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证据说话，让正义落地：从聂树斌案看“疑罪从无”的法治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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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京来硕律师事务所李肖峰律师，作为专攻行政诉讼和刑事案件的办案律师，我代理过无数被指控的当事人，最深切的体会是：法律的真正力量不在于惩罚，而在于守护无辜者的清白。今天，我想结合聂树斌案这一标志性冤案，聊聊刑事诉讼中“疑罪从无”原则的实践意义。

李肖峰律师谈疑罪从无

一、“疑罪从无”不是“放虎归山”，而是法治底线

“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三项）这一原则背后，是“宁可放走十个坏人，不可冤枉一个好人”的司法理念。

聂树斌案中，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聂树斌被认定为凶手并被执行死刑。但案件存在关键证据缺失（如作案工具未找到、DNA鉴定未匹配）、供述矛盾（作案时间与证人证言不符）等重大疑点。直到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定，原审证据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最终改判聂树斌无罪。这一过程耗时22年，却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疑罪从无”的里程碑**。

二、“证据链断裂”的后果：赵作海案的警示

“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刑事诉讼法》第175条第四款）这一规定要求侦查机关必须“用证据说话”，不能“带病起诉”。

河南赵作海案就是典型例子。1999年，赵作海因同村村民失踪被指控杀人，尽管关键物证缺失（尸体高度腐烂无法辨认）、供述存在逼供嫌疑，法院仍以“证据不足”判处死缓。2010年，失踪村民“复活”，赵作海被改判无罪。这起案件暴露了“疑罪从轻”的司法惯性，也倒逼司法机关严格执行“疑罪从无”。

三、“存疑不起诉”的实践：Q某骗取出境证件案的启示

“证据不足的不起诉决定，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的终局处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05条）这意味着，即使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只要证据不达标，就必须“刹车”。

2025年，苏州Q某涉嫌骗取出境证件罪一案引发关注。公诉机关指控Q某“授意员工办理虚假签证”，但辩护律师指出：无直接证据证明Q某主观明知（如会议记录、邮件指示）、客观行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持旅游签证相亲不构成犯罪）。最终，检察院主动撤回起诉，Q某当庭获释。这一案例体现了“疑罪从无”在主观故意认定中的严格适用。

四、普通人如何理解“疑罪从无”？

1. “证据链必须闭环”：

定罪需要**“排除合理怀疑”**，而非“差不多”。例如，仅凭被告人供述或间接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

2. “非法证据必须排除”：

通过刑讯逼供、威胁取证等手段获取的证据，即使真实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

3. “程序正义不可忽视”：

从侦查到审判，每个环节都要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例如，超期羁押、未保障辩护权等程序违法，可能导致案件被推翻。

五、律师的行动指南

作为辩护人，我始终坚持：

• 穷尽证据审查：逐页核对笔录、鉴定意见，寻找证据链的“断裂点”。

• 强化程序辩护：对非法取证、超期羁押等行为提出异议，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 推动公开听证：对于争议案件，建议检察机关举行听证会，听取多方意见。

结语

“疑罪从无”不是法律的“漏洞”，而是文明司法的“防火墙”。它守护的不仅是被告人的权利，更是每个公民免于被无端追诉的安全感。当聂树斌、赵作海们的冤案被平反，当Q某们的清白得以恢复，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案正义的实现，更是中国法治从“有罪推定”向“无罪推定”的艰难转身。

法律的终极目标，不是制造恐惧，而是让正义在每个案件中“看得见”。我是李肖峰律师，欢迎关注账号，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法律问题，可以向我咨询。

（本文作者：李肖峰律师，执业于北京来硕律师事务所，专注行政争议、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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