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兵三团起义后，副团长姜健坚持追随蒋介石，为何被蒋下令处决？

1950年台北刑场，原国民党伞兵三团副团长姜健被反绑双手押送。也就是在临刑之前，姜健突然挣脱开绳索，从上衣口袋里面掏出了一枚勋章：

"委员长！这是您亲授的……"

不过行刑的人并不理会他这番话语，随后一声枪响，姜健倒在血泊中。

图|1988年4月原伞兵三团起义三十九周年座谈会的全体同志合影

部分文章中称姜健手中这枚勋章是青天白日勋章，但此类勋章所授予的对象名单是可考的，这其中并没有姜健的名字。

话又说回来，蒋介石为何要亲自下令枪毙伞兵三团副团长，这事儿还要从头开始捋。

一

抗战末期，国民政府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授意在昆明杜聿明训练了一支伞兵部队。

国民党军伞兵部队一共建成了三个团，隶属于陆军总部。

应该指出的是，国民党军伞兵部队当时是属于精锐部队，配备全副美式装备，客观上来讲，伞兵部队所肩负的作战任务是以伞降或机降方式投入地面作战，然而因为局限于国内环境，伞兵部队作战的空间极为有限。直至抗战胜利，伞兵部队也只是小规模的投入过作战，并没有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对日军造成过重创。

也因为来之不易，这支伞兵部队被国民党军始终当成宝贝疙瘩一样，并不经常投入作战，解放战争时期也只是投入徐州地区作战，但很快就又被调回南京，成为拱卫南京的卫戍部队。

1948年豫东战役期间，伞兵部队加战车一团组成国民党第三快速纵队配属黄百韬的整编25师作战，结果出了洋相，被华野揍得丢盔卸甲，还要黄百韬率军去救援。

伞兵部队自恃是嫡系出身，对黄百韬的指挥置若罔闻，令黄百韬十分不满。

豫东战役后，国民党第三快速纵队取消，伞兵部队恢复建制，重新调归南京整训，成为守备南京的部队。三大战役以后，蒋介石为了在上海构筑坚固堡垒负隅顽抗，又将该部调往上海。

令蒋介石没想到的是，中共地下党组织从1949年开始，就把策反的对象放到他这支精锐部队身上。

对伞兵部队司令张绪滋的策反工作做得并不成功，此人是杜聿明的第五军系统出身，正经八百的嫡系出身，加上军人作风严谨，不是个容易策反的对象。

时任伞二团团长赵位靖十分反动，对所属部队把控也比较严，地下党并没有找到合适的策反机会。

恰在这是，有渠道传来消息，时任伞兵三团团长刘农畯思想比较起伏，而且他已经通过其弟刘振武打听我党的情况，想与我党联系起义事宜。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刘农畯是湖南邵东人，其叔父刘惊涛本身就是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其本人少年时就接受过共产主义的熏陶，加入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刘惊涛被反动地主杀害，刘农畯大概也是在那个时候与党组织断了联系，1928年考入南京一所带军事性质的免费中等机械学校，抗战爆发后，恰逢国民党军组建机械化部队（杜聿明所率领的200师），他被选入其中，后来还跟随杜聿明赴缅甸作战，从陆大毕业后，奉杜聿明令组建伞兵教导团

令人吊诡的是，刘农畯过去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这件事，并不是个秘密，当时伞兵三团中凡是邵阳籍军官全都知道。而相反的是，无论是南京还是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联系刘农畯，甚至也不认为他能够率部起义。

等到党组织仓促派人到伞兵三团做工作的时候，惊奇的发现，刘农畯事先就已经把工作做好了，伞兵三团上下超过三分之二的军官都是邵阳籍，换句话说就是刘农畯自己的班底，他只要振臂一呼，就能群起响应。

根据中共上海策反委员会决定，当时驻防沪宁线、沪杭线的伞兵三团要在晚些时候在上海配合其他国民党军起义。

二

1949年3月，蒋介石为了保全这支有生力量，命令伞兵司令张绪滋将伞兵部队从上海调往福州待命，并按照一、二、三团的序列依次撤离。

中共上海策反委员会在接到刘农畯报告后，立即改变了原来起义的计划，命令伞兵三团在调防途中起义。

本来计划差不多已经敲定，但临时又出了许多变故。

原定四月下旬才开拔的伞兵三团在3月20日接到国防部命令：

“因战局吃紧，日后恐无法解决运输船只，三团需提前起程，与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一道，和伞兵二团合并为一个梯队，于3月28日撤离上海。”

刘农畯吃了一惊，因为提前开拔导致了许多起义前应当进行的准备无法再进行下去，特别是官兵之间的工作也来不及做。加上又是和最顽固的伞兵二团合编，也许会给起义造成未知的变动。

当时，上海策反委员会认为，伞兵三团“应该设法推迟南撤时间，确保3团单独调防”。

时任国民党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的段仲宇为潜伏敌营的地下党员，在接到组织命令后，他编造了理由，借口伞兵三团1营担负上海北站特别警戒任务，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抽调不出人手的情况下，不建议伞兵三团先行南撤，待到交割完毕后，伞兵三团撤离的船只由他负责。

段仲宇的建议起到了作用，伞兵三团后来果然推迟了撤往福州的时间。

这等于说为起义留足了准备的时间。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伞兵三团起义前夕，刘农畯所领导的起义党支部虽然已经控制了全团，但是还是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起义。

1949年4月13日，伞兵三团以及军械处按照预定计划乘“中字102号”郡级滚装船出海，本来他们应该是向南往福州方向去的，不过在刘农畯的计划下，船只并未向南走，而是向北走。

刘农畯假称获得国防部指示不去福州改去青岛后，副团长姜健当场就提出质疑，但刘农畯事先已经命人控制住了会场，姜健虽然察觉了情况不对，但至此时他已经对局势毫无办法

事实上，也不光是副团长姜健，伞兵三团除了策划起义的部分军官以及安插在各营的地下党同志外，大多数人对起义是不知情的。

毕竟伞兵三团是属于国民党军嫡系部队，这支部队从骨子里来讲，对蒋介石是比较忠诚的，所幸的是，刘农畯事先就预料到了这一情况，派人在各处掌握部队，并控制了部队可能的“哗变”。

在副团长姜健命令下，不服从起义的人都不情愿的交出了武器。

1949年4月14日下午，在完全控制住形势的情况下，刘农畯召开了部队连以上军官会议，并正式宣布了起义的消息，尽管不少军官情绪起伏，但在刘农畯等人安抚下渐渐稳定。

同年4月15日上午，轮船抵达连云港，伞兵三团正式宣布起义，并受到根据地军民热烈欢迎。

三天后，蒋介石通过新华社广播电台，听说伞兵三团起义的消息后，雷霆震怒，当即宣布：

“将伞兵总队司令官张绪滋撤职查办。”

张绪滋后来经人疏通后得以免死，但也落了个退出现役的下场，据说就连本该按照规定给予的安家费、养老费也没给，当然也有资料表明他可能是主动离职。

三

即便是到了此时，还是有少部分人不赞同起义，想离开解放区。

这其中包括副团长姜健、二营营长杨鹤立以及十多个连营级军官。

本着来去自由的原则，我党并没有为难这群人，而是发给路费，让他们从容离开。

部分文章称，原伞兵三团副团长姜健、2营营长杨鹤立等十几名军官经香港抵达台湾，被震怒的蒋介石下令全部枪决，但也有资料称，只有姜健带着十几人抵达台湾，后来被蒋下令处决，杨鹤立等人转道去了马来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姜健是被蒋直接判处死刑，罪名是“叛国罪”，原因无他，直接原因是他1949年4月在伞兵致西柏坡的“致敬电”上签了名。

事实上，如果杨鹤立这些人后来没跑，大概率上也会是同等的下场。

本人文章《华野掉头打整编25师，黄百韬气得想枪毙快纵司令张绪滋：你真该杀》曾提到过姜健。

1945年7月27日，姜健曾率伞兵二队空降衡阳洪罗庙，攻克台源据点，击毙日军96人，部队阵亡四人，伤九人。算来他在抗战时期立过功，如此憋屈的死去，也是比较冤枉的。

对于这群“叛兵”，蒋介石的原则向来就是“宁肯错杀三千，也绝不放过一个”。

姜健悲剧的来源总的概括起来有两点。

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本就有整顿国民党军的想法，特别是陆军，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失败，主要就是部队的原因，因此他对所有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将领，除少数入常外，大部分都没有再获得重用。这部分人后来成为蒋介石“整军”的牺牲品。

另外一方面，当时的台湾处于“肃奸防谍”的过程中，据说当时台湾街头到处张贴标语“匪谍就在你身边”等等，像姜健这样的一类人，自然就会被成为重点怀疑的对象。

据说姜健死后，其牌位始终未列入台北忠烈祠。

2919年，当年参与伞兵三团起义的孟虎（时任4纵队兵站站长、伞兵三团起义指挥部成员）曾在参观连云港纪念馆时，望着展览柜里的青天白日勋章感慨：

“姜长官临刑前托人带话，说他后悔没跟咱吃猪肉炖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