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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自4月2日宣布实施所谓“对等关税”,挑起全球贸易争端以来,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加码“关税战”,不断施压全球各国和地区接受美国的贸易安排。面对美国单边主义霸凌,中方“11箭齐发”,出台一系列反制措施,有力回击特朗普政府。4月10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对华关税提高至125%,并以“暂停90天‘对等关税’”为诱饵,似要拉拢全球75个国家,形成对中国的精准围堵。
面对特朗普“对等关税”冲击,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其逻辑和本质?面对单边主义霸凌,中国应如何积蓄力量破局?中国企业又应如何调整自身“出海”战略?
4月8日,IPP助理研究员徐伟钧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李鹤鸣的采访,围绕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的实质、影响以及中国的反制措施展开分析。
《南方都市报》、N视频连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徐伟钧(视频)
南方都市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签署两项关于所谓“对等关税”的行政令,其中宣布美国将对贸易伙伴设置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某些贸易伙伴征收更高的关税。所谓“对等关税”的“对等”体现在哪里?是否真的“对等”?他提到的10%的基准关税,是基于什么标准得出的?
徐伟钧:特朗普的“对等关税”会给人一种“针锋相对”的印象,他对所有进入美国的产品都加征10%的基准关税,而对于包括欧盟和中国在内的60个被他描述为所谓“严重违规国”的贸易伙伴,征收更高的对等关税。
徐伟钧博士(右)接受《南方都市报》、N视频记者李鹤鸣连线采访
根据美国政府的表述,这种“对等”的标准是根据贸易伙伴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综合税率来进行计算的,但实际上似乎是将与特定国家的双边贸易逆差,也就是进口超过出口的金额,除以该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额,然后将得出的百分比除以二来进行计算。
从白宫方面发布的信息来看,“对等”包含双重含义。第一,特朗普认为其他国家对美国征收关税,所以美国也要对其他国家征收关税。第二,特朗普不满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认为应该通过征收关税的方式来消除贸易逆差,从而使双边贸易的进口和出口对等。
显然,特朗普政府所宣称的“对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等。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并没有要求绝对意义上的关税税率相同,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其产业发展而适当提高进口关税是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做法。美国在自己已经越过需要保护的发展阶段之后,强行实施对等关税,相当于剥夺了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周四(4月10日)威胁称,如果各国不能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将改变对特定国家暂缓90天“对等关税”的做法,并将关税恢复到更高水平。图源:新华社
另一方面,大多数贸易逆差是由结构性因素造成的,而不是蓄意的不公平关税做法。特朗普政府以贸易逆差为借口征收额外关税,是一种武断且带有政治色彩的计算,而不是真正的对等关税交换。
对于10%的最低基准关税,特朗普方面并没有明确其经济学依据,但可能有三个作用:
第一是设置一个普遍的下限。这可以确保对每种进口商品征收一定的关税,从而打击通过将生产转移到第三国来规避关税的行为。
第二是为美国提供一种谈判杠杆。10%的普遍税率明显高于特朗普上台前的平均水平,但又不算太高,可以为后续的谈判预留空间。
第三是一种政治象征意义。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这种普遍的关税,可以强调特朗普政府为了恢复所谓“公平”所作出的主张。
南方都市报
近期美国媒体曝出,美国财长贝森特因无法忍受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而想要辞职,显示在特朗普团队内部似乎也有意见相左的情况。另外,4月7日美股大跌之后,4月8日早上一度有传言说特朗普要撤销关税,导致美股短暂上升,结果在特朗普的辟谣之后又马上下跌。结合这些情况来看,特朗普这一次的关税政策是否会存在情绪化的特征?
徐伟钧:我认为此次的关税政策确实具有强烈的情绪化色彩,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公布关税政策当天的演说中看出。在演说中,特朗普运用了很多情绪化的语言,比如说,他宣称“几十年来我们的国家遭遇了远近敌友国家的掠夺、抢劫和强奸”;他还多次在社交媒体上以攻击性的语言威胁贸易伙伴,比如说他要求中国在24小时之内撤回反制措施,否则他还要额外加征50%的关税。
此外,他还拒绝了欧盟豁免关税的提议。显然,他的语言已经超越了常规的贸易政策讨论范畴,是为了迎合和煽动国内民众的情绪——当然也有他自身的情绪在里面。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4月10日宣布,日前表决通过的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决定暂缓90天执行。图源:新华社
另外刚才也提到,特朗普的团队内部其实一直存在着贸易政策的分歧。在贸易政策上,特朗普的经济团队内部有一些所谓的“里根经济学”拥护者,包括贝森特在内,他们并不认同加征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另外,由于关税政策对企业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以马斯克为代表的企业家们其实也并不认同特朗普加征关税的政策。
但总体而言,现在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产生了更大影响的,其实是以他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为代表的一帮主张加征关税的高官。因此,虽然特朗普政府内部存在分歧,但这种分歧对最终政策的实施能产生多大影响,是需要继续观察的。
上周特朗普公布其影响深远的关税方案时,手里拿着那张解释针对数十个国家惩罚性措施的大图表,站在他身旁的正是卢特尼克,他目前负责特朗普的贸易议程。图源: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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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关注到,在加征关税的同时,特朗普也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事实上,在第一任期的时候,特朗普也有过多次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情况。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徐伟钧:特朗普这次援引的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其核心目的是绕过国会的限制,快速实施关税政策。这个法律机制允许美国总统在他认为所谓的“不寻常和非常规”的情况已经威胁到国家安全或经济稳定的时候,单方面迅速实施关税或经济制裁等措施。
需要强调的是,此次特朗普加征关税是通过签署行政令的形式来进行的,并没有经过国会的立法批准。也就是说,通过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特朗普就能够绕开传统的立法程序,并且赋予其行政命令在法律上的合法性。这既可以避免加征关税的法案在国会内部遭到阻碍甚至否决,也可以让其关税政策被更加快速地实施。
同时,通过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也是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贸易伙伴发出一个信号,表明美国在采取一种不妥协的立场,其目的也是为了迫使外国改变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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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在的形势或者局势而言,您认为“对等关税”政策在国会两党的不满和谴责下,是否会按下暂停键?或者说,是否有一些磋商或谈判的余地?
徐伟钧:美国国会两党确实有很多议员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不满的。但不能否认的是,也有一些议员表达了支持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在他出台加征“对等关税”的政策之后不久,白宫网站上的一个网页列举了美国各行各业、包括国会内部多位议员对他的支持。这说明,美国国会内部也有一定的支持关税的声音。
白宫网站4月2日的公告称,尽管政客们和媒体口中满是渲染之辞,但关税确实是实现经济和战略目标的有效手段。图源:白宫网站
当然,如果关税的负面经济影响持续恶化或者公众的不满加剧,国会确实有可能考虑采取措施暂停或者取消关税政策。但是因为特朗普这次加征关税是根据总统的“紧急权力”来征收的,因此要取消关税的话,就需要新的行政令或者国会能成功地推翻政策。
鉴于美国政治极化的现状,除非有令人信服的经济证据或者不断增加的公众压力促使国会采取果断行动,否则即便两党内部都存在反对的声音,也可能不足以迫使特朗普暂停加征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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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看来,特朗普实施“对等关税”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解决所谓的国内顽疾,比如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还是增加谈判筹码?这能否达到他所希望的所谓“美元走强”?
徐伟钧:从他公开的表述来看,特朗普实施所谓的“对等关税”,短期内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缓解联邦债务压力;而从长期来看,是为了促进制造业的回流,从而推动美国的“再工业化”。他宣称这些“对等关税”将使美国的工业“重生”,并且将公布这些关税的日子称为“解放日”。
这种关税政策既是特朗普对于国内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也是他对外谈判的一种筹码。
从国内的角度来说,他宣称关税是对几十年来美国制造业衰退以及贸易赤字的一种补救,能够起到重新平衡贸易、保护美国制造业和恢复就业的作用;从对外的角度来看,关税也是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谈判的筹码。他试图借此来迫使其他贸易伙伴降低所谓的壁垒,并且调整其他被特朗普视为“不公平”的政策。
在特朗普关税的压力之下,确实有可能出现美元走强的趋势。这是因为,其他国家可能会通过贬值本国货币来保持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从而对冲关税带来的风险。
但是,特朗普可能更希望的是美元贬值。从他长期以来的表态来看,他认为应当扭转强势美元的政策,因为美元的贬值会促使美国出口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更加便宜,进而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甚至有报道称,特朗普希望以类似“广场协议”的方式来迫使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从而增强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他此前也公开表达过对人民币和日元贬值趋势的不满,声称这种趋势对美国不公平。所以我认为,他个人更希望看到的可能是美元贬值的局面。
美债和美元的螺旋式下跌,反映出对美国经济和金融系统根本性的不信任。图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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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关报道,有美国民众正在疯狂采购物资,以预防可能产生的物价上涨。那么,这一次“对等关税”对于我们刚才讲到的美国制造业、农业或其他产业有没有影响?对于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徐伟钧:对于美国的制造业而言,关税确实会使进口商品更加昂贵,进而鼓励更多的企业在美国国内生产,从而为美国的制造商提供一种临时的保护。如果从外国进口变得更加昂贵的话,一些企业可能确实会选择将业务转移到美国。
特朗普声称,关税将促进美国制造业发展并保护就业,但经济学家警告,此举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损害,并推高美国及全球消费者的商品价格。图源:Wikimedia Commons
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之下,很多制造业其实已经融入了复杂的全球供应链。即便是美国企业在本土生产,也会有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或者零部件的需求。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也必然会导致这些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如果企业自行承担这种成本增长,就会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如果企业选择将这种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话,那也会导致消费者生活成本的增加。
对于美国的农业而言,特朗普的关税将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制,从而对农业造成影响。中国和欧盟这些主要的贸易伙伴都已经表示或者实施了针对部分美国农产品的报复措施,这显然会导致美国农产品出口量的下降和农业的受挫。同时,农业供应链也可能会受到关税政策的影响,从而导致美国国内食品价格上涨。
所以,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各行各业成本的增加会导致美国物价的普遍上涨,进而削弱他们的购买力,并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同时,投入成本的增加、供应链的中断以及商业环境不确定性相互叠加的累积效应,还可能会导致市场动荡,有部分企业可能因此裁员,从而对普通民众的工作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据分析人士称,由于美国严重依赖特朗普全面关税所针对国家的进口产品,预计未来几个月美国家庭的皮革制品、服装、家具和消费电子产品价格将大幅上涨。图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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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普通民众来讲,可能“对等关税”政策之下会影响到就业、消费。那么,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会不会对一些一些人群或团体产生利好?
徐伟钧:利好的对象其实不会特别多。
本质上来讲,关税是一种贸易保护的举措,它会增强某些美国本土生产企业的竞争力。就像刚刚说到的,美国国内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可能会因为“对等关税”导致从中国或欧盟出口到美国的制造业产品成本上升,从而使美国本土制造的产品具有更强的价格优势。
但是,即使它增强了美国部分企业的竞争力,也并不意味着他们都能够从“对等关税”当中获利,因为大部分制造业企业依赖于全球的供应链。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美国的这些制造业企业仍然需要从国外进口一些原材料或者零部件来满足其生产需求。而“对等关税”也会影响到这些原材料的成本,从而增加美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也会对他们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所以我认为,至少从短期的层面来说,因美国的“对等关税”而完全利好的群体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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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宣布实施关税政策后,可以看到美国股市出现大跌,比特币、黄金和白银等资产价格也出现暴跌。除此之外,美国各界的反对声音也是比较明显的。在您看来,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实施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难度?美国会不会在未来某个阶段出现经济危机?
徐伟钧:如果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可能会有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关税的经济连锁反应是特朗普政府难以控制的。他在宣布了关税政策之后,市场和投资者对不确定性的加剧和报复性措施的担忧,都导致了美国和全球主要股市的大幅下跌。这种恐慌不仅源于关税的直接冲击,也是因为供应链断裂的风险。
第二,美国社会会出现反弹。随着企业开始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普通美国人对于日常用品价格上涨的不满情绪也会日益高涨。一些美国民众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近几日有一些美国民众已经开始了“囤货”行为,美国国内也爆发了覆盖全美的抗议活动。如果任由民众的不满情绪不断累积,特朗普以及共和党可能会在2026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遭到重挫,失去对国会两院的控制。
美国全国各地在4月5日举行超过1000场“住手!”抗议活动,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损害美国人民的利益。图源:新华社
第三,美国毕竟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对于总统存在一些法律和制度上的约束。比如说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加征关税,它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存在争议的。已经有报道称,有一些人或者企业已经向美国的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来对特朗普的加征关税和他宣布紧急状态的合法性进行挑战。
同时,特朗普团队内部以及国会中的一些共和党议员,确实也对这项关税政策存在担忧,甚至不满情绪,这可能会在一定情况下转化为对关税政策的反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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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喊话美国民众“挺住”,除此之外,特朗普还在“黑色星期一”股市大跌的时候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他的粉丝所写的一篇文章,暗示股市大跌是他们所期望看到和意料之中的。那么,会否有可能像他所说的,目前物价上涨、股市大跌的状况只是短期的?是否只要“挺住”,美国民众就能迎来好日子?
徐伟钧:我觉得特朗普说“挺住”,主要的意图是向美国公众宣称,这种以物价上涨和市场波动为代价的短期性的经济痛苦,最终会让位于美国国内制造业和就业的复苏。他喊话“挺住”,是为了唤起美国国民的坚韧意识。
但是我更倾向于认为,他所说的“挺住”或是他对股市下跌“早有预期”这些话,更多的是他在“嘴硬”。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可能符合他的预期,那就是所有的贸易伙伴都屈服于他的单边霸凌,而且制造业也重新都回流美国。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民众确实有一定可能性在未来迎来所谓的“好日子”。
但是,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必然会有一些贸易伙伴会采取反制措施。而且,就算各国都不反制的话,特朗普所希望的供应链重构也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
另外,从经济逻辑来看,物价上涨恐怕不是短期的现象。从过去贸易战的情况来看,只要特朗普不“改弦易辙”,他的保护主义措施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并导致消费者长期承受更高的成本。至少在他未来的4年任期之内,这种物价上涨的所谓“阵痛”很可能会一直存在,成为一种“长痛”。
当然,如果特朗普“改弦易辙”的话,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昨天(4月7日)有消息称,特朗普可能会考虑将关税征收延缓90天。消息传出后,美国股市出现了短暂的上涨趋势。但是白宫方面又很快出来辟谣,结果辟谣之后,美国股指就急剧下跌。这说明,市场对于特朗普取消他所谓的“对等关税”政策,其实还是抱有非常高的期待的。但是,只要特朗普仍然坚持保护主义式的对等关税政策,我认为它所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将会是长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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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曾针对美国的贸易战采取关税清单以及WTO诉讼的“组合拳”来进行反制。这一次,中国是全球第一个对美国关税进行反制的,反制措施也是“十一箭齐发”,力度很强。在您看来,这次反制和以往的反制措施相比,有什么不同?又有哪些特点?
徐伟钧:对于特朗普第一任期采取的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举措,中国方面的反制措施通常是基于对等原则,对美国的商品采取同等力度和同等规模的反制措施。
比如说,2018年4月,针对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约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政府也对中国自美国进口的金额约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了25%的关税作为反制。
但是,此次特朗普是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都加征高额关税。由于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情况的存在,中国很难对美国对华出口产品征收同等数额的关税。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就需要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来进行有效的反制,这也就是我们这次看到的“十一箭齐发”。
中国星期三(4月9日)晚宣布对美国再加征50%反制关税后,特朗普指中国的行为“对全球市场缺乏尊重”,10日将对华加征关税率从84%提升至125%。算上此前加征的20%,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共计对华加征关税145%。图源:新华社
相比于2018年的情况,此次中国的反制措施范围更广,内容更加多样化,不仅包括了报复性关税,也包括一些监管措施、出口管制以及有针对性的调查等等。我认为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精准打击”与“多元化工具”相结合。除了报复性关税之外,我们的反制措施还涵盖了一些非关税手段,直接对美国的半导体、农业等关键行业进行了“精确打击”。
第二个是国内与国际手段相结合。除了采取行政措施之外,中国也通过世贸组织的诉讼机制对美国进行了反击。
第三个是积极性与明确性。我们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迅速发布了11项反制措施,更具协调性、战略性和时效性,展现了中国在中美贸易争端上的坚定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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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反制和之前的措施有非常大的不同,同时我们是全球第一个推出这样的一系列反制举措的国家,这又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徐伟钧:我觉得中国之所以在全球第一个作出反制,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于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做法是早有预期的。
其实,早在2024年美国大选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看到特朗普及其团队成员多次表达过加征关税的想法。特朗普本人也宣称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50%、60%或高于60%的关税。我相信,我们已经早就已经做好了特朗普大幅增加关税的预案,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他正式宣布之后的第一时间就出台精准有效的反制措施。
另一方面,这其实也表明,中国有条件也有决心对特朗普的“单边霸凌”进行反制。
“关税战”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之间的实力较量。有些国家确实没有实力进行反制,那么它就会屈服于美国的单边霸凌,选择向特朗普妥协甚至单方面的让步。但中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经济韧性,我们有条件与美国进行较量,并通过反制措施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我们第一个对美国的“对等关税”进行反制,其实是向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坚决不屈服于特朗普的单边霸凌,将动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来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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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中方的官方立场是“不惹事也不怕事”。您怎么看待声明当中我们所表达出来的态度和立场?我们也看到,包括欧盟和东南亚、南亚的一些国家,还在寻求跟美国的谈判。您认为,中美现在还有谈判的余地吗?
徐伟钧: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的立场,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无意挑起冲突,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如果受到挑衅,中国也做好了捍卫国家利益的充分准备。
我们强调“不惹事”,其实也是在展示我们的立场并非是倾向于对抗,只是在受到单边霸凌的情况下会做出强硬的回应。而“不怕事”,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有能力来对抗美国的单边霸凌。
我们的经济是有韧性的。我们有自己的产业链,也有应对特朗普第一任期“贸易战”的经验,所以我们是做了一定的准备的。
虽然我们做了这样的表态,但我还是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谈判空间。其实,中方也一直对谈判持开放的态度。但是,谈判能不能进行下去以及能不能达成结果,本质上取决于美国方面是否愿意调整现在的策略。
当前中美之间的谈判面临着一个结构性的障碍,那就是特朗普要求中国进行单方面的让步,而中国坚持的是平等、相向而行的立场。简而言之,只要我们的主权和经济利益得到尊重,我们是愿意进行谈判的。但是,如果特朗普继续坚持这种单边霸凌的做法,比如他在最新的回应当中所宣称的,如果中方不撤回11条反制措施,他将会进一步向中国加征50%的额外关税,并且终止现在已经在进行的中美之间的任何谈判。如果他一直坚持这样的单边主义立场的话,中美之间的谈判确实难以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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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会不会在这一次的对等关税政策之下,在某些程度上加深与中国的经贸来往?
徐伟钧:只看经济体量的话,欧盟其实是有实力来对美国进行反制的。眼下,欧盟已经宣布了第一轮的反制措施。
当然,欧盟内部确实存在一定的分歧,因为各国的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各国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分歧,美国持续的单边主义关税政策所带来的结构性挑战,仍然可能会推动欧盟采取更加协调的应对措施。
虽然鉴于不同的经济依赖性和政治优先事项,欧盟完全统一的应对措施可能比较难以实现。但是,来自主要行业领导者的压力不断增加,以及市场不确定性的风险不断增强,最终还是会迫使欧盟的决策者以某种形式达成一致的综合应对措施。比如说它出台的反制措施。
另外,中国和欧盟在经贸问题上是存在共同利益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也肯定会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的深化。比如说,双方在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寻求美国市场替代等领域肯定是存在合作空间的。这也是未来我们进一步深化中欧合作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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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中国的许多企业会到越南或者其他东南亚国家开发第二个生产基地。这一次我们会发现,美国的“对等关税”对于东南亚国家的税率非常之高,最高甚至达到40%。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美国的关税打击有多大?哪个国家的损失最大?
徐伟钧:长期以来,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一直是亚洲国家走向经济繁荣的重要途径。尤其对于越南、柬埔寨这些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东南亚国家来说,他们严重依赖对美出口的产业来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关税战”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中国产业向这些国家转移的趋势。特朗普及其团队也是发现了这一点的,所以他们这一次特别在“对等关税”政策中修补了所谓的“漏洞”,向这些国家加征了高额关税。在这种关税的影响之下,这些国家严重依赖对美出口的产业肯定会遭遇重大打击,这些国家的经济也将面临严重的下行风险。
根据我现在的梳理情况来看,受打击最大的国家应该是柬埔寨。因为柬埔寨面临的是49%的“对等关税”,是亚洲经济体中被征收最多关税的国家。美国现在是柬埔寨服装和鞋类最大的出口市场,这种超高额度的关税将会严重打击柬埔寨的相关产业,并且降低它对外资的吸引力。
柬埔寨商业部发言人4月3日表示,美国对柬埔寨征收的关税“不合理”,柬埔寨希望通过东盟或世界贸易组织等现有机制与美国进行谈判。图源:新华社
而且还有一点是,柬埔寨不像越南。越南在安全领域和美国有一定的合作。柬埔寨基本上不具有与美国谈判的筹码。特朗普的这种关税政策将会对其经济造成严重打击,这种打击比起对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打击可能会更大。
尽管柬埔寨目前也已经表达了谈判的意愿,但是他们的官员其实也持比较悲观的态度。因为现在各国都想跟美国进行谈判,而柬埔寨因为自身缺乏谈判筹码,在与美国谈判的队列当中可能位置是比较靠后的,也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让特朗普政府改弦易辙,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单方面的妥协。所以,柬埔寨政府的一些举措可能效果不会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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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谈判以“疏远中国”来作为条件的话,会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徐伟钧: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政府,他们其实一直都在试图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网络。
拜登政 府时期,是搞了一个所谓的“小院高墙”;到了特朗普政府,学界其实有一种说法是:他把“小院高墙”扩展到了“大院高墙”——其核心目的是想把中国挤出全球供应链,然后建立起一个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全球经济体系。他通过关税来迫使其他国家远离中国,或者远离中国的一些产品、一些产业,这确实是他们的意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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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十一只箭”的反制措施外,从4月7号到8号凌晨,中国的汇金、诚通、国新以及电科等企业都分别宣布了股票增持计划。在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威胁下,中国企业或者制造业、外贸进出口企业有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企业又应该如何破局?
徐伟钧:挑战肯定是非常多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比如关税肯定会增加中国企业在美国销售商品的价格,降低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导致中国企业的订单量减少、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等等。
另外,因为全球供应链的高度关联,美国所谓“对等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可能会扰乱合同和长期的投资决策,导致中国企业成本增加、运营效率降低等等。
那么中国企业如何破局?
一方面,我认为离不开中国政府的支持。中国企业面临了这么多的困难,我相信中国政府肯定会出台一些措施来引导中国企业更好地发展,来应对美国关税所带来的风险。
另一方面,我们仍然可以找到特朗普关税政策中的一些漏洞。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说得非常复杂,但在实施过程中,它要求美国能够精确识别商品的原产国,精确地对不同国家加征不同的关税。像刚才提到的,中国产的一些商品去关税较低的国家中转再出口到美国,或者以中国的零部件在其他国家组装再出口到美国,这些方式其实仍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此外,虽然特朗普表面上宣称会进行精确识别,比如对在墨西哥生产、向美国出口的中国汽车征收高额关税,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商品的原产地、原材料的构成都能够非常精准、非常有效地被识别的。因为这是需要非常多的人力物力的,美国海关能不能有效做到?这一点是存疑的。
如果我们关注美国的内政,可能会留意到特朗普政府也正在推行精简美国政府部门的举措,比如他通过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来大量裁员。另外,美国海关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是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控制移民以及芬太尼等问题上。它能够在关税或者进口商品识别上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这其实是值得怀疑的。尤其是在人员精简的情况下,我认为必然会存在很多漏洞。我相信,有效利用这些漏洞,也是帮助中国企业降低“对等关税”负面影响的方式。
受访人
徐伟钧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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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李鹤鸣 南方都市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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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校 | 刘 深
排版 | 周浩锴
终审 | 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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