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37 年，朔县的秋天来得格外早，二道巷羊沟堰温神父的后院，像是被秋意晕染的老画。高家的五个孩子，正紧紧围在母亲身旁，听她讲述粮店里的趣事。高跃岗苦心经营多年的“恒茂粮店”，在当地颇有名气。柜台上，新收的麦子堆成小山，颗粒饱满；伙计们拨弄着算盘，清脆的珠子声此起彼伏；巷口，邻家新蒸的莜面窝窝香气悠悠飘来，给这个平凡的秋日，添了几分烟火气。
大儿子高义刚满十八岁，亲事定在了田家窑村。东厢房里，红绸包裹的聘礼码得整整齐齐，透着喜庆。二儿子高悦，也和利民堡王家的姑娘定下了婚约。母亲坐在灯下，手指摩挲着布料，仔细琢磨着给两个儿媳准备见面礼。四岁的小儿子高岩，趴在奶娘膝头，眼睛一眨不眨地听着故事，对即将笼罩晋北天空的阴霾，浑然不觉。
大同沦陷的消息，随着秋风悄然传来。起初，街坊们还心存侥幸，觉得日本人打不到这穷乡僻壤。奶娘从高阳坡村匆匆赶来，神色慌张，一把抱起小高岩，就往城外走，嘴里不停念叨：“城里怕是要出事，去村里躲躲，才安稳些。”农历八月二十二，月亮圆满如盘，谁也没想到，两天后的黎明，会被枪炮声无情撕裂。
八月二十四日清晨，第一颗炮弹如惊雷般，落在朔县城墙上。高跃岗听到爆炸声，脸色骤变，带着两个儿子，匆忙闩上院门。可还没等他们喘口气，木门就被刺刀撞得轰然倒地。六个日本士兵端着寒光闪闪的刺刀，气势汹汹地冲进院子。领头的军官，穿着锃亮的皮鞋，一脚碾过门槛，带起一阵尘土。
高家父子三人，连同房东翟魁、翟义仁，被粗暴地推搡到院子里。母亲紧紧搂着十三岁的女儿和九岁的小儿子，躲在灶间。透过窗棂，她惊恐地看见，刺刀尖挑断了高义束发的新红绳。五个人被麻绳反绑着，押出院门。高跃岗最后回头望了一眼西厢房，那里堆着给大儿子准备的喜烛，红蜡油正顺着窗台缓缓往下淌，仿佛在为这个破碎的家哭泣。
三天后，当母亲搀扶着孩子们，踏过满街的瓦砾时，南城壕的血腥气扑面而来，弥漫到三条街外。壕沟里，层层叠叠的尸首堆积如山，宛如被暴雨打落的梨树枝。有的脖颈缠着铁丝，有的手指深深抠进冻土，仿佛在诉说着生命最后的挣扎。母亲强忍着悲痛，脱下蓝布衫，裹住口鼻，在腐臭中，一寸一寸翻找着熟悉的面孔。她终于认出了丈夫，那件靛青长衫的右襟，还别着粮店的铜钥匙，可头颅已被削去半边，惨不忍睹。两个儿子的踪迹，却永远消失在这两千多具尸骸里。
时光匆匆，八年过去，日军投降了。但南城壕的累累白骨，早已被黄土掩埋。那些少年们未及穿上的喜服，没来得及给新媳妇戴上的银镯子，都成了朔州城墙上，一道永远无法抹去的血痕。粮店的库房，被洗劫一空。算盘珠子散落一地，混在血泊之中，仿佛在无声地控诉着侵略者的暴行。
母亲变卖了最后一只银簪，带着三个孩子，搬进了南阜民巷的舅妈家。寄人篱下的日子，充满了艰辛。九岁的三哥，常常蹲在巷口，捡煤核补贴家用。姐姐用嫁妆布料，改了七八件夹袄，上面补丁摞补丁。每到清明，母亲就带着高岩，去南城壕烧纸。可那里连个祭拜的坟头都没有，纸钱灰被风卷着，飘飘荡荡，落在当年捆人的铁丝网上，仿佛是亲人未散的冤魂。
七十年的光阴，如白驹过隙。当年的血腥壕沟，早已被填平，建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九旬高龄的高岩，回忆起往事，浑浊的眼里，老人颤巍巍地指向窗外，新城区的霓虹灯下，当年母亲翻找尸首的地方，如今开着一家婚庆店。玻璃橱窗里，大红喜字亮得刺眼，与那段黑暗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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