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微笑赴死，但很憋屈！牺牲时，最后向妻子提出一不容拒绝的要求

2019年6月19日，在江苏卫视《跨越时空的回信》栏目中，来一位71岁的老人，这位老人古稀之年，依然显得很矍铄。她带着她父亲当年的信件和照片来到节目现场。

老人，叫王佩民。和许多普通人一样，王佩民也是通过，那张刑场上面带笑容的照片，“结识”了这位英雄---她的父亲王孝和。

她在现场娓娓道来父亲的故事时，几度流下了热泪，对自己的父亲是陌生的。因为她是遗腹女，一出生就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可她对自己的父亲又是熟悉的，因为她把父亲挂在了家里最醒目的位置上，她把父亲留下的信件读了一遍又一遍。

71年前，王孝和牺牲前夕，在狱中写的最后2封家书，一封给父母，一封给妻子忻玉英。

本以为是单向联系的书信，没想到，71年后，他的小女儿王佩民给他回信了，71年间，王佩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父亲。这一封跨越时空的信，是王佩民对从未谋面的父亲无限思念的深情告白。

“爸爸，为什么您不能等着我，让我好好地看看您，爸爸，您知道我有多渴望被您疼、被您爱啊，爸爸！”。

小女儿内心一次次呼喊声，王孝和在天之灵，此时，应该早已用温和的目光，嘴角带着一丝笑意，在天堂慈祥的望着他这个可爱的小女儿。看到当今之盛世，后代们的幸福生活，如他所愿，个人牺牲没有白费，值！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王孝和那张刑场上震惊世人的笑容，让人们至今难以忘怀，他赴死微笑背后，又隐藏什么秘密呢？

一，坚定信仰

王孝和，老家在浙江省鄞县福明乡松下村。

1924年生于上海一个船工家庭。父亲王福定起初同祖辈一样，靠打鱼为生，维持家计。而后到了上海太古轮船公司，成为了一名烧火工，常年累月漂泊在海上，很少回家；母亲忻梅岳，则是替人洗衣贴补家用。

母亲忻梅岳，来自鄞县陶公山忻氏家族。忻氏家族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明代中期变得兴旺起来，500年后在陶公山下，家族早已占了半山之地。王孝和后来的妻子忻玉英也来自母亲同族。

家中本有兄弟姐妹4人，王孝和排行第二，兄幼年因病夭折。

王孝和虽是在上海出生，但他父母是跑来上海滩求生活的宁波乡下人，童年时期，在宁波旅沪同乡会所创办的小学读书。

淞沪会战前夕的上海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上海陷入战争阴云之中，13岁的王孝和跟随家人挤上难民船，回乡避难，住在东钱湖陶公山边外婆家。

他外婆家和后来妻子忻玉英的外婆家是隔墙邻居，7岁的忻玉英就显得乖巧懂事，他的母亲和外婆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小姑娘，为此，给11岁的王孝和订了这门娃娃亲。当时双方父母说好，一切等到两孩子，忻玉英16岁，王孝和20岁时，就操办这门婚事。

少年王孝和，在宁波欢快度过两年多的美好时光，这里没有战争，亲身体会渔民的疾苦，转学读书、救亡宣传、排演话剧...直到1938年底，小学毕业的他，才回到上海。

在宁波这段岁月里，所看所想，都成为他记忆里最深刻的烙印，也成为他以后革命斗争中无限动力的源泉。

1939年，王孝和考入了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为减轻家里的负担，勤工俭学，业余时间当起学校的杂工，拖地板，擦玻璃，刻蜡纸等，自己挣取所需的学费钱。

看到富家子弟欺负女同学时，瘦弱的他时常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正是因为他这些刻苦英勇表现，引起了中共党员许统权的注意，并通过学校办读书会、出壁报、慰问被日本人打伤学生等活动，吸引他前来参加。

读书会上，他读了美国记者斯诺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等许多进步书刊，许统权还为他传播先进的革命思想，使他懂得中国的希望所在。

1940年秋，王孝和的父亲长年劳累而病倒，被老板借机开除。他因此愤然跑去太古公司论理，老板派人将他轰了出去。国仇、家恨一古脑全涌上他的心头。此时，他想起了许统权的一句话：“要像革命根据地那样，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团结起来，向命运挑战！”

1941年5月，经同学许统权牵线搭桥，17岁的王孝和，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誓这天，刚好是5月4日。

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的王孝和史料陈列展，至今还存放着他刚加入党时，为勉励自己，亲笔写的一首小诗。小诗纸条泛黄，字迹还能清晰可见：

“守纪律，组织第一。
D的秘密不得疏忽轻泄。
负责任，规定任务要完成。
多计划，养成独立的能力。
同志们，勤勉和批评相爱惜。”

其中，D是共产党的代称。这朴实无华的诗词，闪烁着一个青年对党的赤胆忠心，也体现了他内心坚定的信仰。

二，找工作，定婚事听组织的

眼看为了供自己读书，年迈的父亲每天还要拖着虚弱的身体，挑货从浦西到浦东贩卖，体谅父母的艰辛，18岁的王孝和决定辍学工作。

和今天的毕业学生求职一样，王孝和”广撒网“，同时报考邮政、海关以及电力公司，幸运的是都被录取。

”父母 希望他去邮局工作，毕竟是铁饭碗、旱涝保收。自己希望去海关，因为学的是英文，在海关工作用到英文的机会多，能够发挥专长。可是，最终，他还是去了电力公司，因为组织希望他进入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参加工人运动。“说起父亲的这一次选择，王佩民用了六个字——坚决服从组织。

杨树浦发电厂

1943年1月，王孝和进了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火力发电厂（杨树浦发电厂）工作，在控制室当起了抄表员。控制室作为要害部门，他牢记党的指示，就如一颗钉子，打进了敌人的心脏；要如一颗种子，在群众心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工作过程中，虚心学习，工作勤奋，待人和气，结识了不少工人朋友。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救国运动，很快成为工人们贴心朋友。

在1948年1月，上电工会改选时，国民党当局上看上了王孝和，很有工人缘，就把他列为上电工会理事人选，目的是用来充当门面。

而后，王孝和不负众望，成功担任了这个为工人谋利益的理事。

学过洋文、稳定的工作、英俊的外表。20出头的王孝和一表人才，深受长辈的喜爱，”有户有钱人家也想纳他为婿“。但他的婚事其实也是组织”拍板“的。

工作落实下来了，家里就催他成家，因为此时他已经22岁了。而组织也要求他赶紧成婚，免得引起外人猜疑。

但18岁的忻玉英，已经是大姑娘，盼星星盼月亮，迟迟没能收到聘礼，到底是为何？难道王孝和变心了？还是待久了大城市的王孝和看不上乡下丫头？双方大人都很着急。

身在上海的王孝和，此时却有了退婚的念头，因为他在上海听到老家有人传来忻玉英的风言风语，说他的未婚妻好赌、信佛。这让他对自己这门娃娃亲，失望透顶。

思来想去，写了一封信让自己表妹转交给忻玉英，信的意思：个人终身大事父母不能做主，就如一盘菜，明明不喜欢吃，非要硬吃也会吐出来。

旧社会，未出嫁的黄花大闺女被男方退婚，是很丢人的事，免不了会被乡里乡外的人乱嚼舌根，说这姑娘一定不检点，以后很难嫁出去了。

忻玉英气不过，就这样糊里糊涂的被人误解，她可不干。

于是，到了1946春，她要母亲陪同自己到上海，找王孝和去了。

来到大上海，去了姑妈家暂住，王孝和家在汉口路云南路，而姑妈家则在“大世界”对面的一个弄堂内。她母亲先请王孝和的母亲来姑妈家，要问清缘由，为何反水？

儿子的亲事，也让母亲为难，母亲做不了主。最后商议次日让王孝和亲自来给忻玉英解释。

可谁曾想，王孝和还摆起架子来。

到了第二天上午，睡懒觉的王孝和，一百个不情愿，赖在床上不肯起，结果被他母亲掀了被子，骂他没规矩，才勉强起来。懒洋洋的他，没法推脱，让他弟弟妙富陪他到忻玉英姑妈家。

到了楼下，不肯上去，让弟弟上去传个话，说他来了，他就不上去了。让忻玉英自己下来见他，这可气坏了忻玉英母亲，真是好大的架子！

忻玉英下楼来，第一次见到了长大后的王孝和，一件土黄色灯芯绒茄克衫，显得英姿勃发。而他见到忻玉英，妥妥的乡下姑娘打扮，短发，粗布麻衣，一双布鞋，一脸羞怯的样子。

两人一见面，互相都看对眼了，王孝和想带她出去转转，于是两人从大世界走到跑马厅，路上，问了忻玉英很多事，信不信佛，平时喜欢什么，乡下局势等等。老实巴交的小姑娘，哪懂他问话的用意，一五一十的回答，不信佛，在老家帮家里织布，国民党都很坏等这些。

忻玉英反而没有问他什么，一直很腼腆。一路跟着他走，到了吃饭的点儿，还带她去了远东大饭店吃了一顿好的。

点了4个菜，其中有一样是蹄髈，上面还盖了一些草头，两个小年轻，第一次一起吃饭，都显得很拘束，那道菜都没去动。

到了下午，王孝和要去上班了，将她送到了她姑妈家，这一回，偏要送到楼上，还把姑妈家的传呼号给记下来了。

“妈妈从来都没有掩饰过对爸爸的喜爱，常常回忆起他们见面时的场景，穿的什么衣服、逛的哪条马路、第一顿饭吃的什么，记得清清楚楚。”

王佩民边说边学着母亲的口吻，”你们是不知道那天穿着灯芯绒夹克衫的孝和有多帅！看到他心里就开心！“

直到解放后，忻玉英才知道她和王孝和频繁约会时，马路对面还有一个人正密切关注着他们。

当时，王孝和向组织汇报了恋爱的情况，暗中观察忻玉英的这个人，正是王孝和的上级领导，名叫沈鸿春。几次观察后说，乡下姑娘好，朴实，单纯，更重要的一点是她不识字，能更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

有了组织的肯定，王孝和才最终和忻玉英走到了一起。

三，身份暴露

王孝和身份暴露，这里不得不提到两个人：王中一、陈公琪

王中一与陈公琪，都是上海市委工人委员会的常委。然而这两人，一个在行动上，不听党组织的指示；一个在指示上，发出一错误命令。

时也，命也！

王中一被捕，就形成了多米诺效应，从而导致很多革命同志无辜牺牲，而王孝和就是其中一个。

王中一

王中一是怎样被反动派逮捕的呢？说来话长

早在抗日战争前1933年，有个叫丁锡山的司机驾驶卡车，撞到了“法电”（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的电车，后果肯定是罚款、蹲班房。丁锡山通过自己老乡找到了，在”法电“当职员的王中一，让他帮帮忙。

最后，问题是得以解决，丁锡山对王中一也是千恩万谢，并亲切称王忠一为”王大哥“。

抗战爆发后，丁锡山加入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而后，投靠了卖国贼汪精卫，并成了汪精卫的一个师长，驻扎在浦东。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要改编他的队伍，他对此非常的不满。

丁锡山带上自己的手下团长洪关康，找到王中一，征求他的意见，王中一对二人表明身份，自己就是共产党员，并鼓励他们把队伍拉到解放区。

丁锡山听从了王中一的建议，拉着部队，来到苏北解放区，改编为新四军江南纵队，被任命为纵队司令员，我党派汤景延去任纵队政委。

汤景延

好景不长，到了1948年2月，纵队准备到太湖一带打游击，刚一登陆，就被国民党军队发现，一阵激战后，丁锡山牺牲，汤景延被俘，而洪关康逃回市区，向国民党当局投诚，为了戴罪立功，声称自己能帮忙抓到共产党。

洪关康见过王中一，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但又找不到王中一的住所，于是，他就找到了王中一妹夫卫仲谋（丁锡山的副官），说自己准备回解放区，找不到联络人，希望得到卫仲谋的帮助。

王中一从卫仲谋那儿得知这一消息，信以为真，立马想去见洪关康。

3月18日上海工委会议上，王中一提出准备接触洪关康。遭到其他常委的一致反对，因为报纸上刊登了“丁锡山部被国民党歼灭”的消息，并告诫王中一：

“丁锡山已出事，你的环境不好，不能再同他们碰头了，我们都是地下党组织，不能像解放军搞策反那样暴露身份，应该与丁锡山部的所有人切断一切来往。”

王中一在会上，当面答应得爽快，不接触。

转个头，会议后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20日，王中一擅自去同洪关康会面，早就忘了我党的纪律。刚一接触洪关康，就被捕了。

洪关康想从王中一身上，捞到更多东西，又不知他的地址。眼珠一转，就说：“只要你能拿出国民身份证，证明自己的身份，就可释放。”

王中一信以为真，便带着他们回家取国民身份证。洪关康等人一到王中一家里，就大肆搜查，很快就查出一份上海工委地下党的全部名单！

地下党的人员名单都是相当机密的，为何王中一家里就能轻易搜到名单呢？

主要是王中一思想懒慢，没有贯彻执行上级命令所致。

原来，当时刘邓大军已挺进大别山。解放军如果打到大上海时，地下党准备武装起义，配合解放军的进攻，怕地下党被打散了，大多又都是单线联系。为方便解放后确认身份，就编制一份地下党员名单。

五个工委常委人手一份，名单上分3套：真名、假名、代号。

还附有工作单位、联系人员等，记录了全上海几百名地下党员的所有信息，十分详细。

而后，党组织发觉这么做，危险太大，要求把已经编制好的名单，全部销毁。

问及五个常委是否全部销毁，都拍胸保证全部处理掉了。然而，王中一认为是小题大做，没有认真贯彻执行销毁名单，仍是保存在家中。

从而酿成大祸，被国民党当局一锅端。

除了名单，还搜查出王中一领导的浦东，徐家汇、“法电”、丝织业等工作报告，党内重要文件毛主席的《目前形式和我们的任务》，周恩来《在延安双十节纪念大会的演说词》等党内重要机密文件。

陈公琪

就在王中一被捕后的10天内，国民党反动派依据名单，一口气就抓住了100多人！作为工委常委之一的陈公琪一下子慌了，这时上级传来指示，要求其他未暴露的同志改变身份，继续隐藏。

可是陈公琪反而认为应当联合各厂工会地下党负责人，组织工人来一次总罢工，给国民党当局施压，要求放人。

陈公琪这一指示，就如一颗石子激起千层浪，把王中一的错误更是扩大化！非但没能救出同志们，反而暴露更多的党员！当然，陈公琪不忘联系”上电“工会的负责人，他就是王孝和。

王孝和接到命令后，决定组织工人们罢工，没想到的是，陈公琪身旁潜伏了一个内奸-赵勇生，直接把这事向国民党当局告密，王孝和还没罢工，身份早已被敌人知道了。

四，秘密被捕

1948年4月1日，发电厂 值夜班的工人，在一号发电机的地轴内发现了许多粗铁屑。霎时间，厂里谣言四起：

“在发电机地轴内放铁屑，是要把发电机炸毁，使上海成为黑暗世界。”

“破坏发电机，是共产党的阴谋，让工厂停工，工人失业，以便煽动工人反对政府。“

4月2日，王孝和来到工厂上班，就有几个工人围住他，悄悄问：”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呀？”

工人们提出这个问题，自然感觉很诧异。

稍微懂得技术的都知道，这么粗的铁屑在地轴内是不可能引起爆炸的。况且，一号发动机发出的电，是供自己厂里使用。一号发动机旁边还有备用机可以马上发电，厂里不会断电，更不会影响全上海的用电。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次”铁屑事件“是有人想搞政治阴谋，嫁祸于人。

从“铁屑事件”发生后，王孝和敏锐发现自己已经暴露了。

其实他在与忻玉英结婚后，就对妻子说不想要孩子，而后，忻玉英才明白他的苦心，怕他被捕后自己受苦。

忻玉英坚决不同意，因为乡下公婆要说，女人家怎么可能不生小孩？后来，就有了第一个女儿佩琴。

被叛徒出卖，身份暴露后，驻扎特务万一多次跑到王孝和家，来劝说孝和：”你为什么要跟共产党走？共产党都是穷人，你干嘛要这么苦呢？妻子女儿跟着受苦，你到我们这里来，保证你荣华富贵。”

万一又对忻玉英说：“嫂子，你做做他的工作，你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生煤球炉子？我们头头房子都给你们安排好了，烧煤气，不用这么苦的。”

忻玉英问丈夫：“我看不懂，乡下的国民党横行霸道，抓人抢东西，上海的国民党，有这么好？还给我们洋房，烧煤气，他们要做什么？”王孝和回答：“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想利用我。”

其实“铁屑事件”就是特务万一亲自操办。之前一直苦于没有理由抓捕王孝和，正愁眉苦展之时，他那在杨浦区当伪警的好友---季秉权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既然王孝和主管发电机，就在发动机里偷偷撒进一些铁屑，出故障，再抓王孝和就理所当然了。

直到1948年4月19日夜，万一闯进王孝和家，发出最后通牒：“孝和你当心。已经要动手了。”王孝和理直气壮的说：“动什么手，我做什么了?我是为工人谋一点福利。“万一说：”孝和兄，你人不错，但你我党派不同。你已经走不开了。“

当天夜里，忻玉英看到外面有很多人影，在他们家徘徊。王孝和也知道他在家时日不多了，把写的东西，以及我党的一些重要文件，烧的烧，藏的藏。

忻玉英去倒灰时，看到还有人在外面。她也意识到丈夫要被抓了，求丈夫赶紧离开，甚至跪下，抱着他的双腿，哭求为她，为一岁不到的女儿，为头发早已花白的双亲，为这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温馨的家。离开吧！

但丈夫一直不为所动，说没接到组织让他撤离的通知，坚决不走，还一个劲的说，苦了她了。最后两人都抱在一起哭起来。

那时王孝和不知忻玉英肚子怀有第二个孩子，像交代身后事，对忻玉英说：

“你奶水足，我抓进去以后你可以去做奶妈；小孩可以交给我妈妈去养。生活困难，家里凡是有的东西，五斗橱、衣柜都可以卖掉。我如果有一天能出来，都会把这些东西买回给你。但是平常我让你做的事情、认识的人，绝对不可以讲出来。”

最后又语重心长对忻玉英说：

”你从乡下来，人思想单纯，年纪又轻。在上海大城市不要受骗上当。如果我出不来，你年纪轻，要找个忠实靠谱的对象，把我们女儿佩琴养大。“

听到丈夫这些诀别的话，忻玉英早就哭得撕心裂肺。因为她知道，自己快没了丈夫，即将守寡，她不知道找谁诉说。不理解丈夫为何就这么固执，不肯离开，明明有机会活！

1948年4月21日，王孝和离开家时，还不忘对妻子说byebye，骑自行车去上班，半路设伏的国民党特务，强行把他按进一辆拉上了黑色窗帘的汽车里，扬长而去。

王孝和被秘密逮捕。这一天，上电工会就有13人被捕。

自此，忻玉英再也听不到，丈夫回家时，自行车清脆的铃铛声。

五，永不背叛的信仰

一幢旧式洋楼，二楼就是一间阴森森刑讯室，此时有个昏死过去的年轻人，正被牢牢捆绑在老虎凳上，身上衣服上早就血迹斑斑。而他便是王孝和。

没人能想到，这个毫不起眼的一幢小楼，竟然是淞沪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警备大队（威海卫路147号）。

王孝和被抓的19天后，家属才获准去监狱里探视。他戴着脚镣手铐，一步一步拖着走出来，本来很神气的一个人，竟然不成人样了。

忻玉英看到丈夫这样子，一下忍不住哭了出来。而他反而安慰起她：”不要哭，要好好保重身体。“她把丈夫衣服换出来的时候，他的白衬衣上面都是渗出的血迹。

后来她通过狱友知道，丈夫遭受的酷刑简直是地狱般的折磨：”磨排骨“、坐老虎凳、手指甲缝里插钢针、电刑...“磨排骨”就是用一根粗糙的木棍，从肋骨上用力往下压、摩擦下去，血会渗出来。

无论怎样的酷刑，他都不吐出一个字出来，很痛的时候就紧紧握牢拳头，咬咬牙。

王孝和这一关，就是5个多月，直至英勇就义。在监狱里写了47封信家书和3封遗书，平均每3天一封，从家书里可以看出，他最放不下的就是妻子，女儿，还有自己父母，兄弟。他何尝不想活着啊！

王孝和手迹复印件

吃栗子时想念还在远洋轮船做伙夫的父亲：“味道真好，难友们都觉得好吃，这是爸爸船到过了带来的吧！爸爸这样大的年纪还在辛苦，为生活而做着.....

作为长子的他，惦记弟弟们读书的进展：”成绩如何，请告诉我。“

放心不下妻子怀里才断奶的长女佩琴：”唉！我坐了牢，累得小孩子也苦了。（探监时）我只望了她那卷发下的小脸儿伏在您的肩上，只听得她在哭，您在哄她说：喏，喏，阿爹喏……”

最令他牵肠挂肚的，是妻子腹中那个还未出生的婴儿。

他在信中不厌其烦地为妻子出谋划策：““您的分娩地点是三马路（父母住处），比比杨树浦（夫妻租住处）来得好，否则你孤苦伶仃独自在杨树浦，我虽在牢中也放心不下...

一时，他又憧憬未来：“您自己的身体更应保重，因为不久您要做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已经告诉了我的难友们请他们吃红蛋哩！”

可是，想为自己新生的孩子，亲手准备红蛋，都是那么奢望，不可能的了。

六，微笑背后的秘密

1948年6月28日，在上海提蓝桥监狱审判庭，正在审判一位身穿雪白衬衣的年轻人，戴着脚镣，手铐。此时他被两个面孔阴沉的伪警，押解在被告席上，面对法官的无证据指控，神情淡然。

法官最后问他：“王孝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王孝和：“我也有证人在这里。不过，要庭上把手铐开脱一下。”

手铐被打开，王孝和腾出双手，解开衬衣纽扣，拉起背心，露出身上的累累伤口，猛的转过身，面向出庭旁听的记者和群众，大声的说：“这些伤口，都不会说话。可是，它比任何有嘴巴的证人，更有力证明我的《自白书》完全是伪造的，你们是逼供！”

胸前的斑斑血迹，诉说着他遭受的酷刑，记者面对法庭上王孝和突然举动，纷纷举起相机，对着他那些血淋淋的伤口，疯狂拍照。而群众上半身都向前倾，瞪大眼睛看向王孝和千创百孔的伤口。

特刑法庭上法官们，全都慌了手脚，因为所有的指证，此时是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审判长慌慌张张急忙宣读《判决书》：”王孝和连续教唆，意图妨碍勘乱治安未遂，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

看到这样的笑容，你可能很难想象，这是王孝和听到自己被宣判死刑时，在法庭上的表情吧。

在那个照相机还不普及的年代，他留下了数十张照片，而所有的照片都是他张面对死亡，微笑赴死的模样，他的笑容是那么干净，深深感染今天的我们，却震摄着当时在场所有的审判者，

法庭上的角色，似乎颠倒过来了。敌人惶恐而猥琐，“犯人”却从容自若。笑容背后，是对敌人的轻蔑，有对光明的盼望。

曾有记者当场问他：“请问，你对判决有什么异议？”

王孝和语气坚定的说：“我根本不承认这个判决，他们是非法的，从不允许我的律师出庭。”

国民党当局伪审判长宣布：“被告不服本庭判决，可以在10日内上诉。”

忻玉英听到这一审判结果，当场昏倒过去。

她不服，只身一人，怀着身孕在国民党政府门口；在大光明电影院门口闹，在杨树浦发电厂门口闹了三天。

七，各方努力

狱中难友们，听到王孝和的审判结果，纷纷献策。同一狱中的汤景延对王孝和说道：“你要向南京上诉。”王孝和不以为意：“上诉没希望的。”汤景延说:”上诉也是跟敌人斗争一种方式，哪怕失败了，也更暴露他们的残暴，我们目的也就达到了。”

王孝和幡然醒悟：一定要上诉。这成了他首要任务。

与此同时，上海工委派人协助忻玉英去南京上诉，工委甚至发动各界人士，给上海特种高等法庭写抗议信，打抗议电话，要求无罪释放王孝和。

然而到了1948年9月24日，等来的消息是，南京中央法庭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9月27日，即将对王孝和执行死刑的消息，到处传扬开来。忻玉英马上抱着孩子，挺着肚子，带着婆婆到监狱门口闹，围观群众越来越多，造成了监狱门口交通堵塞。

提篮桥监狱的警卫用皮带来抽忻玉英，新闻记者忙围上来拍照，围观群众更是群情激昂：“你们打她干什么，她那么大肚子，还抱着孩子，她又没有犯罪！”

很多人自发赶来，抗议国民党的暴行。特刑庭害怕了，宣布改期执行。

八，最后的要求

9月25日，王孝和自知时日不多了，第一封绝笔信写给难友：

有正义的人士们！祝你们身体健康！为正义而继续斗争下去！前途是光明的！那光明正在向大家招手呢！只待大家努力奋斗！

勉励他们继续为革命、为新中国即将成立而战斗，不要放弃希望！

王孝和写给父母的手稿遗书

9月27日中午，他写下给父母的一封绝笔信：

父母双亲大人：

好容易养到儿迄今，为了儿见到社会之不平，总算没有违背做人的目的，今天完成了我的一生！但愿双亲勿为此而悲痛，因儿虽遭奇冤而此还是光荣的，不能与那些汉奸走狗贪污官吏可比！

瑛，她太苦了，盼双亲视若自己亲女儿，为她择个好的伴侣，只愿她不忘儿，那儿虽在黄泉路上也决不会忘恩的！琴女及未来的孩子佩民，应告诉她们儿是怎样、为什么与世永别的！儿之亡，对儿个人虽是件大事，但对此时此地的社会说来，那又有什么呢！

千千万万有良心有正义人士还活在世上，他们会为儿算这笔血账的。双亲啊！保重身体睁开慧眼等着吧!这不讲理的政府就要垮台了！到那时冤白得申，千万不要忘那杀人魔王，与他算账。

人亡之后，一切应越简越好，好在还有两个弟弟，盼他们也拿儿之事，刻在心头，视瑛如自己姐姐，视两个孩子如自己骨肉，好好地教导他们，为儿雪冤，为儿报血仇！

写妻子的手稿遗书

接着又写下了给妻子的一封绝笔信：

我很感激你，很可怜你，你朝夕为我费尽心血，今天这心血虽不能获得全美，但总算是有收的！

我的冤还未白，而不讲理的特刑庭就决定了我的命运，但愿你勿过悲痛，在这不讲理的世上不是有成千成万的人在为正义而死亡，为正义而子离妻散吗？不要伤心！应好好的保重身体！好好的抚导两个孩子！

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是被谁杀害的！嘱他们刻在心头，切不可忘！对我的双亲你得视自己亲父母一般，如有自己看得中的好人可作为你的伴侣，我决不怪你，而这样我才放心！
但愿你分娩顺利！未来的孩子就唤他叫佩民！身体切切保重，不久就可为我伸冤、报仇！

生死离别之时，给妻子最后一个不容拒绝的要求：找个好人嫁了吧！这样他才安心，不希望妻子后半生没人照应。

九，不能喊的“口号”

如果要说，王孝和慷慨赴死，最憋屈的一件事，就是不能像其他革命烈士那样，在临行前高喊“共产党万岁”！到底怎么回事呢？

原来，王孝和被捕后一直没有承认共产党员的身份，党组织提出，临刑时，不能喊“共产党万岁”口号，这样更能突显敌人的残暴。

给父母妻子写遗书时，也不能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

王孝和也赞同组织的提议：

1，临刑时喊什么口号，都应该从党和同志们的安全，对斗争是否有利出发，不能意气用事。喊了“共产党万岁”，就是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等同給敌人提供了一个线索，让他们进一步迫害同自己往来的人。

2，他是被敌人以“教唆别人破坏发电机”的罪名逮捕的，如果承认是共产党员，群众更容易相信敌人的谣言，对我党不利。

和难友们商议，取得一致意见：临刑时，不喊“共产党万岁”口号。

最后，王孝和望向窗口外蓝蓝的天空，久久才说：“我的生命指日可数了，我仿佛看到，上海的万里晴空，已经飘扬着红旗了。”

十，回头泪目，三枪不死

这张照片是法警押解王孝和，拉向刑场的画面，王孝和并没有慌乱，反而面带微笑，回头似乎在寻找什么。

这是王孝和就义的一个早晨，请记住这一天，1948年9月30，这是一位革命烈士倒在即将全国解放的黎明时刻！

《大公报》的记者冯文冈，看到王孝和回头的动作时，果断按下快门，正好记录了王孝和转头一瞬间的微笑。冯文冈顺着王孝和的视线才注意到，他在寻找自己身怀六甲的妻子忻玉英。

冯文冈是知道的，王孝和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以和妻子一起，安静地等待他们孩子的降生，但他为了革命，不得不割舍这一切，面对死亡，他没有害怕或后悔。

两行热泪从冯文冈眼中流下来，他觉得和眼前这个“死刑犯”相比，自己着实太过渺小。

一路上，王孝和昂首挺胸，高呼：

“冤枉！冤枉！冤枉！”

“特刑庭不讲理！”

“特刑庭乱杀人！”

执行任务的刽子手不知杀了多少人，就是迟迟下不了手，手不停的哆嗦。

第一枪，没打中要害，王孝和没倒下，仍然坐在椅子上。

第二枪，子弹从右耳边擦过。

第三枪，子弹从左耳边擦过。

法警头目眼见几次没成功，上前踢倒王孝和，开了一枪，王孝和英勇就义！时年才24岁！

记者问刽子手为何次次不中，刽子手愧疚的说：““我太同情他了。他一路上讲的道理感动我，我下不了手，却让他受痛苦。我打了三枪，没打准，我的手在颤抖。”

结尾：

王佩民的回信

让我们再来看看王佩民老人，2019年写給父亲王孝和的回信吧：

亲爱的爸爸：
我是在您牺牲以后的三个星期出生的，您在给妈妈的遗书里说，未来的孩子就叫她佩民。

所以，我出生的时候，妈妈哭喊着对天说道，孝和啊，佩民出来了，不知您有没有听到妈妈的呼唤声，亲爱的爸爸，您在我心中既熟悉又陌生，有时候我在想，我真的有过您这样的父亲吗？

我问过母亲，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男人，母亲说，您是穿着灯芯绒夹克，有思想的英俊小伙，是看了一眼便让母亲坠入爱河的有志青年。

爸爸，我一直在寻找您，了解您，理解您，多年的寻找，终于让我有机会可以与您见面了。
在1994年，上海烈士陵园要把烈士墓，搬迁到龙华烈士陵园，我把烈士陵园提出请求，能不能看看您。

记得那一天，天阴沉沉的。风很大，我就站在您的墓旁边，看着石板一点一点地移开，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得厉害，我们就要见面了。女儿我找了您几十年了，我就是你的佩民啊！

你要好好地看看我，等到石板全部移开的时候，我一下子跪在了您的面前，大声地哭喊着，爸爸。你能看见我吗。爸爸，为什么你不能等着我，使我好好地看看你，爸爸，您知道我有多么渴望被您疼，被您爱啊！

爸爸，就差那么几天，你都没有来得及见我一面，我就成了您的遗腹女，我们父女俩就阴阳两隔。

爸爸，只要有机会，我还会找你，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我下辈子我们还要做父女，爸爸，您一定要等我。

您的小女儿佩民。

写于您牺牲后的71年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5月28日，关押在上海提篮监狱的革命人士出狱后的合影，照片上，她们分站两排，喜笑颜开，发自内心的喜悦心情，不言而喻

因为此时上海迎来了解放，她们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革命胜利了，彻底自由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王孝和就能和她们一样，真正的展颜一笑了吧！

为了纪念王孝和烈士,提篮桥监狱处刑场改建为”孝和广场“，至今矗立着王孝和烈士的雕像。

一个个英烈从历史深处走来

我们仿佛同每一位先烈相逢

与他们擦肩而过

从他们伟岸的身躯上

感受到强烈的意志

与他们四目相接

从他们坚定的眼神中

继承着力量

勿忘历史，不负英魂

向烈士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