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乡愁

城市生活的外地人们，你有多少年没有在清明节回乡扫墓了？

我上一次还是在2019年。这天之前，我还是一个金融人。这年3月21日下午，我在江苏淮安谈一笔贷款业务，谈着谈着，手机弹出来一条消息，100公里外的盐城市响水县一座化工厂爆炸，状况惨烈。大家收到消息都沉默了，后面勉强谈完。

一个多小时后，我走出门，春天的阳光都沉闷了许多。刚走到街上，我接到老家堂兄的电话。电话中他泣不成声：快些回来，叔叔死了。

我的叔叔生于1970年，爷爷偷懒，就给他取名刘柒零。刘柒零在老家县城一座名为制药厂实为化工厂的工厂上班，就在响水化工厂爆炸后个把小时，那座工厂也发生了爆炸，当场两死一重伤。刘柒零就是“两死”中的一位，享年49岁。

我赶忙买了车票，连夜到家。首先面对的是谈判，与工厂主和村委——这座工厂建在县城城郊工业园，村支书也参了一股。事情并不复杂，那天下午刘柒零工作的车间锅炉发生问题，刘柒零会技术，凑过去检查，锅炉突然发生爆炸，刘柒零当场被削掉半边脑袋。我没忍心去看视频，小叔叔和堂兄作为代表看了，当场痛哭。

事实清楚，没什么好说的，主要是谈赔偿。谈判期间，去过工厂，各种消息汇拢，我清晰地看到，在那座以成本为导向、以利润为核心的制（化）药（工）厂，发生事故是注定的。工人们去上工，等于是在不甚知情的情况下，去阎王爷面前抓阄。刘柒零同志只是命背……

几天后，谈判结束，清明出殡。化工厂老板赶过来送了5000元帛金。整个谈判期间他都没有现身，他是老板，对迟早出事心知肚明，怕也早有准备。他亲口告诉我们，建这样一个工厂，在他的老家昆山需要三四百亿，在我的老家却只要三四千万——我的家乡和他的家乡相隔不到八百公里，成本相差一千倍。

刘柒零就葬在他的父亲——我的爷爷刘友牙身旁。刘友牙是公社时期的生产队队长，我出生几个月后，他就因久病不治去世。14岁念高中前，年年清明都是大日子，我都要被父亲、叔伯们领着去郑重地扫墓。通常是花上半个钟头把坟头和周边的杂草除干净，然后点上鞭炮，烧上纸钱，坟前撒上白酒，献上艾粿、肉之类的祭品。

父亲、叔伯们说上一些“大家来看你了”“孙子孙女们都长大了”“日子过得还行”之类的话。大家再休息一会儿，分着把祭品吃了，一行人就浩浩荡荡地回家去。

14岁进城读高中后，我就再没有回乡给刘友牙扫过墓了，要不是和亲友们一起，都找不到他老人家的墓了。年年春去秋来，代代奔波谋生，那些过往，逐渐不再重要。

那年清明，我站在刘友牙和刘柒零坟头，望着山坡下的村庄。送葬的亲友们陆续都回去了，他们有的还要回家做饭，有的准备洗漱一下去附近工业园的五金厂、化工厂、锯板厂之类的小厂子加班。

这轰轰烈烈、火急火燎的时代，终究要有无数沉默的人去承担“发展”的成本。我清晰地看到，山坡下的那座村庄，我熟悉的那些人，他们其实有着自己的想法和声音。他们不应该被无视，不应该面目模糊地、无声地被塞进种种宏大。

青山如幕，鸡鸣于埘，炊烟升起，有人在呼唤孩子回家吃饭。一种深埋在血液里的、遥远的乡愁袭来。出走半生，归来早非少年，但孩童时就种在骨子里的那些种子，扒着条缝，就会长出芽。

那片我曾希望逃离的土地，那一个个逐渐陌生的名字，那一个个茫然却鲜活的故事，等着我去记述和开启反思。我选择了退出合伙公司，重新拿起笔。写啊写，走啊走，想啊想的，发现要写的东西、要走的地方、要去反思的事情越来越多。

六年后，就有了这本《大地上的中国》和“乡村三部曲”。

中国人的乡愁，大抵是相通的。

吴核在39岁那年，从新疆某团中校政委的岗位上复员，成了一位音乐人。他出生在一个铁道兵家庭，父母亲跟着部队，部队则跟着铁路延伸，所以他的家也就跟着铁路，修到哪里算哪里。

“所以，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他说。

做了几年音乐后，渐渐有了点名气。由于杭州援疆的缘故，两年前，他被邀请到新安江畔的之江村看看。

这里位于杭州建德市，离千岛湖不远。千岛湖清澈的湖水奔涌而出，流到之江村，遇到一个小小半岛地块的阻碍，拐了个“之”字形大弯，渐渐平缓。

清凉的江水遇上地表更高一点的气温，于是这里常年雾气缭绕，宛若仙境。早在一千多年前，孟浩然路过附近，就写下“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的诗句。

小村三面环江，四围层峦叠嶂，过去交通极为不便。10年前要去村里，更便宜的交通方式还是乘船。五六年前，乡村文旅的春风吹到这里，农民们在地里种上油菜花。清明左右时节，连绵数十公里的油菜花，在青山绿水和白墙黛瓦的村落之间竞相盛放，美得令人惊叹。

又所幸这里离千岛湖等各种景区还有相当距离，交通也不便，没有被过度开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今天去看，水墨般的之江便成了中国人记忆中乡愁的典范，每个到这里的人，心中都会被隐隐触动。

吴核说，一下子，他就看见了心头的那个安放之地。“此心安处是吾乡”，不必再寻了，他看中了一栋半坍塌的夯土房，修复之后，成立了一个国风音乐基地。只是“基地”做着做着，慢慢变了味儿。

他和妻子刘静惊讶地发现，旁边村民宋淑芳的小院，每天都有一些阿姨聚在一起唱歌。唱得多是一些民歌或流行歌曲，唱得不算好，但很认真，风雨无阻。

其中一个阿姨剪了个寸头，满头白发。村里人叫她“舅妈”，70多了，前两年被查出胰腺癌，在杭州化疗了六七次，医生告诉她意义不大了，就选择了回家，坐等最后的日子。“舅妈”不愿意坐等，每天傍晚都来唱歌。

组织唱歌的宋淑芳，在杭州做软装定制生意，丈夫是个警察，女儿也在杭州工作，他们家常年不在村子——这个村庄，原本跟中国常见的僻静村落一样，中青年人纷纷外出做生意、打工，徒留老幼，日渐荒芜。

宋淑芳家的房子，因为常年无人居住，平日黑魆魆的，荒草丛生，屋后的菜园更成了垃圾场，村民们每次路过她家，都赶紧加快脚步。宋淑芳自己，一回家也是赶紧把各个房间的灯光打开，才敢待下来。家园已荒芜如此。

如此，不归便是，城市化便是，毕竟宋淑芳家在杭州、建德都有房子——这或许也是城市化主流的叙事语境。许是年岁大了，许是中国人内心都有的乡愁，宋淑芳和丈夫还是回了老家，慢慢收拾，一趟两趟地回来，拔掉杂草，装上明亮的灯，收拾好菜园种上菜，故乡的农民小“别野”，越来越像个真正的家。

刚回家的那段时间，她经常早上一开院门，就能看到门口放着的新鲜蔬菜。村里人知道她刚回来，担心她家没菜吃，早上摘了菜，就给她带一份。这乡村顺带手的事儿，让久居城市的她重新感受到“家”的温暖。

宋淑芳是从成都外嫁过来的，性格活泼，热爱点文艺。在家时间一长，她就想到唱歌，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妇女汇聚过来，她的院子就成了大家合唱的场所。

阿姨们的歌声简单，纯粹，谈不上技术，很多人字都不认得，更不肖说认谱、搞大合唱。吴核就简单地指导一下她们。他没想到阿姨们学得很快，而且越来越多的阿姨汇聚了过来。一声声的“吴老师”，让他看到了更深层的“被需要”——人的社会价值，往往就起源于这“被需要”。

随着关系的熟络，他家门口，每天早上也开始有很多的新鲜蔬菜。吴核开始邀请阿姨们到他的“国风音乐基地”唱歌、训练，他教得也越来越认真，还为阿姨们专门写了村里的村歌，又手把手教她们合唱。

阿姨合唱团，也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歌之江乡村合唱团。

于是，每天晚饭后和下午，我们在之江村都会看到这样一个景象，很多五六十、六七十岁的阿姨（周末还有七八岁的孩子），匆匆收拾好家里的活计，就陆续赶到一个叫吴核的音乐人的“国风”原创音乐基地。不久歌声响起，有村歌有民歌，一直唱到晚上八九点……

我们的家乡，重新走到了希望的田野上。

吴核的妻子刘静，作为一个新疆城里人，从事的是心理教育工作。她根本受不了江南的潮气，尤其冬天，没有暖气分外难熬，还有夏天的蚊虫、农村的老鼠。她原本很有可能成为吴核驻村搞音乐的一大家庭障碍。

不曾想，两年后，刘老师成了歌之江合唱团的“领队”。吴核主要负责创作和指导，日常、直接的“教练”和陪伴工作，就交给了刘老师。刘老师还要做原本的心理教育工作，就成了基地和合唱团最忙的人。

除了学习唱歌，阿姨们还学起刘老师的衣着、打扮。原本素面朝天、灰头土脸的阿姨，渐渐成了之江村一道亮丽的风景。她们学着刘老师，穿起漂亮的衣服，系起了丝巾，化起了妆。每天傍晚，干完农活、家务活之后，漂漂亮亮地来到吴核的“村风”原创音乐基地，唱起那些快乐的歌儿。

“舅妈”身体依然不太好，唱久了就会疲惫，但她也跟其他阿姨一样，穿起鲜艳的衣服，化着美美的妆，气色越来越好。她唱得开心又认真，是每天雷打不动必到的乡村歌手。更重要的是，城里医院对她的“宣判”，过去好几年了，被她用歌声回击了回去。

宋淑芳在家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去杭州、建德住的时间越来越少。她的丈夫也快退休，渐渐选择一起回乡经营小日子。他们的私家民宿，接待城里朋友、同事介绍的客户，带着他们深度游玩，开得红红火火。而曾经吵着要离婚的城市分居夫妻，在故乡获得了治愈，美满如乡村的清晨。

合唱团的阿姨们，从一开始的不好意思唱、担心唱得不好，到代表村里参加各种表演、汇演，还拿过建德市的奖项。有一段时间，合唱团主要成员去北京旅游，村民们连续几天听不到歌声，都嘟囔着“村子不热闹了，太无聊了”。

而吴核原本计划的“国风”，完全变成了“村风”，他也基本不再提“国风”。他甚至被一些阿姨私下叫作“恩人”。他说，他那原本飘在半空的艺术之路，也终于找回了“乡愁”。

超脱了山水、风景、文脉，他们的乡愁，在之江村重新凝聚、演化……

自晚清开始，中国人用西方主导的现代化重塑了自身两百年，渐渐将乡土、乡愁压抑成劣根性、顽固落后、苦大仇深。

多少年了，中国人一谈起“乡愁”，就自动关联起鲁迅、山药蛋派、黄土地、农民工，满脸沉重。

时至今日，大可不必。今天，我们的国家，原定的“四个现代化”，除了农业现代化还差了点儿，工业、国防、科学技术，早已跻身全球数一数二。国家的现代化，已初步、基本实现。乡村，经过21世纪以来大规模的新农村建设、扶贫攻坚、乡村振兴，也已今非昔比。

比如，另一位接受访问的合唱团成员莲姐说，“吴核老师远道而来都不在乎钱，我们更不在乎钱……以前万元户就了不得，现在村里谁家没个十几万、几十万存款”“我们来唱歌，要的就是开心。我唱得不好听，也不要紧，我敢唱、我快乐就行了”。

这些年，走过许多地方，听过许多声音，发觉现在的乡土、农民，内心需要的，往往是文化。只有文化能凝聚民心，片面谈市场、产业，乡村与城市相比差距依然很大，最终结果，只会为赋新词强说愁，说起乡愁愁更愁。

我的故乡也是如此。她位于赣西北，经济水平相比江浙差之甚远，村里存款几十万的人家和没钱的人家，差不多一半一半，但即便没钱的人家，过得也不水深火热。

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城里和外边打工地的高消费、高支出，而家里就算赚不到什么钱，日子也还平静，要买点什么也还买得起，还方便。

我们对“乡愁”的解读，需要从物质欠缺年代的贫瘠、落后、苦大仇深，演化为乡土、自身文化的回归、探寻和复兴的，“新乡愁”。

一个人能走得快，但要走得远，需要一群人。一家企业、一个团队如此，一个村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在过往那些工业化、城市化轰轰烈烈的年月，有人走了很远，如我做房地产、金融时期的一些领导们、同事们；有人紧赶慢赶地赶着路，如我们80后一代城市中产，还能努力赶上个房地产、资产化红利的尾巴；但更多的人，其实并没有走出多远，比如曾经流行的那句“6亿人月收入也就是1000元”，如注定还要回乡的，几亿农民和农民工。

其实，大多数人，走啊走的，不管走出多远，都注定要回家。尤其在这纷乱的当下。我们对“家”、对故乡的怀念、理解和重塑——就是我们共通的“新乡愁”。

她不能被丢弃，不能被轻视，不应简单标上“想你的风又吹到哪哪哪”，然后拿去卖，也不应动辄大谈文旅、产业化……

因为，她并不遥远。她就深植在我们心中。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珍视。

No.6293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刘子

作者简介：专栏作家，乡村振兴

&县域经济学者，“乡建者小会”发起人

著有《焕新

-刘永好与新希望的40年》等书。

乡村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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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公号：刘子的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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