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故事｜在性别领域写作的三年：你我皆是炬火

为响应2025年国际妇女节“为所有妇女和女童：权利、平等、赋能”的全球主题，联合国驻华系统发起了线上故事征集活动，希望通过丰富、多元且富有力量的叙述，让更多人听到妇女和女童们的心声，鼓励更多人参与到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赋权的行动中。

“妇女与人权”是《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十二个重点关切领域之一，强调妇女权利即是基本人权。该领域呼吁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享有平等权利，消除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确保妇女能够充分参与社会发展并享有发展成果。

其中还提到，要确保残障妇女和女孩不受歧视和充分享受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积极参与社会的各方面活动并作出贡献，这对于消除交叉歧视、推动性别平等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

今天的投稿人是赵航。

在女性主义学习中

开启人生新视角

我成长于中国东北，性格坚韧。自出生起，我就被确诊为重度脑瘫，医生甚至曾诊断我“连坐轮椅的希望都很微小”。我的路必定与多数孩子不同，好在父母从未放弃过我，并给了我全部的爱，让我有勇气去拥抱生活。

妈妈为了更好地照顾我，毅然辞去了工作。整整五六年的时间，我和她都在各大医院间辗转奔波，进行康复训练，爸爸则在家乡工作养家。天道酬勤，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终于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

由于身体不方便，在普通学校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之后，我没有继续读高中，而是选择去了家附近的大学旁听。学习期间，我偶然接触到《女性文学》这门课，和女性主义初见。它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生活中的一些疑虑和不适感似乎都有了原因。

然而，在上这门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自以为读了几本书、学了点理论，就大致可以用女性主义分析一切。我变得有些激进，开始反对妈妈的部分传统观念，我会对她口中的“好女孩准则”异常敏感，因为我知道那是来自于社会的规训；我也会为她舍弃工作和社交圈感到惋惜和不值，认为她为我遭受了不少的“母职惩罚”，因为我觉得她退让了很多自己的空间，如果我不存在，她的生活完全会是另一个状态。我同她讨论、同她争执、同她伤心难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深陷无力之中，找不到任何抓手，又没有办法释怀。

我逐渐发现，单去内耗自己、把手中“矛头”指向妈妈没有任何意义，那不会解决父权制带来的隐性问题，反而会被这套逻辑制裁。我也意识到，女性主义并不能指导生活的全部，亦不是看待人的衡量标准；而是要跳脱出其框架，把它作为一种视角，用来思考社会的多重维度。

想通了这层关系，我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做一些实际的事。我去写困境中的女性，我去整理妈妈故事和流动女工口述史，我去开发防治性别暴力的工具包和性教育资源包，我去支持到各种女性赋能的项目。除此之外，我也在通过创作歌词和口语诗等媒介进行言说，我想融合我们这代人的创新形式，来打破传统的偏见，分享青年声音，参与到更多对性别和残障议题的探讨中。

写下女性的真实困境

寻求改变的可能性

从小到大，“残障女性”这一双重身份给我带来了不少困难，也让我感受到了来自身边残障伙伴的围囿之处：月经难管理、穿衣难自由、婚恋难自由、资源保障难均衡......我把姐妹们的烦恼都写了出来，我自泥里生长，那我甘愿立于田野守望。我想我已经足够幸运，既然得到了获取知识的机会，就应该将这些事诉说出来，让人们看见我们的经历，看见困境才有改变的可能性。

对于写作，我的周围传来过质疑声，认为我这样费心思没什么用，又不赚什么钱；而在接触到了许多优秀的同行伙伴和前辈后，我也曾因积累不足而深陷焦虑。我一边跌跌撞撞地走，一边不断学习、感知。慢慢地，我收到了很多人的积极回应，在我作品的评论区下，“我被婚育的事情困扰许久，终于有人讲这件事了”、“希望多出此类作品”......这些留言常常让我备受鼓舞。

就这样，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写了四十多篇关于性别议题的稿子，全网阅读量累计不太多，估计四五万是有的。我并不奢求我有多少读者，但我觉得哪怕带给一个人思考，这件事也是有意义的。去年年末，我的口语诗作品有幸入选了联合国妇女署亚太区为纪念“北京+30”而举办的电子艺术展。荣幸之余，我愈加坚定这条路。

我现在是以「投资女性 赋能母亲」为使命的非营利组织GlobalMoms Initiative（GMI全球母亲行动计划）的妈妈故事100人写作项目联合主理人。这些年，我写了些文章，翻译了些稿子，采访了些人，认识了些母亲和女儿。过程中，95后的我重新思考起母职与代际关系，收获了不少发现，也在进一步理解自己的妈妈。

我觉察到，写作作为政治权利的一种，本身就有着历史价值和意义，它往往能够体现出写作者的主观性，表达其意愿诉求和情感投射；另一方面，这一行为引发的思考也可以变成自我内部矛盾审视与疏解，或是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于我而言，写作不仅作为解决策略存在，成了发声渠道，它还是我认识生命、接纳自己的一种方式，和我密不可分。

推动性别平等，

需要更多的女性故事

在诸多经手的访谈里，于这些母亲身上我看见了我妈妈的影子，我意识到，母亲和孩子的成长是双向的，他们在召唤里回应着彼此，互相成就。

我也会发现，父亲角色在家庭中常常缺席，但他们的权威总是无处不在。在平台过往文章中，有“经常不着家”的男人，有“长年在外打工”的丈夫，也有“干一会儿活就抽会儿烟、但他妻子仍不停歇”的爸爸。而面对家庭事务和抚养孩子的问题上，妈妈“常常在决策，在行动，在解决，甚至在被问责”。我认为，现代社会的男性也应该分担家庭责任，这是性别平等的基础条件之一。

在中国，双职工家庭占比居于世界前茅，可绝大部分女性却仍要承担主要照顾者或情感给予者的角色，而“男主外”的传统性别分工并不利于性别平等的实现：女性在家庭中的无偿劳动付出会因为无法市场化，不被真正承认重视；不赚钱养家、公开表达脆弱的男性则会被逐出男性群体中心，拥有更多的压力；在一些特殊场合中，这些规则也会无处不在，女性被默认带纸巾、会照顾人，男性则会被默认会付款、有力量做重活。

更为严峻的是，种种观念还会偷偷进行代际传播，我们会看到，我国绘本中的性别角色分工大部分仍然传统，妈妈永远是在焦虑的、发狂的，是晚上讲故事白天做饭的人，而爸爸则是热爱工作的、探寻自然的，是传授知识的人，这些故事无形中会强化孩子心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从而加深儿童对这些观念的认知。

我曾到过一家女性主义书店，小小的店却几乎含括了所有当时时兴的女性主义的书籍。兴奋之余，我也有些难过：关于女性的书还是不够多，我希望自己和所有女性都能以各种方式拿起笔、勇敢写下去。

性别平等和其它可持续发展目标一样，这些问题都不是单独的存在，它们互相缠绕，要改变当下现状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可正如我和挚友谈起平权公益时所说：“我知道走这条路很艰辛，也很遥远。但是请不要惧怕长夜黑暗，因为你我皆是炬火，光亮岿然不灭。”

（文中图片均来自于受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