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祥鹏 | “语境场”：人文语义学视角下石刻景观与历史记忆的塑造

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

“语境场”：人文语义学视角下石刻景观与历史记忆的塑造

闵祥鹏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系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黄河生态文明与农耕社会研究”（项目号：2022-CXTD-0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海外黄河文献的搜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项目号：22＆ZD241）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 人文语义学的首要问题是理解语义及其与知识背景、思想谱系、文本书写、文化语境、历史场景之间的复杂关系。人文语义学视角下的语境，并非仅仅是上下文语句之间的关系，而是在文化语境、情景语境之外，还关注场景语境，并由此构建其涵盖多元语境环境的“语境场”。如记录人类历史的思想观念不仅出现在正史文本的记载中，还出现在大量碑刻、石经、造像、墓志、题记、经幢、画像石等物质形态的资料中。理解此类物质形态上所刻录的碑文、图案、符号、形制等，不仅需要文化语境与情景语境，更需要关注石刻所立的地理环境、空间场景，方能理解其碑文、形制等背后蕴含的文化隐喻与叙述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 历史情景 人文景观 历史记忆 语境场

目 次

一、反思语境：空间环境中物质载体的语境

二、语义隐喻：石刻象征意义及其解读

三、构建场景：景观地标与历史记忆的塑造

结语

人文语义学既是历史的，也是文化的。人文语义学囊括了诸如问题史、思想史或概念史中对历时语言变化的研究，不仅关注词句的字面含义，更重视其意义如何在特定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环境中被构建、传达和理解，以及于知识背景、思想谱系、文本书写、文化语境、历史场景中理解历史文本，并阐释中外文化碰撞、社会转型下语言转化的多元面向。

自宋元以来，涵盖石刻研究的金石学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近代罗振玉、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诸多学者亦多重视碑文考据，如陈垣1918年就对元代碑刻进行研究，之后学者对石刻的研究更加系统。这些研究大多将重点放在碑文考证与正史记载的相互印证方面，但对石刻所在场景的问题则研究不多。石刻不同于典籍等其他历史文本，一般历史文本的解读并不需要特定场景，但石刻等物质形态的理解，则需要回归到特定的历史场景与空间环境中理解其语义。一方面，一般石刻上有碑文或符号，它们或记录其试图表达的思想观念，或记载历史事件；另一方面，刻石需要立在特殊地点，如立在交通要道，教化民众宣扬德政；立在名山大川，告知天地神灵，等等。因此，刻石也就成为重要的人文景观以及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理解物质形态的文化，不仅要依据物质形态载体之上的文本、图像、符号与形制，还要充分考量其所在的空间结构与周边景观环境的统一。

一、反思语境：空间环境中物质载体的语境

语境是理解任何文本语义不可或缺的，对于碑刻叙事而言尤为重要。石刻资料作为古代社会信息传递与记录的重要方式，其产生、内容及形式均深深植根于当时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分析碑刻叙事，必须首先考察其背后的语境，包括政治环境、宗教信仰、社会习俗以及立碑位置、周边环境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碑刻叙事的“语境场”，影响着碑文的内容选择、表达方式、物质形态、符号意义乃至艺术风格。

石刻是以图文、纹饰或符号等形式镌刻于石质载体上的历史文本，缺乏语境与场景的石刻资料，仅仅从图文、纹饰或符号中往往难以窥知其真实的语义与人文内涵。所以深刻理解石刻文本叙事的语境与场景，就能更好地发现文本内外“其具有的稳定与确证”。先民自古以来就有刻符于石的传统，该类物质文化形态远远早于纸书、简牍等。从分布地区而言，有阴山岩画、洛阳龙门石刻、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须弥山石窟、泰山石刻、浚县大伾山石刻、熹平石经、开成石经等；从技法而言，有圆雕、浮雕、透雕、平雕、线刻等；从类型而言，有汉画像石、墓志、经幢、摩崖石刻、岩画、碑铭等；从内容而言，有诏令文告、诗词歌赋、经文造像、绘画雕像等。与侧重于事实记录的奏议、史书等文献形式相比，石刻因其独特的地标性质而具备了鲜明的符号学意义。就空间分布而言，此类碑文多被立于道陌、名山以及水泽、墓园等处。以官刻碑文为例，官方碑石不仅可以通过碑文内容传递政治理念、塑造社会认同，还可通过官方话语或者半官方话语对历史事件进行权威性叙事，在时间、空间与视觉上构建起具有国家记忆的政治性地标景观，如《西岳华山庙碑》《祀三公山碑》等。这类碑石既有对历史的铭记，也是对国家正面形象与现实政治秩序的宣扬与巩固。

首先，通衢道陌之地的纪念之碑。立碑于通衢要路之旁，使其能为更多的观者所睹，弘教化之任，成为各种纪念碑立碑地点的首要选择。正是出于教化民众、宣扬德政的目的，“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碑石立于通衢大道以便来往行人驻足观看，达到“通衢共仰” “民望而思”的效果。譬如《白鹿泉神君祠碑》载：“尔乃面大道，临长亭，襟西晋，欱东溟，半二县之封疆，束百会之车马……于是游闲乡族，仁智名儒，毂击肩摩，郁挠淫裔，感灵泉之旧哉，忻厥命之惟新，或笃言乎令节，或祈谷乎农辰，吟咏嗟叹，弹弦鼓无，去者思还，来者忘归。”碑刻融入当地环境之中，成为人文景观与民众记忆的一部分。

其次，名山祭祀之碑。《文心雕龙》载：“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古代社会真正触及祭祀山脉根本意义的是旱年祈雨，雨我农桑之事。古人多相信名山大川能兴云降雨护佑百姓。《博物志》曰：“山泽通气，以兴雷云，气触石，肤寸而合，不崇朝以雨。”兴云致雨、山泽通气之处多有沟通神灵、消灾弭祸的碑石，人们将其作为国家权力神圣性的直接证据。譬如《无极山碑》《白石神君碑》都立在封龙山下。西岳华山历来都为官方祭祀的名山，正所谓：“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华岳精享昭应碑》就刻录了旱灾肆虐官员登华山祭祀的情景。类似的还有《钟南山祠堂碑》《太白山祠堂碑》等，这类碑石多被安置于名山，山与碑结合形成独特的景观标识，成为山川文化的一部分。

最后，湖泊水泽之处的碑刻。河湖“能荡涤垢浊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云雨千里焉”。遭遇旱灾时，官方多于河湖之地祭祀祷神以求兴云致雨，并在该地刻碑立石以告神酬答。碑石与河湖景观相结合，使其具有地理标识的性质。如《桐柏淮源庙碑》载：“以淮出平氏，始于大复，潜行地中，见于阳口，立庙桐柏，春秋宗奉，灾异告愬，水旱请求。”《南海神庙碑》载：“因其故庙，易而新之，在今广州治之东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湾。常以立夏气至，命广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讫驿闻。”将所处场域刻录于碑石之上，充分发挥其地标功能。河湖附近的碑石多涉及民众的水患记忆，这类水利碑石更是将官方水利思想与救灾政策记载并传承。《水经注·济水》中就有类似碑石记载：“门南际河，有故碑云：‘惟阳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堤谒者王诲，疏达河川，遹荒庶土，往大河冲塞，侵啮金隄，以竹笼石葺土而为堨，坏隤无已，功消亿万……登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则缘山，东过大伾，回流北岸，其势郁懞，涛怒湍急激疾，一有决溢，弥原淹野，蚁孔之变，害起不测，盖自姬氏之所常蹙。’”碑石立于河流湖泊之处，除具备颂扬官员德政、记录治水情形等历史叙事功能外，又成为具有独特政治意义的地标性文化景观，更是灾难记忆与祭祀信仰的展现。

二、语义隐喻：石刻象征意义及其解读

石刻是人类保存思想文化的物质文化形态，尤其是带有文字的石刻资料，不仅仅是记录历史事件的载体，其语义更是为了表达一定的文化隐喻，“承载并规定着人文意义的生成”。如碑刻形制的特殊文化寓意体现了古代人们对权力、地位、吉祥、美好以及审美观念等方面的追求和表达，体现出其在文化传承、社会记忆和道德教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是殷《石刻铭》、战国中山《守丘刻石》、秦《石鼓文》等。《周礼·秋官·大司寇》载：“以嘉石平罢民。”郑玄注曰：“嘉石，文石也，树之外朝门左。”孔颖达疏：“有文乃称嘉，故知文石也。欲使罢民思其文理，以改悔自修。”在石鼓文《吴人篇》中则留存有“太祝”“曾受其高庸”之语，体现了国家祭祀之意。1985年，秦公一号墓出土的秦石磬上刻有“高阳有灵，四方以鼏平”，意指秦人受先祖高阳的灵佑，保护秦四境之内安宁和平。可见，刻文于石已经成为政治势力展示祈福禳灾意愿、宣扬安宁太平的一种形式。秦汉以后，“立石”或“刻石”纪功成为表现国家权威、留存后世的重要纲纪，故《峄山刻石》中专门提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功：“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汉唐时期，石刻类型及其展现的政治功能更加广泛，包括功德碑、纪事碑、墓碑、造像题记碑、宗教碑、诗文碑、书画碑、诏书文告碑、修桥建庙碑、乡规民约碑、地界契约碑、祈福求雨碑、家族祠堂碑等，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碑刻是一种刻上文字纪念功勋或作为标志的石头。它不仅是一种物理实体，更是一种文化符号，通过隐喻的方式传达着丰富的象征意义。碑刻的解读超越了文字本身，牵涉到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其一，碑刻往往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帝王或圣贤死后，后人给他们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使用巨大的石碑和稳固的基座（如赑屃驮石碑），以彰显其尊贵地位。圭首碑的形制类似古代祭祀、宴飨等活动中使用的圭形器具，象征着使用者的崇高地位和权力。这种形制上的特殊设计，不仅体现了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也彰显了碑刻主人的尊贵身份。尤其是墓碑的形制更是地位的象征，《隋书·礼仪志》载：“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高不得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若隐沦道素，孝义著闻者，虽无爵，奏，听立碣。”《唐会要》载：“碑碣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上高不过九尺）。七品以上立碑（圭首方趺，趺上不过四尺）。若隐沦道素，孝义著闻，虽不仕亦立碣。凡石人石兽之类，三品以上用六，五品以上用四。”可见，按照隋唐礼仪之制普通民众不具有立碑、碣的资格，且立碑也是按照地位等级的不同而有所限制。另外，官刻祭祀碑则往往是为了展现统治者与天沟通的独特权力，如碑文多通过描述复杂神圣的酬神祭祀仪式，营造出庄重真实的“酬神”氛围，彰显执政者为百姓祈求福佑的政治姿态。“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碑文中往往详述告神应验后酬神祭祀的各种礼仪，为君主告神以及与神沟通的真实性制造佐证。同时碑文通过虔诚性语言表述，展现酬神祭祀的郑重严肃，以此凸显天人沟通环节的神圣性，进而展现君权天授的合理性。类似碑刻的象征意义通过语境中的隐喻与场景中的“意会”加以表述与传达，使得碑刻成为权力与地位的外在物化表现。

其二，碑文体现思想的内涵。“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如孔庙等处的碑文，在公共空间里昭示出儒家思想中的人生价值追求、伦理观念、生命智慧与美学理想。《虞恭公碑》碑文不仅赞誉了虞恭公的功绩和品德，还体现了儒家思想对“仁、义、礼、智、信”的推崇。这种隐喻传达不仅增强了碑刻内容的思想深度，还使得其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这种隐喻特性使得碑刻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让人们通过碑文感知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深远。

其三，碑刻也是纪念与追思的表达方式。它通过刻上文字或图画来铭记历史人物、事件或精神，表达人们对逝者的怀念和敬仰。例如，墓碑上刻有陵墓主人的姓名及生平事迹，成为后人追思和缅怀的重要场所。其形制简洁大方，寓意着庄重、肃穆。碑身上的文字内容，无论是记事颂德还是墓志铭，都承载着人们对逝者的纪念和缅怀之情。这种象征意义通过隐喻的方式深化了人们对碑刻的认知和情感共鸣。

其四，碑刻也是艺术形式的展示，包括碑文书法、碑刻造型。历代文人都撰有大量的碑文，形式严谨、构思精巧、语言优美，传颂当时并流传后世。同时，碑刻的纹饰和雕刻也多别具匠心，蕴含特殊的文化寓意。碑刻的形制和装饰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例如，碑身上的莲花、梅花等图案象征着高洁、坚强和吉祥；碑座上的龟趺形设计则寓意着长寿和吉祥。这些吉祥寓意的融入，不仅增添了碑刻的艺术美感，也寄托了人们的美好祝愿。这种隐喻特性使得碑刻成为多种艺术的结晶，展现了人类的智慧、想象力和创造力。

因此，语义，即碑刻文字所承载的意义。碑刻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砌，更是历史信息的载体；不仅是历史与文化的见证、道德教化的工具和艺术创作的结晶，也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纪念与追思的表达以及文化与精神的传承，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社会信息。通过对碑刻文字的细致解读，可以揭示出古代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历史事件等深层次内容。

三、构建场景：景观地标与历史记忆的塑造

场景，在这里指的是碑刻所处的物理空间及其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关系。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或地区文化标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过去的经历、情感和智慧。景观地标，作为地区的重要标志，不仅是物质空间的节点，更是历史记忆的载体。石刻往往被置于特定的自然或人造环境中，同样需要“关注研究对象与外部的种种关联”。如陵墓、庙宇、公共场域等，这些场景不仅为碑刻提供了物质载体空间，也赋予了它们特定的文化意义和象征价值。通过场景的分析，可以探讨刻石如何与周围环境形成互动，共同构建出具有地域特色和历史深度的人文景观。同时，这些场景也是激活历史记忆、传承文化认同的重要场所，人们在参观、祭祀等活动中，不断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和记忆。

石刻一般作为景观地标，通过碑文或者符号等文化叙事，将历史记忆以连贯、生动的方式延续下去。五岳四渎、陵墓庙宇等特定地域往往是石刻集中的地区，与周边的环境相结合，共同构建了其“语境场”。语境中有隐喻，场景则需要“意会”。“隐喻的创造和对隐喻的理解对语境都具有极大的依赖性。而意会多发生在非言述情形或者伴随言述情形发生，大多依靠人的生物本能、心理基础和内化知识……离不开具体场（情）境”。

祭祀是国家的重要仪式，历代王朝在五岳四渎等举行的祭祀祈雨、仪式后，往往立碑以告天地。《堂溪典嵩高山石阙铭》载：“□□□□□□时□五官□中郎□鄢陵□□□□并熹平四年来请雨嵩高庙。”《嵩山泰室神道石阙铭》载：“春生万物，肤寸起云。润施源流，鸿濛沛宣。”《封龙山颂》云：“惟封龙山者，北岳之英援……能蒸云兴雨，与三公、灵山，协德齐勋。国旧秩而祭之，以为三望。”《祀三公山碑》载：“吏民祷祀，兴云肤寸，偏雨四维。”《白石神君碑》载：“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终朝日，而澍雨沾洽。前后国县，屡有祈请，指日刻期，应时有验。”《伯夷叔齐碑》载：“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祷请名山，求获答应。时处士平阳苏腾字玄成，梦陟首阳，有神马之使在道。明觉而思之，以其梦陟状上闻。天子开三府，请雨使者与郡县户曹掾吏登山升祠手书要曰：‘君况我圣主以洪泽之福。’天寻兴云，即降甘雨也。”《九疑山碑》载：“岩岩九疑，峻极于天。触石肤合，兴播建云。时风嘉雨，浸润下民。”此类祈雨碑、祭山碑、祷神碑等，作为景观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成了民众表达禳灾诉愿、缅怀灾难记忆的地标与符号。它们往往通过详细叙述灾异天谴—告神弭灾—人神交感—灾难消弭—酬神答谢一系列弭灾环节，强调执政者告神后人神相洽、灾难顿消的灵验，将灾难消弭归为人君天人沟通之力，并在此基础上，为执政者君权神授的权力来源以及敷佑下民的权力合理性提供法理基础。

段义孚曾指出：“地方与环境已经成为情感事件的载体，成为了符号。”许多碑文中也专门记有立碑为了传承历史记忆，留存后世。如“铭勒斯石，垂之于后”；“思传旧德，式建丰碑”；“立庙生祠，树碑颂德”等。欧阳修称：“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与夫汉、魏已来圣君贤士桓碑……皆三代以来至宝，怪奇伟丽、工妙可喜之物。” “三代以来至宝”这一论断充分展现了石刻史料在传承历史记忆中的文化价值。石刻类型多样，如祈雨祷晴、避免战乱、期盼安宁的碑文、图像、符号等，都是承载基层民众历史记忆和认知的重要载体。其内容也颇为庞杂，包括碑中祷山求雨弭灾、祈福禳灾活动，墓志中民间墓志潜藏的生死观念和祭祀民俗、德政类碑刻与基层地方治理，以及画像石、墓志铭、镇墓石、德政碑等所体现的风伯、雨师、雷神等神灵崇拜和山岳崇拜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禁忌、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它们都是历史记忆的残存，是中华文化“‘情道一体’的文明内在张力和人文精神的永恒归宿”。数量庞大的石刻资料，具有不同于传世文献的独特功能，不仅能证史之实、纠史之误、补史之阙，更为研究思想史、观念史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

结 语

人文语义的理解，并不仅仅在文字之间，更在文字之外。《孟子·万章章句》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诵读古人的诗文著作，必须追溯作者的思想经历与时代背景，理解其中的隐喻与内涵，避免在只言片语中孤立主观地附会作者的意图。同样，诸如石刻等物质文化的载体亦然，它们不仅是理解社会政治导向、宗教信仰、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的重要实证，也是古人生活禁忌、日常活动等真实场景的具体描摹，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古人对社会的种种思考以及有关国家社会生活的各种思想观念。

理解石刻等物质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及其所载的事件、人物和情感，仅仅依靠对文字本身的解读是不够的，必须将文字、符号、图像、形制与其所处的山川、湖河等周边景观，以及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紧密结合，即在“语境场”中加以理解，以此在时间和空间上构建连续的文化脉络，理解碑刻叙事、人文景观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密切联系，窥见历代社会风貌的变迁与社会结构的演进。

编辑：王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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