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新疆之前，左宗棠在西北都做了什么？

谈及晚清的所谓“中兴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想来是最广为人知的了，与之相比，左宗棠的知名度显然要稍逊一筹。毕竟，无论是镇压“太平天国”及其后的“捻军”，还是“洋务运动”，左宗棠虽皆有参与，但风头却都被曾、李压了一头。不过，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对左宗棠在陕西、甘肃等地整饬吏治和发展经济活动的研究，其上马治军、下马理民的形象也日益丰满了起来。

整饬吏治与稳定社会‍

西北治理的破局之举

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提兵入陕，由潼关进入关中。此后，他用了近六年的时间击败了包括西路捻军在内的各路地方武装。清廷论功行赏，任命他为“陕甘总督”兼“协办大学士”，正式赋予了他全权治理西北的职责。然而，与战场作战相比，治理西北的任务将更为艰巨。

左宗棠首先面临的便是积弊已久的官场风气。当时，陕西吏治颓废，士气低落，玩忽职守之风盛行。左宗棠深谙“吏治不整，则地方难安”之理，甫一抵达，便决心以己之力革除积弊，大力整顿陕甘吏治。

当时，除了官员的胡作非为外，陕甘各地还有不少豪强恶霸凭借自身的政治、经济实力称霸一方，为所欲为，毫无忌惮，成为整饬吏治的障碍。对此，左宗棠采取强硬手段，施以严法，严惩不贷。比如平凉武生李振，因压迫已受抚的回民，被左宗棠下令审判处决；灵州吕廷桂，因讹诈受抚的回民，被就地正法；甘州乔良庭和李太和则因造谣惑众、阻挠缴纳官粮，被处以杖刑致死；平番监生王好贤因干预地方公事被革职；兰州的张庆元因穿戴官服服侍法国传教士，也被左宗棠革职……

从左宗棠的奏稿及信札来看，在他担任陕甘总督期间，凡不合格的各道府州县主官大多被弹劾、撤职或降职。经此一番大力整顿，各地道府州县都选拔出了合格的“亲民之官”，其中不乏有才干、有政声的循吏廉吏，陕西、甘肃等地的吏治因此大有改观，地方秩序得以恢复，甚至出现“难民纷纷归来，发放赈灾物资、提供种子，事务繁忙。幸而今年麦收较好，尚能应对”的局面。

基础建设与经济复苏‍农田水利的重要性

随着吏治风气的好转，在西北社会逐渐稳定的情况下，左宗棠也开始着手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其中的首要任务就是整修道路。左宗棠的西征始于潼关，当时，东南地区运来的军火、军装和军饷大多需要经潼关转运。因此，筑路工程也从潼关开始，一路向西，贯穿陕甘两省。后来随着军队进入新疆，这条路继续延伸，北边修到精河，南边通到喀什。这条"左公大道"在之后几十年里，一直是连接陕西、甘肃、新疆的主要干道，也是后人口中的“左公大道”。

为了稳固路基，也为了方便行人，左宗棠还让士兵在路边种了很多柳树。这些树后来被当地人叫做"左公柳"，甘肃的官员杨昌浚还专门为此赋诗一首：

“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考虑到西北地广人稀，尤其是出了嘉峪关后有许多几十里甚至几百里无人烟的地段，给信息传递、商旅食宿带来极大不便，左宗棠就在这些偏远地区建了不少官店，即在驿站、军台或营塘旁边，或其他相应地段，用官款兴造简单房屋，置备柴草，以供赶车人等歇宿。有些官店还搭建了安放牲口的棚圈，备有绳索、口袋、鞍等什物，并招揽木匠和铁匠，以便车驮损坏或缺少东西时能够及时修补，避免耽误行程。慢慢地，这些地方就聚集了一些小商贩，这些商人在军营附近搭棚作买卖，不仅能为军队提供一些日用品，还逐渐形成了小集市。最终促成了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时，汉商踊跃追随的景象。

西北地区水资源匮乏，气候干燥，地形复杂，且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面对如此严峻的自然条件，左宗棠在任期内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的水源条件，兴修了多种类别的水利工程。这些新建的水利工程几乎遍及陕甘各地，涵盖了治河、修渠、筑坝、凿井等多种项目，内容丰富多样。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由于当地交通不便、技术有限，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进行施工。即便如此，左宗棠依然积极采用当时先进的技术和手段，例如使用炸药开山炸石，以加快工程进度；同时，还运用当时先进的治河机器进行施工开渠，动用了他当时所能动用的所有工具和手段，力求提高工程效率和质量。

左宗棠来到甘肃后，看到甘肃连年打仗又闹灾荒，农民连种地的本钱都没有，不禁说道：

“陕甘频年兵燹，孑遗仅存，往往数百里、十里人烟断绝。新复之地，若不发放牛种、赈粮，那些濒临死亡的百姓势必会全部饿死。……甘肃每收复一郡县，就发放一处牛种、赈粮，否则有土无民，朝廷要这些疆土又有何用呢？”

于是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左宗棠也想了不少办法，比如每收复一个县，就发耕牛、种子和救济粮，但为防止农民将生产资料挪作他用，所以只发实物不发现银；种子必须等到播种的时候才发，以防止农民将籽种吃掉；按家里劳动力多少发口粮，发放标准为：青壮劳动力每人每天8两，老人、小孩5两；由于耕牛等牲畜大多在战乱中被杀被抢，左宗棠便挪用部分军饷购买耕牛，然后分发给百姓。耕牛不够就用驴、骡、骆驼代耕，实在没牲口的地方，就几家合用一头，或者干脆人拉犁……

不得不说，经过一番整治，西北的农业终于慢慢恢复了一些元气。

文教振兴与边疆治理‍

长治久安的深谋远虑

同治八年（1869），一份《禁种罂粟四字谕》在甘肃大地流传开来。左宗棠以韵文形式，将吸烟危害细细道来，同时宣扬禁烟之利，由此拉开了甘肃大规模禁烟行动的帷幕。

与此同时，他下令丈量并充公违禁种植罂粟的地亩，对安置的回汉难民也作出明确规定，如“为农者不准栽种罂粟”“为商贾者不准贩运鸦片”等，以法规约束民众行为。

农民种植罂粟，大多是被利益驱使。左宗棠知道要真正让农民放弃罂粟种植，必须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入手，做到“以利动之”。他四处探寻，希望能找到一种可以替代罂粟种植，且能让农民获得可观收益的农作物。经过调查，他发现甘肃的土地十分适合种植棉花，而且棉花的种植收益并不逊色于罂粟。于是，他立即在兰州刊印发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并在陕甘两省大力推广。史料记载：

“（左宗棠）上年赴肃，路过山丹、抚彝、东乐各处，正值棉熟时，每停车，父老聚观，辄转令近前，与谈一切，皆知棉利与罂粟相捋，且或过之。一亩之收，佳者竟二十余斤，每斤千文，其费工力翻省于罂粟劙果刮浆也。”

就这样，陕甘一带的百姓逐渐认识到种棉的巨大利益，纷纷乐于改种棉花，禁烟行动也因此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教育领域，左宗棠大力倡导“兴教劝学”，奏请陕甘乡试分闱，此举也成为他振兴甘肃教育的关键举措。自1663年甘肃从陕西划出建省后，二百多年间，甘肃与陕西一直合闱乡试，闱所在西安。甘肃生员赴陕应试，路途遥远，最近也有七八百里，不仅辛苦，费用也高。有资格参加乡试的士子中，能到陕西完成考试的最多只有十分之二三。面对这一困境，左宗棠主张甘肃乡试分闱和分设学政。

终于，甘肃考生迎来了在本地举行分闱后的首次乡试。此次考试，参加人数多达3000余人，这个数字比以往赴陕应考的人数多出了数倍。而这次乡试的第一名解元，正是左宗棠所赏识的兰山书院高才生安维峻。安维峻没有辜负左宗棠的厚望，中举后又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中进士。他在为官期间，以敢于上奏言事而声名远扬，后来还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成了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不过，左宗棠也注意到，考场中不少士子衣衫褴褛，形同乞丐。经过调查，才知这些士子的路费多是地方官赞助，在第三次乡试期间，左宗棠在肃州慷慨解囊，从自己的薪俸中拿出资金，资助了来自安西州的19名考生和肃州的43名考生，每人八两白银。此外，对于乡试后中举前往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左宗棠也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每人二十两或三十两不等的津贴，以示支持。

虽然在当时科举制度逐渐没落的大背景下，分闱乡试改革并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但在人才匮乏、经济文化落后的甘肃和西北地区，不可否认是有积极意义的。

总的来说，左宗棠治理与开发陕甘，是中国近代建设大西北的一次尝试。尽管他的诸多措施也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但是其开发陕甘的努力却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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