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向十九世纪写作躬身致敬

19世纪文学繁荣，中西发展路径有别。《十九世纪写作十二讲》带你探寻差异奥秘。

阎连科先生

仿佛今天全世界的作家、论家和读者，都无异议地认定无论何种语言的何文学，无论起脚于古早的何时候，至往十九世纪文学的珠穆朗玛是耸立起来了。不用“杰出、伟大”的字样去谈论十九世纪之写作，都无法表述人们对十九世纪作家与作品的敬与爱。远行走遍全世界，凡作家、读者、论人开口讲说文学时，几乎人人都对十九世纪伟大作家的经典如数家珍般。其熟悉之程度，说了如指掌都为词穷语。而说若鼻孔熟之于呼吸、唇齿熟之于舌言似乎才合适。

然而从人家的十九世纪谈到我们中文华语的十九世纪之写作，大体翻阅我们的古代文学史，以世纪为时间之标系，会发现成于十九世纪可称道的中国小说是1817年的狭邪小说《镜花缘》，公案小说《剑侠奇中奇》（成书约是1819年）和《绿牡丹》（最早存书1831年）。《品花宝鉴》出版于1837年。再之后才有那风靡中华的《儿女英雄传》（约1854年）、《三侠五义》（1871年）、《花月姻缘》（1888年）、《彭公案》（1892年）和《海上花列传》（1894年），直至初刊于1900年前的《七剑十三侠》和成书于1903—1909年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十九世纪之写作，大体才戛然收场而止笔。

而相应于世界文学的十九世纪之时序，将目光落在书架上，看见从书架上走出来的讯息是，歌德轰动整个欧洲、掀开十九世纪小说新页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竟是写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1774年；《亲和力》是十九世纪初的1809年。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和《傲慢与偏见》，分别出版于十八世纪末的1795与1796年。大仲马1826年写了《当代故事集》。巴尔扎克1830年出版了《私人生活场景》和《哲理研究》小说集。雨果在1831年出版了他的世纪经典《巴黎圣母院》。狄更斯在1837年，出版了他的首部长篇《匹克威克外传》。夏洛蒂和艾米莉姐妹在1847年，同时分别出版了《简·爱》和《呼啸山庄》。而俄国文学在小说创作中，1830年，普希金完成了他的《别尔金小说集》，之后是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1839—1840），果戈里的《死魂灵》（1842年），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1852年）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63—1869）等。一若十九世纪文学之钟的惊天震响到这儿，伟大写作的世纪峰巅陡然耸立了，之后那些伟大到从小说中落掉一个细节、一个人物，都能把文学的土地砸出一个天坑的十九世纪小说家和小说之经典，星群闪灼、熠熠辉光，每每出现一个作家或一部经典小说后，随之而来的光辉就照得读者睁不开眼。

仿佛在十九世纪中，世界上除了文学（小说）和读者，就没有其他的职业、人事和物事了。就是时过境迁到百多、二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手捧二十世纪的伟大作品去谈论十九世纪的伟大作家与写作，也仿若手捧沙砾论高山，抓一把草芥去谈林木。

我曾经在一次多年前的饭局上，先一步至宁静的饭店雅间后，见到一位可敬的青年作家比我到得早，二人握手时，看见他手里正捧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在字字句句读，见我在盯看他手里的书，他说了一句非惊天动地却让人终生难忘的话——

“阎老师，我觉得我们都不配读人家的书。”

藉由这句话，让我想到2003年，在我出版《受活》时，曾在小说的扉页上，写了这样几句多余言：

现实主义——

我的兄弟姐妹哦，

请你离我再近些。

现实主义——

我的兄弟姐妹哦，

请你离我再远些。

《受活》出版后，在中国文坛引起的关于现实主义之争吵，今日回忆已是季雨中的几滴水。然那几句关于现实主义的平素寡白话，是清晰地透着我对十九世纪之写作，有着巨大的一种敬畏感。正是这种尊崇敬畏感，让我很早就茫然而思十九世纪人家在写“人世文学”（人的文学与人之世界之文学）的世纪峰作时，而我们的口舌和笔墨，在同一世纪的百年里，还在闭门说写公案、狭邪和儿女英雄的传奇期；还在文言文和浅白话的古典文学墙围内，自得地打坐或吟唱。

我们当然可以从我们的古典文学中，说出我们之好胜于他们的千好万好来，可单纯地回到十九世纪这百年的小说写作上，还是让我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在那一时期的世纪小说比对中，看到了森林之大和草芥丛的小。看到林之所以为林、草之所以为草的所以然——尽管在十九世纪的百年前，我们已经有了《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古典巨著和经典，可我们有着这些小说经典时，人家也早已有了《变形记》（奥维德）、《堂吉诃德》、《十日谈》以及《巨人传》等等为文艺复兴垫脚的经典小说。

诚诚恳恳说，在十九世纪我们的闭门写作期，我是真当以为若不是二十世纪初，伴随着白话运动起风落雨的现代文学之轰然，为我们回头飞速补了十九世纪小说这一缺，文学在十九世纪的两相比较上，那该是何等的沙砾与山脉，芥草与林木——怀着这样一种写作者的卑微感和敬畏心，有机会在香港科技大学讲授文学课程时，我试着从金字塔下的一基一石、一草一木说起来，于是有了我的新书《十九世纪写作十二讲》的拙言和笨语。藉此去体悟学做木匠是要首先学会举斧和拉锯，明白只有举斧拉锯才能把一段木头破解开来的笨道理。也藉此知道了长城之建造，虽然巍峨又壮观，但终是要从一块块石头的锻凿、扛运和清理山脉地基上的浮草虚土做起来。

《十九世纪写作十二讲》，当然不是他人习学写作的唯一入门书，但它可能会是一些习学者的始发站。它以剥洋葱的方式在反复地说明、证明着，十九世纪的小说之写作，最是可以成为一个喜爱文学的人，在提笔起稿行路时，最好、最适脚的一个起脚点。即便它不是别人写作的起脚点，也一定是我这样面对十九世纪文学的卑微者，向十九世纪写作虔诚畏崇的一个躬身礼。

一个开门向深邃阔大的世界文学的瞭望口。

2025年1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