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争的打鼓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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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有一个叫做金沙的地方，当年曾经叫打鼓新场。在长征的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数次生死存亡的关键，在这个地方红军可以说躲过了一劫，下面我们来看看，当年是多么的惊险。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常委分工时，指定毛泽东同志 “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成为红军的实际指挥者。

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同志为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委员。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这就是为什么在革命年代很多人称呼他为毛委员。

1935年3月，中央红军在遵义大捷以后，士气变得高涨起来。

那是我红军在长征以来的最大的胜仗，很多同志们受到了鼓舞，准备一鼓作气，想把贵州的打鼓新场拿下来！

主张这么做的是红一军团的领导人，的确也有他们的理由。他们对中革军委建议说，攻打这个地方是很有好处的。因为当时对方只有两个师左右的黔军的兵力，而且当地军阀王家烈和蒋介石有矛盾，加上当时黔军军阀部队的战斗力在国军的众多军阀当中算是也比较弱，他们是出了名的真“双枪”，就是烟枪加上另一支枪，有鸦片烟瘾的雇佣兵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当时张闻天等人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该提议，参会者包括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20余人。会上多数人支持进攻，因为如果成功的话还可以补充我们的苏区根据地的资源。这个时候，别说稍微年轻一点儿的林聂等人，身经百战的朱老总也认为应该真打。

再加之前一段（1935年1月28日）的土城战役情报有误，所以导致毛泽东同志的指挥失利了，大家开始有点儿犯嘀咕了。

但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他指出了他的分析。

打鼓新场看似防御薄弱，实则蒋介石已部署滇军、中央军等重兵（约9个师及6个旅）向该地集结，红军可能陷入包围圈！

红军应坚持运动战，避免与敌进行消耗性的阵地战。

然而，毛泽东同志的反对意见未被接受，会议通过民主表决决定进攻，甚至撤销其前敌总政委职务。当时的形势就变成了少数要服从多数。

毛泽东同志还是不放心，他深夜提马灯走到周恩来同志的住处，找到其之后出示截获的情报（显示敌军已形成合围之势），力陈进攻的危险性。因为当时周恩来同志是有很重要的决策权的，他被说服后暂缓发令，次日会议重新讨论。组织最终放弃进攻计划，并恢复毛泽东同志的职务。后来，为避免军事决策效率低下，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新三人团），集中指挥权。在战略战术上，这样是非常有必要的，后来实践证明这么做很对。

事隔多年以后，他说，“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列宁那个时候有这种情况。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周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 ”

周恩来同志后来回忆说：

“但毛主席回家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这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 周恩来同志还感慨地说： “如果我们贸然打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啊！”

后来根据一些文献例如红色特工《卢志英事迹考略》显示，毛泽东同志他有主要三个情报来源。一个是军委二局破译的敌军往来的密电码，还有潜伏在对方阵营当中的地下工作者传递过来的消息，另外一个就是当地土著和少数民族一些同胞向他们提供的情况，后面这些当地土生土长的老百姓说的话，可能就是一线的指挥员了解不到的基础信息。

不去攻打打鼓新场，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若真的进攻了，红军将陷入蒋介石他们预设的包围圈，可能导致全军覆没。毛泽东同志的坚持和情报的及时获取，使红军避免了重大损失，为后续四渡赤水等战略行动保留了力量，挽救了红军部队于危局。在这之前，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后虽进入决策层，但并未完全掌握军事指挥权。此次事件后，党内对他的军事判断力高度认可，其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为后续指挥权的集中奠定了基础。新三人团的成立终结了集体表决军事决策的低效模式，提升了红军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标志着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中的核心地位正式确立。这就确立了他的军事领导权威。

打鼓新场这件事，也反映了红军内部对运动战与阵地战、短期胜利与长远战略的认知差异和探索。毛泽东同志的胜利强化了“避实击虚”“灵活机动”的军事原则，成为红军后续战略的指导思想。

所以， 打鼓新场这一次的分歧和争论是长征途中一次非常关键的军事决策转折点。这一次，不但解决了红军的生存危机，也通过了制度调整和领导权的集中，为毛泽东同志后续的军事指挥铺平道路，进而对红军整体摆脱敌人围剿和实现战略转移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