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纪实：迟暮之争——当房产归属缠上赡养义务

引子：一纸诉状，亲情裂痕下的生存之忧

2019年，一份诉状递交到人民法院，将一对母子推向了对簿公堂的境地。原告是年迈的母亲甲，被告是她的亲生儿子乙。诉讼的标的物，是乙名下登记的一套房产——那曾是甲含辛茹苦抚养孙子杨某（乙之子）、安度晚年的家。然而，这起看似突然的房产争议背后，涌动着更深层的情感暗流：甲声称，正是因为儿子乙未能尽到应有的赡养义务，让她晚年生活缺乏保障，才不得不在二十多年后，为这套房产的归属讨个说法。

原告甲的陈述：信任委托、晚年失依与“迟来的真相”

法庭上，甲老太太的声音带着岁月的沧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她诉说着往事：大约在1998年，她用自己出售旧房所得的款项，委托当时值得信赖的儿子乙购买了这套公产房。购房、承租等一切手续，她都放心地交给了乙办理。多年来，她与孙子在此居住，心安理得，一直以为房子登记在自己名下，是自己晚年的依靠。

然而，甲话锋一转，语气中充满了失望与无助。她表示，随着年岁渐长，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本应承担赡养责任的儿子乙却未能给予她足够的生活照料和经济支持，让她感到晚景凄凉。在对未来生活的忧虑中，她想到了这套房产，却意外发现产权证上赫然写着儿子乙的名字。这一发现，叠加长期以来感受到的“赡养缺失”，让她觉得遭到了双重背叛。她认为，乙不仅违背了当初购房时的委托，更在情感和义务上辜负了她。协商无果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居住权和财产权益，也为了给自己困顿的晚年生活寻求一份保障，她最终选择将儿子告上法庭。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甲提交了相关证言、户籍迁移证明，并申请了证人出庭。

被告乙的困境：久远的回忆、产权的现实与亲情的指责

被告席上的乙，面对母亲掺杂着房产争议和赡养指责的控诉，神情复杂。他持有2009年取得的房屋所有权证，这是证明他是合法产权人的最直接证据。他承认，母亲和自己的儿子确实长期居住在此，但这套房子自1997年起就是由他承租，后来也是由他办理了购买产权的手续。对于母亲所述的“委托购房”和“出资”，时隔二十余年，许多细节已模糊不清，他难以提供确凿证据反驳母亲的说法，特别是关于资金来源的自证。如今，母亲的诉讼不仅指向房产，更隐含着对他作为儿子的“失职”指控，这让他在法律和情感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行通律师介入：困境中的策略——聚焦举证责任，剥离情感干扰

乙委托的行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深知此案的复杂性。一方面是时间久远、证据灭失的客观困难，另一方面是亲情伦理与法律规则的交织。律师意识到，虽然赡养问题可能是引发诉讼的导火索，但法庭审理的核心仍是房产确权纠纷。如果被卷入关于赡养问题的道德辩论，将使案件焦点模糊，对乙极为不利。

因此，律师采取了清晰的策略：

1. 坚守法律阵地：强调本案是物权确认纠纷，核心在于证明谁是合法的产权人以及购房事实。
2. 突出举证责任：依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明确指出证明“委托购房”和“甲实际出资”的责任在于原告甲。乙作为登记产权人，其权利具有公示公信力，应受法律初步保护。
3. 申请法院调查：主动申请法院调取房屋的公房交易档案，寻求客观证据还原部分事实。
4. 精准质证：集中力量对甲提交的证据进行有效质证，切断证据与待证事实（委托、出资）之间的关联。

庭审交锋：证据链的缺口与证言的动摇

庭审中，律师严格围绕房产确权展开工作。

• 书证质证：律师指出，甲的户籍迁移证明和居住事实，与房屋产权归属没有必然法律联系；其提供的卖房款项相关证言，也无法直接证明该款项就用于购买涉案房屋。
• 证人质询：面对甲请来的证人，律师通过严谨的发问，着重挖掘证人证言中的不确定性、传闻性以及与核心事实（委托关系、资金交付细节）的脱节之处。律师巧妙地利用证人回答中的犹豫、矛盾和逻辑断裂，削弱了其证言的可信度，使其无法构成支持甲诉请的有力证据。

行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始终将辩论焦点牢牢锁定在甲未能提供充分、直接证据证明其委托购房主张上，成功避免了庭审陷入赡养纠纷的泥沼。

尘埃落定：法律的天平回归证据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甲陈述的购房背景和居住事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其提起诉讼可能与晚年生活保障及对乙履行赡养义务的不满有关，但法律裁判需以证据为依据。甲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乙之间就涉案房屋存在委托购买关系，也未能证明购房款项确系其本人支付。乙作为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其权利应受法律保护。据此，一审法院采纳了辩护律师关于甲举证不能的意见，判决驳回甲的诉讼请求。

甲不服，提起上诉，坚持其主张。二审法院经审理，再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情况，认为甲的上诉理由依旧缺乏足够证据支持，遂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结语：法理与情理的边界

这起案件最终以乙的胜诉落下帷幕。它深刻地揭示了，在法律程序中，无论背后有多少情理交织、恩怨纠葛，最终的裁决必须建立在坚实的证据基础之上。赡养问题虽然可能是点燃这场母子争端的导火索，并为甲的诉讼行为提供了情感和现实层面的解释，但它并不能替代房产确权所需的法律证据。乙的律师通过聚焦核心法律争议、善用举证责任规则和精准质证，成功地在法律框架内维护了委托人的权益。此案也再次提醒人们，家庭内部的财产安排，尤其是涉及重大财产时，明确的书面约定和凭证至关重要。它不仅是对法律的尊重，也是对亲情长远维护的一种方式，能有效避免因记忆模糊、信任破裂或生活变故而引发的纷争。当情理诉求遭遇法理规则时，证据，永远是衡量法律事实的最终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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