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律师张万军：挪用资金案多次挪用同笔款项且归还行为数额认定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22年12月，江西省永丰县人民法院对罗某挪用资金案作出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罗某在担任村委会村小组出纳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于2018年9月至2020年12月四次挪用其保管的集体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累计金额113万元，获利2万余元。具体挪用情况为：2018年9月挪用26万元，2019年3月挪用22万元，2020年1月挪用50万元，2020年8月挪用15万元，每次挪用后均在数月内赎回资金并归还。案发后，罗某主动到案并退缴违法所得。

法院认为，罗某多次挪用同一笔集体资金，虽累计金额达113万元，但单次挪用的最高金额为50万元。根据本案资金流向特点，罗某系对同一笔资金反复挪用，资金总额未超过单次最高挪用数额，故犯罪数额应以单次最高金额50万元认定。同时，法院将“多次挪用”作为量刑情节，从重判处罗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人民法院案例库：罗某挪用资金案——多次挪用同笔款项且归还行为的犯罪数额认定，入库编号：2024-03-1-227-002）

二、刑事法理分析：犯罪数额为何以单次最高金额认定

挪用资金罪的核心在于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使单位资金脱离合法控制，处于流失风险之中。本案中，罗某虽多次挪用资金，但每次均赎回并归还，资金总额未超出其实际保管范围。从法益侵害的本质看，资金脱离单位控制的最大风险状态仅体现为单次挪用的最高金额（50万元），后续挪用行为未叠加扩大资金危险范围。若机械累计四次挪用金额（113万元），可能不当扩大刑罚打击范围，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

刑法理论中，对“多次挪用同一笔资金”的数额认定需结合行为对法益的实质侵害程度。张明楷教授曾指出，挪用类犯罪的数额计算应以资金实际处于危险状态的最高值为基准，而非简单累加。例如，若行为人多次挪用同一笔100万元，每次挪用50万元后归还，实际危险始终限于50万元，累计计算将导致重复评价。本案裁判观点与此逻辑一致，即罗某挪用行为虽次数多，但资金风险未突破单次挪用上限，故以50万元作为定罪依据更为合理。

此外，从构成要件角度，挪用资金罪的成立需满足“数额较大”标准。根据司法解释，若单次挪用金额已达标，即便后续挪用同一资金，亦不因次数增加而改变犯罪构成。本案中，罗某单次挪用50万元已符合“数额较大”要件，后续挪用行为仅反映其主观恶性，不影响定罪数额的认定。

三、刑事法理分析：多次挪用作为量刑情节的正当性

法院将“多次挪用”作为从重处罚情节，体现了对行为人主观恶性和行为重复性的评价。罗某在两年内四次挪用资金，虽每次均归还，但其持续利用职务便利牟利，反映出对单位财产权的漠视和犯罪故意的强化。张明楷教授曾强调，刑法对多次犯罪行为的评价需兼顾客观危害与主观责任。客观层面，多次挪用可能导致资金管理秩序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主观层面，行为人的再犯可能性更高，需通过量刑予以震慑。

本案中，法院未累计计算犯罪数额，但通过从重处罚实现罪刑均衡，符合“举轻以明重”的解释原理。具体而言，若单次挪用50万元可判处缓刑，则多次挪用同一金额显然具有更高的可谴责性，适当加重刑罚能体现对重复违法行为的否定。此外，罗某挪用资金用于营利活动，虽未造成实际损失，但其将集体资金置于金融市场风险中，加剧了资金安全受威胁的程度。这一情节亦被法院纳入量刑考量，进一步佐证了裁判的正当性。

需特别说明的是，对“归还”行为的认定不能简单等同于法益恢复。刑法意义上的归还应彻底消除资金危险状态，而罗某的“边挪边还”实为利用时间差掩盖犯罪行为，资金始终处于被非法支配的循环中。因此，法院未因形式上的归还而免除其罪责，而是在定罪基础上，将多次挪用作为从重情节，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指出，罗某案裁判要旨为类似案件提供了重要参考，对反复挪用同一笔资金的行为，需从实质法益侵害出发，以单次最高金额定罪，并将次数作为量刑情节。这一规则既避免机械累计导致的量刑畸重，又通过情节评价实现对重复犯罪的精准打击，体现了刑法谦抑性与罪刑相适应的平衡。

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教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