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巾帼团”抢劫案，其背后隐藏的真相更让人震惊（五）

书接上回。

专案组对孙先生所反映的情况很是重视，于是宋宝道便指派刑警衣福根、许仁俊前往南市找那家国术馆的老板了解杜登高的情况，经过调查得知，那家国术馆1946年就关门了，但国术馆的馆主就在附近住，进一步调查得知，馆主姓查，已经六十多岁，是谭腿高手，是回族人。

　　警察随即约谈了查馆主，据他介绍，杜登高当初是由他的师弟史保纲介绍过来的，原因是杜登高在抗日前线部队为救他负了伤，请师兄照料，为此又给了五十枚大洋后就匆匆开车走了，于是查馆主就收留了杜登高，伤愈后，杜登高就留在国术馆当了一名教头。杜登高在和他闲聊时，说他跟王八妹是同乡，好像还攀着点儿亲戚关系，还有就是杜登高还是青帮弟子，时常有帮会中人来找他。

6月4日，刑警贺德祥、衣福根、许仁俊又前往王八妹老家调查，调查后确定了杜登高确系王八妹的同乡，两家距离只有五里地，不过没有证据表明两家曾有过什么来往。但在老家遇见一个曾给王八妹匪帮烧过饭的厨子提供的消息，抗战期间，他曾亲眼看见杜登高到过王八妹的驻地，是和上海滩的几个青帮人物一起来的，其中有杜月笙的弟子何真新，杜登高的身份应该是随从。

当时，王八妹设便宴款待上海来客，特地请原本不可能与那班青帮客人同桌吃饭的杜登高入席，说杜登高是她的同乡，希望他在上海滩得到大家的关照。刘厨子上菜的时候，正好看到杜登高向王八妹敬过酒。厨子还说王八妹的卫士都是清一色的同乡族亲小辈男子，但贴身勤务兵是四个女性，警察大概其说了一下那三个女盗的体态容貌，厨子表示没有印象。

　　如此一来，专案组认为基本可以排除案犯系王八妹的贴身卫士之说。而怀疑杜登高，是因为他是王八妹的同乡，现在既然三女盗与王八妹无关，那怀疑杜登高的理由就不存在了。

但此时孙先生还提及一个重要情况，他发现最近的几次经常发现杜登高不正常的外出，专案组对此并没有在意，可第二天消息传来，说杜登高被市局政保处刚给抓去了。原因是杜登高涉及了两起抢劫案。宋宝道得知情况后，立刻叫上两个警察前往市局了解情况。

　　原来杜登高的在抗战前参加了汉奸常玉清的黄道会，抗战初期，日本宪兵队即指派黄道会对沪上抗日进步人士进行绑架、暗杀，有人举报杜登高也是参与者之一，经过调查，杜登高说最近的几次外出都是受原来的帮会成员所托，为他们办事，而且都有人证。这样，就基本排除了他的涉案嫌疑。

　　6月6日，专案组再次开会分析案情，可惜却没有任何结果，就在要散会的时候，“巾帼会”又行动了，在提篮桥区公平路上的“第聂伯旅馆”发生持枪抢劫案，据称作案者是三个长得稍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女子！专案组立即前往案发现场听取情况。

　　公平路裕福里弄堂内有一家由原白俄老贵族齐克开的一家“第聂伯旅馆”，旅馆不大，也就七八个房间，很整洁，员工都是齐克的家人担任，这家旅馆小有名气，生意还不错。

　　这天午后，来了一男一女两个旅客，男的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秃子，女的三十岁出头，长的很漂亮，两人要开两个小时是钟点房，按照公安局新颁布的规定，住旅馆开房间，不管是整夜住宿还是临时性的钟点房，都必须出示相关证明，外地来沪出差的，公家单位凭单位证明，私企、店铺则凭本公司（店铺）的盖章证明，个人则凭工作证，没有职业或者无工作证者则须凭户口本或者当地派出所的证明。

可在具体执行中，旅店几乎都不大遵守，白天开钟点房四小时以下的没有证件、证明也没关系，睁一眼闭一眼也就过去了，旅馆业对此的解释是：白天在旅馆待四小时，跟在公共浴室洗澡、茶馆品茗、饭馆用餐是一样的，要证件干什么。

　　这对男女就是在没有出示证件、证明的情况下入住“第聂伯旅馆”的。这种事前台对此再明白不过，这是过来那啥的，旅馆方面绝对没有生意上门往外推的道理，就让他们登记了姓名、住址，然后将其安顿在二楼拐角处的那个房间。老板齐克发现二人留下的姓名是丁嘉桢、封艳娟。以齐克的经验，这必然是假名，不过钱是真的就行。

　　之所以这样安排房间，就是预防有人过来捉奸，因为这道楼梯就设在两家之间的一条只有八十厘米宽的夹道里，出口没有门户，谁都可以上下，但通常并无外人出入——除了旅馆里的那些野鸳鸯偶尔遭遇捉奸时，对每对被安排在二楼的野鸳鸯都要关照一下拐角处那道门的情况，当然不会说“捉奸”，他相信野鸳鸯们的智商，如果这点儿领悟力都没有，还配通奸？后来调查得知，这二位，男的配偶是个富家女，三年前因车祸伤了腰椎，就此卧床不起，女的则是寡妇暗娼。

这在这对野鸳鸯完事之后离开的时候意外还是发生了，二人通奸者虽然没有遇见捉奸的，但遇见了抢劫的了，当时二人准备离开一开门，外面走廊里却一字儿站着三个女子。还是那个套路，为首的那个手持左轮手枪，另外两个端着勃朗宁，三支枪口冷冰冰地对着野鸳鸯，语气也是冷若冰霜：“不许动！举手！转身！进屋靠墙站着！”

　　二人不敢不从命，三个女盗站在两人背后，先命令封艳娟退后两步，然后将其身上的所有首饰——黄金项链、戒指、耳环，连同钱包一并没收，然后又从丁嘉桢身上取下金表、金笔、戒指以及钱包。女盗还在丁嘉桢的钱包里发现空白支票一张、提货单一张，于是就逼着丁嘉桢在支票上写下提取现钞三千万元（相当于现在的3万）。对那纸提货单却还给他。那支开支票又还给他的关勒铭金笔也还给了当事人。

　　接着还是老方式，女盗拿出准备好的绳子，命封艳娟绑住丁嘉桢的手足，又动手把封绑住，将两人捆作一团，撕了两方被单堵住嘴巴。临走时没忘记留下一块六寸见方上面绣着“巾帼团”三个字的人造丝帕，还告诉野鸳鸯她们是双枪王八妹的卫士。女盗离开“第聂伯旅馆”后，直奔附近的外滩银行，顺利提取了支票上开出的三千万元现金。

　　这个案件的案犯特征、作案手法、作案武器等均与之前两起案件相符，提篮桥分局自然将案件交由提篮桥分局、榆林分局联合专案组负责侦查。

组长宋宝道随即跟“第聂伯旅馆”老板齐克进行盘问，随即得知，那个女的真名叫张凤琴，三十三岁，住本市江宁区，系无业寡妇，有两个子女，生活来源除了帮人做做针线活儿挣点儿小钱，暗的就是出卖肉体。那个男的报的也是假名假址，真名叫李贝空，住北站区天目路。

我是清水阿娇，历史的守望者，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