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讽刺，又极其真实

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回家乡余姚扫墓，一个名叫钱德洪的年轻人在灵绪山中天阁拜其为师。

见儿子拜到王阳明门下，钱德洪的父亲钱蒙生气地说：“你是如愿找到老师了，但往后这科举考试可怎么办？”

钱德洪却颇有信心地说：“我自信奉阳明心学以来，内心逐渐明亮，科第确实有一定压力，但考取功名应该不在话下。自古未有理明而不中举者。”

第二年，嘉靖元年（1522），钱德洪果然考中了举人。但隔年的会试（1523），钱蒙所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这一年的主考官是朱子学者、大学士蒋冕，由于反对阳明心学，会试的策问中包含了暗讽心学的题目，导致钱德洪铩羽而归。

科举历来是各家学说的角力场，一个人的思想学说能否得到主流的承认，考场就是最直观的风向标。阳明心学遭到主考官的压制，说明其仍处在被排挤的边缘地位，这正是钱蒙担忧儿子科举前程的深层原因。

但钱德洪并未改变信仰。嘉靖三年（1524），他带着弟弟钱德周一起来到绍兴，跟随王阳明学习。此时，王阳明正在通过书院招徒讲学，先是受邀在稽山书院讲学，后又创建阳明书院。而钱德洪成为王阳明最早的弟子之一，也是其最主要的助教。

钱蒙不放心儿子，也赶到了绍兴。王阳明只好安排弟子魏良政、魏良器等人，陪同钱蒙游玩散心。玩了十来天，钱蒙忍不住问魏氏兄弟：“我知道心学很厉害，但你们也有学习朱子学说吗？”魏氏兄弟答：“以心学的理念去探求朱子学说，犹如打蛇得七寸，直中要害。”言外之意是要钱老先生放心，学习阳明心学之后去参加科举考试，利大于弊。

嘉靖四年（1525），王阳明同时有两个学生考中解元，其中，魏良政考中浙江省解元。钱蒙得知消息后，总算打消了有关心学与科举的疑虑，笑着说：“打蛇得七寸矣！”

而他的儿子钱德洪也终于在王阳明去世三年后的嘉靖十一年（1532）考中进士。

钱蒙、钱德洪父子的科举态度之争，映射出中国传统社会私学与科举关系的深层逻辑：书院作为传播新思想的载体，既需承受科举体制的规训压力，又能通过培养科举成功者获取话语权。

可以说，这一逻辑在整个科举历史进程中不断重演，从而确保了这一考试选官制度的文化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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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而言，书院萌芽于晚唐，形成于五代，大盛于宋代。然而，书院为何发端于晚唐呢？以往的解释是当时的战乱和藩镇割据导致官学废弛，教育事业多赖私人讲学的书院维持。但这仅是答案的一面。

答案的另一面值得细说。

在唐朝，隐居是一项功利性很强的活动。尤其是在中晚唐，如果一个人突然躲入山林，那么，此人极有可能是偷偷用功读书去了。北宋欧阳修曾嘲讽唐朝士人，说他们“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可见终南山和嵩山因为分别邻近长安与洛阳而成为当时的热门隐居地。但，唐朝士人隐居于此，并不单纯只是为了养名望、谋举荐，大多数人还是实打实地在用功读书的。

由于印刷术未普遍推广，书籍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知识面，进而决定了其考中科举的概率。坐拥藏书，在唐代无疑是世家子弟才配得上的读书条件。普通士人想要上进，怎么办？去山林！

名山多寺院，而寺院多藏书。这就是唐代士人喜欢隐居山林的真实原因。比如唐宪宗时期宰相王播曾在扬州惠昭寺读书，唐懿宗时期宰相徐商曾在中条山万固寺读书，另一个宰相杨收也曾在庐山读书。晚唐宰相崔从与哥哥崔能“同隐山林，苦心力学”，如此坚持了十年，甚至一度艰苦到依靠采食橡果为生，终于在贞元初年考中进士。通过隐居山林刻苦读书，进而通过科举踏上仕途，光是唐朝宰相级别的人物，已经不少见，足见其背后的群体规模有多大。历史学家严耕望考证，在隐居山林的二百余人中，宰相就有二十人。

这些士人隐居读书的场所，经过发展就成为了书院。在晚唐五代的历史文献中，可以找到类似“某人聚生徒多少人，讲诵于某地”的记载，虽然有些还未冠上“书院”之名，但实质上已具备了书院的雏形。正如严耕望所说：“宋代书院制度，不但其性质由唐代士子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演进而来，即‘书院’之名称亦由此种风尚所形成。宋人承之而大其规制，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耳。”这就明确了书院是怎么演变而来的。

到了北宋前期，社会上掀起一股兴办书院的风潮，白鹿洞、嵩阳、岳麓、石鼓等著名书院均在此时涌现。书院兴盛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宋代大力推行科举取才，让科举成为阶层流动的通道，读书中举变成全民的头等大事，由此重塑了社会的价值体系；二是在科举大兴盛的背景下，官学系统却陷入了衰败困境，尽管朝廷针对国子学、太学乃至地方上的州县学均出台了鼓励政策，但由于财政支持不到位，改变不了士人冷落官学的局面。作为学术传承与科举培训的主要场所，书院由此获得兴盛发展的历史契机。

然而，对于北宋朝廷来说，人才录用和人才培养的统一仍是当务之急。说白了，科举录用的人才不能有太大的比例来源于官学之外，否则，更进一步证明了官方教育的失败。

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便有意朝着科举取士与官学养士相结合的方向努力，将入官学学习作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包括书院在内的私人机构培养出来的士人丧失了参加科举的资格——这对书院的存在基础无异于釜底抽薪。

由于庆历新政很快就以失败告终，这一改革对书院的实质性冲击估计不会很大。但此后，无论是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还是蔡京主导的崇宁新政，均继承了庆历兴学的核心精神，逐步推进官学与科举的统一，最终构建起上至太学、下至州县之学的官学考试升级制度。书院的科举之路，基本被堵死了。

大批书院面临消亡或转型的命运。绍圣四年（1097），潭州地方官员打算将岳麓书院改成冶炼厂，原因是朝廷正在大兴冶炼业。尽管这一转型方案遭到士人的反对而作罢，但一度大名鼎鼎的岳麓书院面临此抉择恰恰说明其生存环境已今非昔比。

有意思的是，在这样“恶劣”的历史背景下，书院竟然没有消亡，反而焕发了第二春，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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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立国之前是纷繁变乱的五代十国，那个乱世被宋人描述为人心离散，价值错乱，道德崩溃。而乱世的发生，除了现实的政治、经济等因素之外，思想的坍塌，从而失去了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北宋建立后，几代士人都在寻找维持人心和社会平稳的思想资源。“理学”由此从传统儒家学说内部发展起来，理学家亟需通过授徒讲学的方式来扩大影响力。被抛离科举轨道的书院，恰好承接了这一职能。

熙宁变法期间，张载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辞职归乡，随后创建横渠书院，一边授徒一边著书，渐渐创立了“关学”学派。

周敦颐一生创办了濂山、宗濂、郴县、濂溪等四所书院或书堂。这些书院是其最重要的讲学场所，周敦颐亦成为理学奠基人。

二程（程颢、程颐）创立明道书院、伊川书院，以“昌明道学”为主要目的。史载，二程“方以倡明道学为己任，设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游酢来职学事，酢欣然往从之，得其微言，于是尽弃其学而学焉”。游酢后来成为程门四大弟子中的“大弟子”。

一开始，这些理学家创办的书院是反对生徒为应举而学习的。程门四大弟子中的谢良佐一直在准备入太学的考试，程颐与他有一段对话。

程颐说：“何不止试于太学？”

谢良佐说：“蔡人鲜习《礼记》，决科之利也。”意思是，他的家乡上蔡很少有人学习《礼记》，而这恰是他的强项，如果回乡参加考试一定能成功，所以他不愿意放弃这次机会。

程颐说：“汝之是心，已不可入尧舜之道矣……有志于道者，要当去此心而后可语也。”就是说，程颐认为谢良佐不能“入尧舜之道”的主要原因是他有为应举而学习的心理，功利心太强，根本无法达到圣人的境界。而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程颐认为入太学、应科举是有害于圣人之道的。

略带讽刺意味的是，理学思想的主流化最终还是要借由政治影响力来实现，而政治话语权的获取则需要不断有门人通过科举出仕为官，不断打开局面。所以，二程虽然在言论上反对门人参加科举，但在行动上则放任不管，有时候还刻意迎合科举内容进行讲授。

二程门人通过学习后，由书院“曲线”进入太学等官学机构，获得考试资格，进而考取进士。邢恕、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忠、戴述等程门弟子，均在不同时期考中了进士。据历史学者李兵的不完全统计，二程门人中，进士及第者有22人之多。

宋室南渡以后，理学与政治的博弈对抗还在继续。虽然作为传播理学的主要场所的书院依然能够兴办，但朝廷多次出台政策宣布禁学，对理学进行政治打压。在此情况下，理学在南宋中期以前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而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张栻、吕祖谦等人凭借个人能力与声望，则完成了话语权的逆袭——至少在文化领域，理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些理学领袖本身多是科举出身，他们的门人也纷纷在科场上脱颖而出，由此逐渐形成一个共识——理学的学习有利于科举考试。

跟北宋的二程一样，南宋的理学家对待科举的态度同样存在理想与现实的背离。

在理想的层面，理学家创办的书院是以“反官学”为主旨的。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就曾猛烈抨击官学：

“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售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闻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

作为官学代表的太学，在朱熹看来，已经沦落到仅为科举名额而存在，实在可悲。所以，理学家主导的书院是要回归儒家教育的本质，以道德、伦理、规范来修身处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而“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对于热衷科举者，这些书院明确表示不欢迎。朱熹作《衡州石鼓书院记》，表明书院之立，“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其门人陈宓后来创建延平书院，也表示“薄储廪给以待读书修身、不屑课试之士”。

但在现实的层面，理学家们还是很“识相”地向热衷科举的社会风气妥协了。

朱熹无奈地表示：“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然而，科举纵有千般不是，这一制度在当时对于平民阶层的崛起、社会公平的强调，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况且，它只是朝廷选官制度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能通过书院培养更具道德感的科举人才出来做官，不是更有利于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吗？

有一个名叫黄谦的人曾找过朱熹。他的父亲强迫他入郡学，习举业，但他显然更喜欢书院的氛围和理学的观念，于是他向朱熹诉苦，希望朱熹鼓励他冲破父亲的施压，鼓励他放弃科举考试。但是，朱熹却告诉他说：

“既是父要公习举业，何不入郡学。日则习举业，夜则看此书，自不相妨，如此则两全。硬要咈父之命，如此则两败。父子相夷矣，何以学为？读书是读甚底，举业亦有何相妨？一旬便做五日修举业，亦有五日得暇及此。若说践履涵养，举业尽无相妨。”

不仅黄谦一人，其他一些门人也向朱熹表达过放弃科举的想法，但几乎都被朱熹否决了。童伯羽就不止一次说他要摒弃科举，朱熹开解道：“今之士大夫应举干禄，以为仰事俯育之计，亦不能免。”读书人通过科举做官，才有能力上事父母、下养妻儿，科举相当于谋生的“饭碗”，怎么能轻易放弃呢？然后朱熹问道，你现在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童伯羽答：“粗可伏腊。”意思是，勉强过得去。

朱熹说：“更须自酌量。”没有足够的财力，那你更应该好好想想能不能放弃科举。

可见，宋代的书院本质上并不“反科举”。书院的主理人要反的是心中只有科举、没有更高目标的这一类人。

开禧二年（1206），权相韩侂胄主导的北伐以失败告终。朝廷将战败的责任推卸到韩侂胄一人头上，同时将生前遭到韩侂胄打击的理学领袖朱熹推了出来，赐谥号予以表彰。此时朱熹已病逝六年，但这并不影响理学的阵地——书院迎来扩张的历史契机。朱熹生前讲学的白鹿洞书院，在短短数年间得到多次扩建，“其规模宏壮，皆它郡学所不及”。与此同时，朱熹的著作正式被纳入国子监和地方官学教材，进而成为科举命题的方向。

淳祐四年（1244），科举的会元由精研理学的徐霖夺得，主考官觐见宋理宗时，宋理宗连连夸奖：“第一名得人。”徐霖是汤巾的门生，而汤巾曾任白鹿洞书院山长。南宋末年的周密说，徐霖获得科举成功后，读书人“全尚性理，时竞趋之，即可以钓致科第功名”。

宋理宗在位期间曾视察国子监，将自己御笔书写的《白鹿洞规》颁给国子监学生。可见，随着理学上升为官方主流思想，白鹿洞书院的影响力也超越了官方最高学府。这时候，应该没有哪一位父亲会以科举之名将自己的孩子从书院赶回郡学吧！

3

在宋元更替的历史时期，蒙古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反复，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便是科举制度的停废。直到元灭南宋统一中国的36年之后，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元朝才第一次开科取士。这也是科举史上最长时间的中断。

但尽管科举制度不受重视，书院还是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普遍重视，并走上官学化的道路。

早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元朝就多次下令禁止侵占书院财产，一旦强占，要求立即返还。虽然政策在执行中难免被打折扣，但这些政策在战争环境下总算保住了书院传承的脉络。宋元战争结束后，元朝一方面鼓励各级官吏参与书院创建与修复，一方面开始介入书院山长的选聘，将其纳入官僚体系内管理。

泰定元年（1324），汪从善出任南康路总管。时任白鹿洞书院山长乐祀报告称，白鹿洞书院的田地山林多被地方豪强侵占，请求清理。汪从善迅速行动，依据南宋定下来的界限，将被侵占的田地逐一收归书院。这时，乐祀又报告说，书院内部有许多古树遭到士兵砍伐，但书院又阻止不了。汪从善于是把附近的士兵都请过来吃饭，吃完了饭，命人将他们抓起来，并告诉他们原由。士兵们纷纷服罪，承诺不再砍伐书院的树木，汪从善这才释放了他们。此后，汪从善题写了“天下大书院”的匾额，并协助扩建白鹿洞书院。——这是元朝官方书院政策的一个缩影。

元朝书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乡里书院、家族书院的兴起。我们知道，唐宋的书院大多选择在山高林深之处，但元代很多书院是由家塾、义学发展而来，具有促进乡里、家族教育发展的特性。也就是说，元代书院的家族功能非常明显。这当然也是元朝官方鼓励和支持的结果。

元朝统治时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亟需进行秩序重建才能促成王朝统治的规范与稳定。而这一秩序重建的过程，恰好迎合了理学的发展趋势。理学在南宋晚期被官方奉为正统后，便面临着向社会普及的历史进程，元代则处于理学下沉与普及化的关键节点。元仁宗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借科举之力再将程朱理学定于至尊，同时借书院在乡里与家族的普及促成理学的下渗，而科举无疑是其中的纽带。

徐梓在《元代书院研究》一书中指出，在以宗族书院为主要类型的元代，某地的书院数量多，也就预示着这个地区的读书人多，士子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科考成功的比率就大。支撑书院存在的，与构成科考成功率基础的是同一个东西，这就是一个相当规模的学术群体的存在。

对于书院的生徒，元朝确保了其出路。恢复科举制度前，书院生徒经过考核或举荐便可出仕为官；恢复科举制度后，则与官学学生一样，拥有参加科举的资格。总之，在元朝，原本私人性质的书院已经逐步被纳入官学体系，并成为科举制度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一趋势持续影响了此后的明清两朝。

4

科举的重要性在明代有一个急剧抬升的过程，最具代表性的说法便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意思是，不由科举考试做不成进士，不由进士出身进不了翰林院，而不进入翰林院则不能进入内阁。

与之相对应的人才供应机制，则是《明史·选举志》所说的：“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这就是“科举必由学校”的定例，即出身官学（中央的国子监或地方的府州县学）才能获得科举资格。清承明制，所以明清两代的情况大体类似。

问题来了：明清如此“照顾”官学，那么书院岂不是只有死路一条？

事实恰好相反，最先“死气沉沉”的反而是官学。

明朝成化以后，国子监和地方官学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史载，成化十四年（1478），南京国子监“各班坐堂不过数十辈，诸司历事，每致乏人，以致诸生视太学如传舍，以教条为余事”。北京国子监的情况也差不多，坐堂学习人数日渐减少，教学活动徒具形式。地方官学的管理同样渐趋松弛，很多提学官并未完成朝廷的任务，连岁考与科考有时亦敷衍塞责。与此同时，很多地方选用落第举人担任教师，导致官学教学水平严重下降。故此，官学在教学功能上徒有虚名，仅沦为士人获取科举考试资格的场所而已。清代同样如此，官学可以说名存实亡。

但为了应试，士人的学习需求是一直存在的。既然官学沉沦，难以满足士人的学习需求，那么，书院便承接了这一职能。而从朝廷的角度来看，既然地方官学乃至国子监作为人才培养机构的功能不可阻挡地持续弱化，那么，接纳书院作为替补机构便是最快速且最有效的方案。乾隆帝曾在谕旨中明确提出：“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广学校（官学）所不及。”

这便是书院不仅“不死”、而且能蓬勃发展的原因。但反过来看，明清朝廷的深层介入，也意味着书院的独立性、私人性将受到剧烈冲击，并难逃官学化的宿命。

数据统计显示，在确知建立人身份的1064所明朝书院中，由各级官吏兴建、重修的书院多达977所，占比超过九成。官方同时向一些著名书院开放了参加乡试的指标名额，比如天启年间，白鹿洞书院获得8个乡试名额，可以直接选拔学生参加。

清朝入关后，鉴于东林党党争的教训，曾于顺治九年（1652）下令“不许别创书院”，但仅仅数年后便解除禁令。雍正在位时期，甚至特颁谕旨，要求各省省城均建书院。相关的配套制度也相继确立，一方面明确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即为培养科举人才而加强书院建设；一方面是明确书院的经费来源，即由政府拨发经费，建立“书院赐金”制度。书院自此走上由官方保驾护航的快速发展道路。

乾隆五年（1740），江苏巡抚张渠上奏称，吴江县盛泽镇盛产绸绫，商贩云集，应将吴江县丞移驻管理，申请将空闲书院改建为县丞衙署。吏部议复，同意吴江县丞移驻盛泽镇，但同时强调“倘书院中实系延师课士，为乡堡应有学舍，不便准改为县丞衙署”。当县衙与书院发生冲突时，朝廷坚决选择了后者。

而代价是，书院的壳子虽然还在，里子却成为了官学。从书院经费的拨付，到山长的选拔与考核，再到具有象征意义的皇帝为书院赐匾额，背后都是官方之手在运作。历史学者李世愉指出，清代的书院虽未正式纳入官学体系，但实已官学化。许多针对书院的政策、措施已正式纳入礼部条例。没有政府干预、控制或监管的书院几乎是不存在的。

回到本文开头，王阳明因其心学理论有别于正统的理学，故而需要自立书院进行讲学与传授，这种情境就像是宋代理学在正统化以前的重演。甚至连王阳明本人对待科举的态度，也与朱熹毫无二致。正德四年（1509），他在《与辰中诸生》中对修行与科举的关系进行如下表述：“举业不患妨功，惟患夺志。”参加科举夺取功名，并不会妨碍心学的修习；唯一需要担心的是，进入仕途后忘记了初衷，主动或被动改变自己的志向。

事实上，正如理学门人借助科举进入仕途从而影响决策层一样，心学也需要通过科举进行传播。嘉靖二年（1523）的会试策问，要求对心学进行批评，钱德洪不愿昧着良心违背师说而落榜，回到绍兴后非常愤慨，王阳明却笑着说：“圣学从兹大明矣！”心学从此可以发扬光大了。

钱德洪不解地问：“时事如此，何见大明？”形势这么差，官方有意抨击和压制心学，怎么反而说心学得以发扬光大呢？

王阳明说：“吾学恶得遍语天下士？今会试录，虽穷乡深谷无不到矣。吾学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原本心学只能在弟子门人中宣讲，现在通过科举命题，天下士人不就都知道了吗？认同者自不必说，哪怕是非议者，也一定会进一步了解心学而求取真相。

后来，钱德洪等弟子通过科举跻身仕途，实质是将心学思想带入权力体系。这种"体制内渗透"策略逐渐消解官方对心学的排斥，最终促成隆庆年间朝廷追赠王阳明为新建侯、万历十二年（1584）从祀孔庙的制度性认可，体现了私人书院通过科举渠道反向改造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进程。

不过，心学不可能像理学一样迎来全面正统化的命运逆转，这背后有理论、时代、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差异。历史学家韦庆远指出，明朝隆庆年间，朝廷上形成了尊奉陆王心学的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与实际上信奉法家学说的高拱、张居正之间的路线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内阁首辅先后由徐阶—李春芳—高拱—张居正等人担任，最终高拱与张居正胜出，以致形成了对阳明心学发展不利的政治态势。张居正担任首辅的十年间，阳明心学的传播遭受重创。

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下令关闭天下书院，禁毁私学，并申言对违反者“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一下子有六十多家书院关门大吉。虽然张居正病逝后，朝廷对待心学的态度有所反复，但总体而言，游离于官方主导思想之外的心学再难复兴，以心学为依托的、保有独立属性的书院进入了时代的尾声。

在官学体系之外，书院这一教学模式被“发明”出来的初衷，当然不单单是为了培养科举应试人才，更主要是为了切磋学问，传授思想。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书院逐渐异化为官学的附庸，尤其是明清时期，变成培养科举人才的主要机构。这到底是书院的成功，抑或失败？很难一概而论，但无疑是一种无奈，一方面说明官方对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教育机构的控制趋严，另一方面说明书院本身变成学术流派扩大影响力的阵地，科举的成功率恰能实现此双重目的。所以，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书院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官方科举体制中的重要一环。

到了晚清戊戌变法期间，朝廷要求“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随着变法失败，又下令不必更改。但历史大势已不可阻挡，废科举、兴学堂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下令改书院为学堂。至此，中国历史上存在上千年的书院，在制度层面上走向了终结。4年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

月光漫过白鹿洞的断垣，照见了一个时代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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