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秦汉为父亲孙元良站台，共青团批驳：民族败类，何足纪念

2019年6月，电影《八佰》上映前夕，导演在微博上晒出了他与孙元良之子、著名影星秦汉（本名孙祥钟）的合照。这位导演在合照下附文：

1937年，全线溃退情况下、下令留守上海四行仓库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88师师长孙元良之子——秦汉先生！

这张合照一经公布，就引起了网友们的普遍热议。

然而，这一表述迅速点燃舆论——四行仓库战役因电影《八佰》的热度备受关注，这张照片不仅未迎来赞誉，反而掀起一场关于历史真相的激烈论战。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秦汉其实是国民党名将孙元良的儿子，孙元良曾就读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秦汉原名叫孙祥钟，后来才改用了这个广为人知的艺名。

秦汉主动降低片酬参演《南京1937》，很大程度上是受他父亲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院随即发文《孙元良缘何引争议》，揭露其多次临阵脱逃、贪污军费、性侵未遂等劣迹。

6月25日，共青团官方账号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历史研究院的一篇文章，并附上犀利评论：

孙元良缘何引争议？拨开历史的迷雾，发现事实的真相，让英雄的崇高和败类的无耻都大白于天下。

官方的定性直接将孙元良钉在“民族败类”的耻辱柱上，更让秦汉的“站台”行为被批“歪曲历史”。

当时的孙元良已离世12年，为何仍引发广泛争议？

孙元良在自述中曾慷慨激昂地说：“我不满廿岁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发誓要跟随中山先生救国救民。当时哪有什么'裙带风'、什么'黑金'，我每升一级都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所得到的。”然而历史记载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孙元良有个外号叫“飞将军”，但这个“飞”字，可不是夸他英勇善战，而是形容他溜得比谁都快。

1926年北伐期间，孙元良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团长。他先因防守南昌时擅自撤退导致城池失守，后又在江西奉新违令溃逃，险些葬送北伐大局。蒋介石震怒要求枪决，他却因薛岳等人求情侥幸活命。

后来他也算是悔过自新，带兵打仗的表现相当不错，让蒋介石逐渐放下心来。凭借在第一次“淞沪抗战”中的贡献，成功晋升为师长。

1933年，他率领一个师前往江西与红军交战。刚一交锋，部队就迅速崩溃，孙元良仓皇逃命，最后只剩他一人侥幸逃脱。

蒋介石气得火冒三丈，几乎要把他拉出去枪毙。

由于孙某毕业于黄埔军校，且背后有人脉关系，因此得以免于一死。

淞沪会战爆发，时任88师师长的孙元良部死守上海闸北，然而其再次展现了他的“飞将军”本色。在闸北战役中，由于指挥不力，部队伤亡惨重。

然而据《李宗仁回忆录》记载，战至最惨烈时，孙元良竟带着师部200人躲进租界夜总会，被媒体讽刺为“战场消失术开创者”。

之后，他向上级顾祝同请示撤退，顾祝同命令他至少要留下一个团死守。于是孙元良一走了之，只留下524团团附谢晋元带领部队坚守四行仓库，这就是后来闻名的“八百壮士”事件。

更恶劣的是，他在淞沪会战私吞财政部拨付的26万国防军费，甚至企图强奸慰问女学生，被副师长冯圣法劝阻时竟称：“英雄总与美人相关。”

战后，孙元良因军饷和工事款项问题被送军法处。他通过买通伤员、旅长廖龄奇作伪证等手段逃避军法审判。又收买陈诚、顾祝同、汤恩伯为他说情，最终在关押42天后官复原职。

88师军械处主任葛天揭露，其腐败行径直接削弱部队战斗力。

1937年12月南京城破前夕，孙元良作为72军军长，竟违令逃往下关企图渡江，被宋希濂拦截后假意返回。然而会议结束后，他竟脱去军装藏身妓院，认鸨母为干妈，混迹难民区。

最终导致群龙无首的守军被日军屠杀。其部下宋希濂在回忆录中控诉：“他逃得比老百姓还快！”

蒋介石，他下令：“不杀孙元良，不足以正军纪。”还派特务去暗杀，但孙元良却把特务反杀了。

在南京沦陷后，孙元良一直躲藏。直到1938年日军允许难民离开南京时，他才混在难民中逃到武汉，通过杜聿明等人向蒋介石求情。

最终他只是被撤职半年，之后又重新担任了七十二军军长。

1944年豫湘桂会战期间，孙元良利用职务之便，将美国援华物资中的棉纱、粮食在黑市抛售，连时任总参谋长陈诚都大骂：“党国蛀虫！”

1946年驻防上海时，孙元良试图强奸复旦大学女学生，遭民众围堵司令部，蒋介石亲自下令“严办”，最终却不了了之。

企图强奸女学生仅是冰山一角。国民党档案显示，孙元良私生活混乱，多次利用职权胁迫女性，军中风评极差。

孙元良在淮海战役被围时率400余人突围，成都战役期间又抛下6万起义部队独自逃往台湾。五次战场溃逃，坐实“飞将军”（逃跑如飞）的讽刺称号。

1949年，孙元良逃往台湾后，一度在台北隐居，后又前往日本经商，开了一家名为“天福园”的面馆。1985年，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为南京大屠杀翻案，激起了孙元良的义愤。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发表抗议书，怒斥日本的谎言，捍卫了历史的真相。

这或许是他人生中最光辉的时刻之一。

他原本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曾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投靠蒋中正，这一选择在当时就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更为严重的是，孙元良在抗战期间的对日态度逐渐暴露出问题。有历史资料显示，他在与日本代表的交涉中表现出过度的妥协与软弱，甚至被一些历史学者指责为“亲日派”。

这种立场的摇摆，在全民抗战背景下无异于民族背叛。

纵观他的几次逃跑，都是打了一段时间、败相已显时才跑的。所以他能打仗，但经不起败仗，他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国家、大局重要。如果不是战时，那充其量就是个利己主义者。可他生在战时，还当了将军，那他就只能是个贪生怕死的无耻之徒了。

遗忘历史的国家没有未来，美化耻辱的民族不配重生！‌

参考资料：
本文所有历史细节均引自《李宗仁回忆录》《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等权威史料，人物言论来自公开报道及社交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