后，始终要看整体百姓的生活水平。

王扶之显然是不太幸福的那一类，因为家庭的贫穷，他没有什么机会接受教育。

稍大些，王扶之开始轮流在富农家打短工，开荒、种地，常常一人劳作到深夜。但‬艰苦的生活并未磨灭他的求知欲。父亲看他聪慧，求人将他送进一家私塾，学习了三个月。尽管私塾只教《三字经》和《百家姓》，这短暂的启蒙却让王扶之学会了识字写字，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这点微薄的学识，后来成为他红军生涯的敲门砖。

也是在王扶之长大的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发生了一些改变，他出生的1923年，中国共产党人跨出了最为关键的改变，国共合作的开始，让普通农民百姓看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西北大地比较偏远，可是这种机会终究是均等的。

如同空气一样，会不断扩散。

在1934年开始，延安的山野间，红军的旗帜渐渐鲜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常在附近活动，王扶之听村民议论红军的种种事迹：

他们不抢粮食，反而帮百姓挑水、扫院子，甚至分发粮食给穷人。一次，王扶之赶羊归来，远远看到一群红军战士在村头为一位老大娘修补屋顶。他好奇地凑上前，战士们笑着与他攀谈，递给他一块硬邦邦的窝头。那一刻，王扶之心中的红军不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一支可亲的队伍。

他似乎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可是那时候还算年少，很多东西，他不知道该如何把握。

1935年7月的一天，红军再次路过村子，王扶之鼓起勇气拦住一位背着步枪的战士，问道：

“我想跟你们到队伍上，行不行？”

战士上下打量他，见他一脸稚气，疑惑地说：

“你多大了？”

王扶之灵机一动，挺起胸膛反问：

“你看我有多大？”

战士估摸着说：

“十六七吧？”

王扶之没想到自己身材有些高大，此刻竟然算是一个特点，于是点头：“差不多！”

战士被他的机灵逗乐了，拍拍他的肩膀：“行，跟我们走吧！”就这样，12岁的王扶之成为红二十六军“少共营”的一员，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加入“少共营”时，王扶之依然穿着破旧的布衣，手持一柄木制梭镖，看上去与普通农家少年无异。

“少共营”里的战士大多十五六岁，最大的也不过17岁，像王扶之这般年幼的极为罕见。

营长见他瘦小，起初只让他送信、打水，但王扶之倔强地说：

“我要跟你们打仗！”

他的坚持打动了战友，很快，他被编入作战小队，开始接受简单的队列训练。

1935年10月1日，红十五军团成立次日，徐海东和刘志丹制定了围城打援的计划，准备在劳山伏击东北军110师。红七十五师埋伏在劳山路东，红七十八师和八十一师一部布防路西，形成夹击之势。王扶之所在的“少共营”负责攻打一个小高地，任务虽不复杂，却至关重要。

营长召集200多名娃娃兵，分配任务：“正面梯队牵制敌人火力，两侧梯队迂回包抄，务必拿下高地！”王扶之被编在左侧梯队，紧握梭镖，第一次感受到了战场的紧张。

下午2时，战斗打响。红军从两侧发起冲锋，将敌军分割成数段。东北军仓促应战，高地上枪声密集。王扶之随左侧梯队匍匐前进，耳边子弹嗖嗖作响。他听到敌人用东北话喊道：“底下都是些小疙瘩，不成气候！”这话激起了娃娃兵的斗志。王扶之咬紧牙关，跟着战友冲到高地脚下。

而‬正面梯队吸引了敌人的火力，两侧梯队迅速逼近。王扶之瞅准一个举枪瞄准的敌兵，猛冲过去，高喊：“缴枪不杀！”他将梭镖抵在敌人脖子上，敌兵吓得跪下，双手举起步枪。王扶之一把夺过枪，紧紧抱在怀里。这是他从军以来的第一支枪，沉甸甸的枪身仿佛承载了他的全部梦想。

战斗持续到黄昏，“少共营”成功夺下高地，东北军110师溃不成军。战后，营长拍着王扶之的头说：“小鬼，干得不错！”王扶之咧嘴一笑，抚摸着新得的步枪，心中充满了自豪。这场劳山战役，不仅让王扶之从梭镖换到步枪，也让他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真正的红军战士。

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与阎锡山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因识字不多但头脑灵活，王扶之被调到红十五军团测绘集训队，学习绘制地图和记录地形。他白天跟着教员学习经纬仪操作，晚上在油灯下练习画线条，逐渐掌握了测绘技能。

教员夸他：

“小王，脑子快，将来准能干大事！”这段经历让他从“红小鬼”转型为技术兵，为日后的参谋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集训队，王扶之还学会了骑自行车。部队缴获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战士们争相尝试，王扶之也不例外。他摔了无数次，终于练得熟练，甚至能双手不扶把，或将脚踩在车把上，像杂技演员般骑行。战友们笑称他“自行车小英雄”，这辆自行车后来成为他新四军生涯的得力助手。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扶之所在的部队编入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亲自指挥。因黄克诚近视严重，出行不便，王扶之和侦察排长惠汉良轮流用自行车驮着他赶往指挥所。

一次，苏北战场的泥泞小路上，王扶之奋力蹬车，载着黄克诚穿过敌军封锁线。黄克诚拍着他的背说：

“小王，你的车比马还稳！”

战士们打趣道：

“王扶之的自行车后座，驮着三师的指挥部！”

这段趣闻在部队传为佳话。

作为作战参谋，王扶之多次化装潜入敌后，执行情报搜集和伪军争取任务。1940年，他在连水县一处伪军炮楼执行任务，化装成商人，穿着长袍马褂，假意与伪军下层军官交易粮食。他与内线人员接头后，正准备离开，突听卡车轰鸣，一队日军闯入炮楼。

原来，有人走漏了风声。王扶之当机立断，招呼伪军坐下，摆出麻将牌假装打牌。他对伪军说：

“来，来，陪我玩两把！”

伪军不明所以，只得陪同。日军上楼，见王扶之面生，通过翻译盘问：“你是干什么的？”王扶之镇定回答：“我是商人，来谈点生意，闲着没事打打牌。”他故意推倒麻将，笑着说：“手气不好，改天再来！”日军观察片刻，未见破绽，喝了杯水后离去。王扶之趁机告辞，顺利脱险。

事后，他向黄克诚汇报，黄克诚点头：“小王，脑子活，胆子大！”

王扶之后来多次深入苏北日伪控制区，化装成商人、教书先生甚至小贩，与伪军士兵攀谈，了解敌军动向。他曾在盐城一处伪军据点假扮粮商，与伪军排长套话，得知日军计划进攻新四军驻地。他连夜返回，将情报交给黄克诚，部队迅速转移，避免了损失。

黄克诚拍着他的肩膀说：“小王，你的情报救了咱们一个团！”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年轻的王扶之在革命作战中的能力得到了全面的培养和体现，他的进步很快。

另一次，王扶之奉命争取伪军连长李某，约定在徐州一间茶肆见面。他扮成布商，带着几匹粗布作为掩护，与李某商谈投诚事宜。谈判中，伪军内部有人起疑，派人跟踪。王扶之察觉异常，假意与李某争吵价格，起身离去，甩掉了尾随者。几天后，李某率部起义，加入新四军。

这些敌后经历磨砺了王扶之的智慧与胆识。他从12岁的红小鬼，成长为新四军不可或缺的参谋，每一次化妆都如履薄冰，每一次脱险都凝聚了他的机敏。

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胶着阶段，王扶之已成长为志愿军第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代师长。8月2日清晨，《人民日报》记者刘鸣来到指挥部采访，记录前线战况。王扶之见刘鸣在烛光下写作吃力，便让出自己的位置，自己则与作战科长苏盛轼、参谋陈志茂走进坑道深处，点着蜡烛研究作战方案。

突然，一声巨响震耳欲聋，敌军重磅炸弹击中坑道顶部，土石坍塌，将他们埋在深处。

王扶之被爆炸气浪推倒，腿部被圆木和岩石压住，昏迷过去。醒来时，四周漆黑一片，耳中嗡鸣。他挣扎着呼喊战友，只有苏盛轼和陈志茂低弱地回应。刘鸣和其他四人毫无声息。

这一次，也是王扶之革命多年以来，最危险的一次，只不过，在这样的处境之中，最应该考虑的问题，应该是第一时间该怎么脱险。

王扶之强忍疼痛，回想人员名单：

记者刘鸣、苏盛轼、陈志茂、张釜山、侦察科参谋小刘、书记员小杨、测绘员小梁，共七人。他意识到，其他人可能已被土石掩埋。他对苏盛轼和陈志茂喊道：“坚持住，咱们得活下去！”他用双手奋力扒开压在腿上的木头和石块，忍痛爬出，又拖着受伤的腿帮助陈志茂脱困。苏盛轼肋骨断裂，无法动弹，王扶之将他扶到稍宽敞处。

三人试图与外界联系，摸遍坑道内的电话机，皆无信号。他们敲击水桶和脸盆，发出求救声，却无人回应。坑道外，115师工兵连的战士冒着敌机轰炸，紧张挖掘。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得知王扶之等人被埋，亲自致电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

“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吴信泉含泪指挥，副军长张竭诚、政委沈铁兵、参谋长程国蟠赶到现场，组织救援。工兵连人数不足，军直工兵营紧急增援。

8月3日，敌机向指挥所扫射，工兵连高炮迎击，击落一架敌机。随着时间流逝，救援希望渐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有人都绝望了。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在各处作战的地方，美军的轰炸都给我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所以沈铁兵命警卫连准备咸菜坛子盛放遗体，程国蟠叹息：“王师长个子大，给他备口棺材吧。”吴信泉含泪向总部报告王扶之等人“生还无望”。

但是在这个时候，志愿军的总司令部却发来了命令，彭德怀却指示：

“即使牺牲，也要找到遗体送回祖国！”

志愿军花名册上，王扶之的名字旁被标注“牺牲”。

要知道，这种情况，基本没有什么改变的可能了。

但就是在次日下午，工兵连副连长刘文才发现两只苍蝇从石缝飞出。

他欣喜若狂，喊道：“有苍蝇，人就能活！”

常年打仗的人都有经验，一些动物能够活的地方，人一定能活，这说明了王扶之所被困的地方一定有氧气，加上他常年打仗，意志力超乎常人，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一定撑得下去，所以不能放弃救他的希望。

沈铁兵下令增派人手，加快挖掘。当晚11时30分，38小时后，救援队终于挖通坑道。王扶之、苏盛轼、陈志茂被救出，刘鸣等四人牺牲。王扶之腿部重伤，苏盛轼肋骨断裂，陈志茂遍体鳞伤。吴信泉闻讯泪流满面，指示立即送三人到军部治疗，后转往国内医院。

也是被救出来之后，王扶之得知是两只苍蝇救了自己，让战友们继续大力挖掘，这才把自己救了出来，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其他幸存的战友，所以王扶之从这一刻开始，就下了决心永远都不拍苍蝇了，这种毅力和恒心，就跟他多年的革命信念一样，是不可动摇，是屹立不倒的。

拯救计划完成之后，王扶之的生还被视为奇迹。1956年，辽东半岛军事演习中，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见到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特意询问：

“王扶之现在如何？”

吴信泉汇报：

“他恢复得很好，正在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深造！”

彭德怀感叹：

“大难不死，大难不死呀！”

王扶之在南京军事学院潜心学习，系统掌握军事理论，为日后成为开国将军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扶之将军后来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了解放军之中最有潜力的年轻军官，后来为中国的建设做着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